关于江青到人民日报社安排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事，历史史料与一些重要当事人的回忆不太一致。“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与“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于1967年出版的《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中记载说：“9月，毛主席看到《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后，给以极大的重视和支持。九月中旬一天下午，江青同志亲自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找来周扬、邓拓、林默涵、邵荃麟、冯雪峰、何其芳等人，说明毛主席很重视这篇文章。她提出《人民日报》应该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周扬、邓拓一伙竟然以‘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种种理由，拒绝在《人民日报》转载，只允许在《文艺报》转载，竟敢公然抗拒毛主席指示，保护资产阶级‘权威’。”从现存的各种史料来判断，江青曾为此事到人民日报社去过两次：第一次是在9月中旬，她直接找了邓拓，并未找周扬等人；第二次则是在9月底或10月初。当时，《人民日报》在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排出小样后，却又因为周扬的反对而中止转载，因此江青为此再到人民日报社，召集周扬等人开会交涉此事，结果再次遭到拒绝。此处所说“九月中旬”，时间上是对的，但却将江青两次到人民日报社的事情混为一谈了。据蓝翎在《龙卷风》中的回忆，他第一次被邓拓找去，是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据查为十八日）”，证明邓拓在找蓝翎之前江青已经到人民日报社找过邓拓。而邓拓在约见蓝翎之后，又让他第二天（星期天）找到李希凡，然后二人一起去了报社。星期一，他们两人便动手修改文章，星期四上午修改完毕并交给报社，星期五即校对了修改稿的小样，但《人民日报》却没有登载，后来才由《文艺报》转载此文，这便是周扬等人搞了折中方案的结果，也证明第一次周扬等人并不在场。而江青之所以再次到人民日报社去召集周扬等人开会，也是为周扬等人做出的决定（《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不在《人民日报》转载，而由《文艺报》转载）来进行交涉。周扬等人所说“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等话，便是在江青第二次到人民日报社时说的。
此外，关于江青第二次到人民日报社召集周扬等人开会的具体时间及与会人员，史料记载与一些重要当事人的回忆也不太一致。据李辉的《往事苍老》记载，他在采访袁鹰时，袁鹰曾说：“我最早感到江青的影响，是在1954年批判《红楼梦研究》期间。开始隐隐约约听说有两篇文章引起注意，有问题要批判。10月中旬，听说江青来报社开过会，有周扬、邓拓、林默涵、林淡秋、袁水拍参加。江青带来毛主席意见，但还没有拿信来。周扬在会上认为不宜在《人民日报》发表，分量太重，报纸版面也不多，还是作为学术问题好，江青就把这样的意见带回去，那时方针已定，他的意图不仅不会采纳，反而引来严厉批评。”在此，袁鹰所说“10月中旬”云云，显然与史实不符。前引蓝翎等人的回忆即可说明问题。另外，《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已于10月初在《文艺报》第18期转载，《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也已于10月10日在《光明日报》发表，证明在此之前，江青早已与周扬等人交涉过此事。文章都已经在《文艺报》转载了，江青“10月中旬”再去《人民日报》交涉，就与历史史实不相符了。
那么，由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在《人民日报》转载的事情搁浅，江青不得不再次来到人民日报社进行交涉。也许是江青事先打电话询问过邓拓，得知了《人民日报》之所以胆敢不转载她推荐的文章，乃是因为周扬的反对，所以这次特意把周扬等人找来开会；或许是邓拓得知江青要来兴师问罪，害怕自己承受不了她的巨大压力，所以赶紧把周扬等人请到了人民日报社。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这次来了不少人。据史料记载，除《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副总编辑林淡秋之外，其他还有周扬、林默涵、邵荃麟、袁水拍、冯雪峰、何其芳等人。时间是在1954年的9月下旬。
据《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中的记载可知，在这次小型的谈判会上，面对气势汹汹前来兴师问罪的江青，周扬等人早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们坚持原则，统一行动，毫不妥协。这次他们反对《人民日报》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的理由，除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所说的“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周扬认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很粗糙”，作者的态度也不好；林默涵、何其芳则说，这篇文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
据一些与周扬熟悉的人回忆说，周扬历来对毛泽东都是非常尊重的，对他的指示也是一贯地绝对服从，但这次为什么却又胆敢抗拒呢？除了周扬确实是在坚持原则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江青两次到人民日报社去，都没有带上毛泽东写的信或者字条，只是口头传达指示，而周扬等人又“搞不清是毛主席的意见还是她个人的意见”，所以还是“只能按组织原则办”，如此一来，就不仅仅得罪了江青，而且也激怒了毛泽东。
那么，毛泽东既然有意要利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却为何又不写封信让江青带到人民日报社去呢？可能一来他觉得这只是一桩小事，由江青出马去打个招呼，在《人民日报》转载当不成问题；二来出于种种考虑，他还不想一开始就参与这场运动，待到文章转载以后，再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引导；三是当时他确实太忙，因为就在这段日子里，亦即9月15日至9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在北京召开。相比而言，这次大会才是他所要做的头等大事，其他事情，包括这样的“小事”，他当然也就顾不上了。
江青是以问罪之师的身份带着怒火到人民日报社去跟周扬等人交涉的，她在当时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她在交涉时必然采取咄咄逼人的气势。然而，周扬等人的“不给面子”，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也导致了她的愤怒的火焰达到了极限。最后，她只能强忍着难以遏制的满腔怒火离开人民日报社。因此，她在见到毛泽东之后，必然会添油加醋地将周扬等人的态度和话语复述一番，并将在自己胸中熊熊燃烧的怒火再引发到毛泽东身上，这自然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后来，《文艺报》又转载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且冯雪峰还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在文章前面加了一个“编者按”；而李希凡、蓝翎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也在10月10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出来，并且《光明日报》居然还跟着《文艺报》学，也在文章的前面加了一个“编者按”。周扬等人这种本来十分正常的举动，却在将他们带入一个非常难过的“多事之秋”的同时，也为引燃这场大批判运动的熊熊烈火增加了更多的火药。
在此我们不妨作这样的假设：倘若江青带着《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来到人民日报社找到邓拓之后，邓拓不征求周扬的意见而直接将这篇文章转载，这场运动会不会避免？回答恐怕仍然是否定的。因为江青看重《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并提出要在《人民日报》转载，并不仅仅是真正赏识这篇文章，她的主要目的，还是想利用这篇文章的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说白了，也就是想借机引发一场批判运动。因此，自从江青产生这一想法并付诸行动时起，即使不发生周扬阻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在《人民日报》转载的事情，这场运动的爆发也已不可避免。
也许有人会说，笔者在此是自相矛盾的：既然在江青与周扬为此事而发生直接冲突之前，这场运动的爆发便已不可避免，怎么又说这是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直接导致的一种结果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还需回到周扬对周迈所说的那一番话上来。江青在中宣部“有时发表意见口气很大”，周扬等人又“搞不清是毛主席的意见还是她个人的意见”，所以他们“只能按组织原则办，不能听她的”。这种坚持原则的做法，自然会使江青对周扬怀恨在心，并在办理与周扬有关的事情时也尽可能地避开他，以免受到阻挠。当时《人民日报》的文艺组主要由中宣部文艺处领导，在中宣部工作的江青明明知道这一事实却不找分管文艺处的周扬转达毛泽东的指示，反而直接跑到人民日报社去找邓拓，正是她痛恨周扬并试图避开周扬以达到预期目的而采取的一种不正常的行动。而周扬得知此事后表示反对且最终达成妥协在《文艺报》转载，除了表面上是在坚持原则的理由之外，潜意识里是否还有一种对江青绕开自己“假传圣旨”的抵制和报复？也正是由于他们之间长期以来的彼此摩擦，最终演化为直接的面对面的矛盾冲突，才导致了这场运动的快速爆发并使之扩大了范围。如果江青的意图不被周扬等人阻挠，那么由此而引发的批判运动也许不会形成后来那样大的规模。最起码的一点，《文艺报》及冯雪峰等人是不会受到连累的。
实际上，在建国后发生的两次运动中，周扬和江青之间都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矛盾冲突。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开展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批判运动。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思想运动中，江青出尽了风头也尝到了甜头：她率领由文化部和人民日报社组织的“武训历史调查团”，威风凛凛地开赴山东，在堂邑、临清、馆陶等地进行了二十多天的调查以后，《人民日报》便连续发表了该“调查团”撰写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岂料就在江青正要将这场运动继续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的时候，周扬却迫不及待地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一文，在为这场运动做出总结的同时也画上了一个句号。前线的大将正将战鼓擂得震天响，后方的元帅却敲起了收兵的铜锣，这自然让还没有出够风头的江青大感恼怒，也自然而然地导致了毛泽东对周扬乃至文化界的不满情绪。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这场运动，也是因为对文化界尤其是文化界领导人的不满所致。在他亲自撰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中，他说：“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一句句充满愤激之情的言辞，携带着势不可挡的巨大冲击力，击向令他感到强烈不满的文艺界及其领导人。
周扬应该明白这场运动的性质，也知道这场运动对自己带来的巨大压力。即使毛泽东没有点名批评周扬，但他对文化界的不满实际上主要也是对周扬的不满，因为他是文化界的主要领导。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周扬还是匆忙地鸣金收兵结束了这场战斗。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周扬不愿意用运动的形式来解决思想领域的问题之外，深层的因素恐怕还有一些。须知，在这场运动中，不仅他自己间接地受到了批评，他的一位好友——“四条汉子”之一的夏衍，也在上海受到了直接冲击。出于一种对自己甚至对夏衍的保护意识，周扬也自然要尽快地结束这场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