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时期，曾接到一些朋友和年青同志的来信，向我索取曹禺早期创作的篇目，或探询有关的问题。这样，就促使我写一篇关于曹禺早期创作的文章，一方面是介绍；一方面也谈谈我的看法。
一
在我撰写《曹禺剧作论》时，我曾把我发现的曹禺的两篇早期诗作《四月梢，我送别一个美丽的行人》和《南风曲》作了评介。后来，我又陆陆续续地发现曹禺的一篇小说《今宵酒醒何处？》；诗三首《林中》、《“菊”、“酒”、“西风”》、《不久长，不久长》；杂文一篇，名《杂感》；改译剧作两部，《冬夜》和《太太》；此外还有他翻译的莫泊桑的两篇小说《一个独身者的零零碎碎》和《房东太太》。
二
先介绍一下他创作的短篇小说《今宵酒醒何处》。这篇小说刊登在天津出版的《庸报》副刊《玄背》上。时间是一九二六年九月。《玄背》每周出一次，共出二十六期。曹禺的小说从第六期开始连载到第十期刊完。遗憾的是，其中缺一期，遍查京津沪等地主要图书馆都未能查到。
一般研究者都以为万家宝第一次用曹禺的笔名发表的作品是《雷雨》，现在看来就不对了。《今宵酒醒何处》就是用“曹禺”的笔名发表的。是不是第一次用这个笔名，目前尚不能断定；但却是目前发现最早用曹禺作笔名的作品了。
为什么曹禺要写这篇小说，又为什么把它发表在《庸报》副刊《玄背》上呢？这里还有一段故实。据曹禺同志对我说，那时他演新剧是入了迷的，但是，他不只想演剧，还总想写点什么。有几个要好的同学经常在一起谈文学创作，便想办一个文学刊物。其中一位同学和《庸报》的副刊文学编辑王希仁很熟，于是便决定办《玄背》。曹禺对新文学是很迷恋的，他很早就读过鲁迅的《呐喊》、郭沫若的《女神》。他读《语丝》、《创造》、《小说月报》等新文学期刊，他对新文学的热衷和喜爱远远超过了外国文学和古典文学。他曾经说：易卜生的作品“无论如何不能使我像读‘五四’时期作家作品一样的喜爱。大约因为国情不同，时代也不一样吧。甚至像读了《官场现形记》一类清末谴责小说，都使我的血沸腾起来要和旧势力拼杀一下，但易卜生却不能那样激动我！”（颜振奋：《曹禺创作生活片断》，《剧本》1957年第7期）恐怕最使人感到兴趣的，是在新文学作家中最能引起他的兴趣和崇拜的是郁达夫。曹禺说，他为郁达夫的《沉沦》集迷住了，他和他的同学都很崇拜郁达夫，敬仰郁达夫，正是在郁达夫小说的影响下，他写了小说《今宵酒醒何处》。
据曹禺同志说，他写《今宵酒醒何处》，是借柳永的词来抒发他的感情。这篇小说是全然按照郁达夫那种感伤浪漫主义的情调和模式来写的。小说写的是青年恋爱的故事。男主人公夏震同梅璇小姐相爱了，正当他们情爱甚笃的时候，便遇到了波折。梅璇的叔父从中作梗，不同意梅璇和夏震相爱。梅璇叔父之所以持反对态度，是因为一个名叫野村三郎的日本贵族青年，他看上了梅璇，他要把梅璇从夏震那里夺来，便借着他父亲是日本显赫贵族的权势对梅的叔父施加影响。梅的叔父是个势利小人，为了巴结野村三郎，便听信他的挑拨，也不顾野村三郎是个有妇之夫，便执意把侄女嫁给野村，逼着梅璇同夏震断绝来往。在这种高压之下，梅璇被迫同夏震分手。梅璇并非要和野村要好，而是以此作为权宜之计，先应付野村三郎一下。可是，夏震却以为梅璇和野村三郎真的要好了，便以为梅璇见异思迁，背弃爱情誓盟，从而陷入无量的愁苦哀伤之中。为了消愁排闷，便到妓院里去厮混度日，颓废感伤之情无以复加。这种忧伤之情在写给他的好友文伟的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构成了小说的感情基调。他在信中说：“我的心身日益萧索，长日昏噩噩地，饮酒凄闷，到荡妇窝里，胡闹也是凄闷，终日觉得空虚落漠，不知怎样是好。”他在一首诗中，诅咒“人类本是残酷无知蠢物”，他要“今朝有酒今朝醉”，小说的结局，是在文伟的暗中帮助和安排下，当夏震乘船要回B地时，梅璇又突然出现在船上。他们终于解除了误会，倾诉着分离之苦情。按理说，在这喜重逢中，应使夏震感到高兴；但是，这并不能使他的心灵创伤得以愈合，相反却更是心境漠然，便脱口说出柳永的词句：“多情自古伤别离，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说着眼泪黯然坠了下来。这结束仍然是凄楚伤感的调子。
看看郁达夫的小说，还有创造社其他作家写的小说，就觉得《今宵酒醒何处？》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我以为曹禺早期是写诗、写剧，还是写小说，这并不特别重要；但对他如此热衷郁达夫的小说，以及喜欢郭沫若的《女神》，却是应当给予足够重视的地方。一些研究者都以为曹禺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但是，从他早期的文学倾向来看，他对浪漫主义，特别是感伤浪漫主义是曾有一度热烈追求和向往的。早期作家的美学追求和倾向并不一定在他后来的创作中原封不动地保持下来，但它却是未来创作美学倾向的基因，这是任何作家的创作实践都证明了的。而这点恰是应当加以研究的。像《今宵酒醒何处》，作为一篇小说，它的技巧并不高明，有着明显的模仿的印痕，但是，这篇小说对抒情性的追求，对感伤诗意的表现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对郁达夫作品的倾慕，也并非是曹禺故作多情，他那种自幼便失去了亲生母亲而带来的忧郁和苦闷，以及家里令人窒息的环境造成他内心的孤独感和苦闷，这种情性都可能使他更接近郁达夫，更接近郁达夫那种感伤浪漫的情调。
创造社的浪漫主义是以主情主义为特色的，无论他们写诗写小说还是写戏剧，都把自我抒情放到重要位置上。郁达夫在他的《诗论》中就说：“诗的实质全在感情”，而文学的本质也“全在感情”的。正是在这点上，曹禺的早期创作接受了以郁达夫为代表的创造社作家的影响。
三
《玄背》的同人都崇拜郁达夫，《玄背》创刊不久，他们便把《玄背》寄给郁达夫，并写信给他，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和指导。当时，正在广州的郁达夫，接到《玄背》同人的信，很快便复信了。曹禺回忆说，当他们收到这封回信时，心情是十分兴奋的，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他以为郁达夫的来信对他这样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来说是太重要了。在他的心目中，郁达夫是大作家，能给他们来信，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这在他未来的创作道路上无疑是起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的。他们是那样兴奋，很快便把郁达夫的信发表在《玄背》上。郁达夫这封信可算是他一篇重要的佚文，不妨也照录下来：
玄背社诸君：
记得今年的四五月里，你们忽而寄来了几张刊物，题名《玄背》。我当时读了，就感到一阵清新的感觉。举例来说，就譬如当首夏困人的午后，想睡又睡不得，想不睡又支不住的时候，忽而吃一个未熟的青梅样子。这时候我的身体不好，虽则说是在广州广东大学教书，然而实际上一礼拜只上三点钟课，其余的工夫，都消磨在床上横躺着养病。因此，从前接手做的事情，都交出去托别人办了，第一，那个创造月刊，就在那时交给了仿吾。一两个月之后，接到了北京的信，说我的宠儿病了。匆匆赶到北京，他的小生命，早已成了泥土。暑假三个月，优处北京，只和我的女人，在悲哀里度日，旁的事情，一点也没有干。
这一回到广州，是在阳历的十月底，未到之前，先有一大堆书件报纸，在广大宿舍里候我了。打开来看时，中间也有你们的《玄背》（系和《庸报》一道寄给我的），接着又见了你们的信。
读了你们的信，才想起当时想和你们交换广告的事情来。这事情实在是我的疏忽。当时交原稿（《创造》第三期）给仿吾时，没有提出来说个明白，所以变成了欺骗你们的样子。现在《创造》月刊，又归我编了。在第六期的后面，当然可以把《玄背》介绍给大家。虽然介绍的方式，还不能预先告诉你们。但是在过去三四个月里，却使你们太失望了，这一点是我的疏忽，请你们恕我。
现在上海北京，有许多同《玄背》一样的刊物问世，它们的同人，都是新进的很有勇气的作者。可是有一点，却是容易使人感到不快的，就是这一种刊物的通病，狂犬似的没有理由的乱骂。骂人，本来不是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现在的中国。
我的朋友成仿吾也喜欢骂人，可是他骂的时候，态度却很光明磊落，而对于所骂的事实，言语也有分寸。第一，他骂的时候，动机是在望被骂者的改善，并非是在尖酸刻薄的挖苦，或故意在破坏被骂者的名誉。第二，他骂的，都是关于艺术和思想的根本大问题，决不是在报雎眦之仇，或寻一时之快。
你们的小刊物上，也有几处骂人的地方，我觉得态度都和仿吾的骂人一样，是光明磊落，不失分寸的。这一点就是在头上说过，《玄背》使我感到清新的一个最大原因。以后我还希望你们能够持续这一种正大的态度，对恶势力，应该加以十足的攻击，而对于不甚十分重要的个人私事，或与己辈虽有歧异而志趣相同的同志，断不可痛诋恶骂，致染中国“文人相轻”的恶习。现在交通不便，政局混沌，这一封信，不知道要什么时候能够寄到天津，并且收信到日，更不知你们的《玄背》，是否在依旧出版。总之，我希望你们同志诸君，也能够不屈不挠地奋斗，能够继续作一步打倒恶势力阻止开倒车的功夫。
达夫寄自广州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夜
（《玄背》第16期）
从这封信可知郁达夫和《玄背》以及和曹禺的某些历史联系。这点，还是过去很少为人道及的。曹禺和朋友们办《玄背》，也并非把文学当成儿戏，他们自称是“不受天命”的青年，他们“感到周遭一切恶势力的压迫，既没有十足的权威来发一道命令去禁止它们的侵袭，又不能像屠夫刀下的羔羊似的战栗着讲‘服从’的大道理，只得几个人结合起来，硬着头皮去碰恶势力的铁钉子，碰死了也是一个勇敢的死鬼，碰不死就拼上了这条不值钱的命还是跟它碰，早晚总有一个胜负的日子。”（蓬西：《郁达夫致＜玄背＞诸君信·附言》，《玄背》第16期。）当郁达夫指出《玄背》使人感到“清新”时，就使他们特别感到慰安了，更激起他们要“像郁达夫先生希望那样，‘不屈不挠’的干去”。
无疑，曹禺也在同郁达夫的交往中得到信心和力量。我们还不能查找出《玄背》中是否有曹禺写的“骂人”的文章，但郁达夫那种鼓励他们对恶势力“应该加以十足的攻击”的话，是对曹禺有影响的。这点，从曹禺写的《杂感》一文可看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