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汽油马车”是底特律的第一辆汽车，也是很长时间以来唯一的一辆汽车。它被别人认为是令人讨厌的东西，因为它总是发出很大的响声，惊吓其他的马匹，而且它也时常堵塞道路交通。当我把它停在镇上的什么地方，而再要把它开走时，它的周围必定会有一大群围观的人。即使我把它仅仅停留几分钟，一些好奇的人也总是想去开动它。后来，我就带上一条链子，不管把它停在什么地方，我都用链子把它锁在电线杆上。
随后不久，警察就来找我麻烦了，我还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在我的印象中，那时候还没有交通工具限速方面的法律。但他们声称不管怎样，我得首先从市长那儿得到特别的许可才行。因而在一段时间里，我曾经是美国唯一持有执照的司机。
在1895年—1896年期间，我开着那辆汽车跑了大约有1000英里。然后，我以200美元的价格把它卖给了底特律的查尔斯·安斯利。这也是我的第一笔汽车交易。
当然，我造这辆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出售，而是为了进行实验，因为我想造一辆新车。既然安斯利想买，而我又需要这笔钱，于是我们很快谈好了价格。
然而，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制造汽车不是我所想要的。我希望能进行大批量的汽车生产，但在此之前，我得生产一些其他的东西——毕竟过于匆忙将会导致得不偿失。
在1896年，我开始制造我的第二辆汽车。它和第一辆汽车很像，只是重量更轻一些，它同样是靠传送带进行驱动的。直到后来我才放弃使用传送带，其实除了很热的天气外，传送带还是很好的——这也正是后来我采用齿轮的原因。从这辆车的制造上，我又学到了很多东西。
那时候美国以及外国的很多人也在设法制造汽车。1895年，我听说有一辆德国来的奔驰车，在纽约的马西商店里展览。我专程跑去看了，结果发现它根本就不值得看。
它也使用传送带驱动，但重量却比我的车重多了。我一直都在为使汽车更轻便而努力，而那些外国制造者似乎没有认识到轻便的意义。
在我的家庭车间里，我制造出了3辆汽车，它们在底特律行驶了多年。我仍然拥有我所制造的第一辆车——因为几年之后，我又把它从别人那里买了回来——安斯利先生把汽车卖给了另外一个人。我仅花了100美元。
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仍然保留了在电气公司的工作，月薪渐渐提升为125美元，并且成了总工程师。但是我的内燃机实验并没有得到公司董事长的欣赏，就如同我的父亲不欣赏我的机械才能一样。
我的雇主并不反对我做实验，而只是反对做内燃机实验。现在他的声音还时常在我耳边回响：“电力，是的，将来的世界是电力的世界。但气体——却不是！”
他的怀疑主义——用中性的词来讲——是有一定根据的。实际上，还没有人对未来的内燃机有最准确的概念。我们正处于伟大的电力世界发展的前沿。一些相对激进的观点认为，通过电力所能做到的远比我们今天知道的要多得多。
我看不出如何利用电力来帮助我达到我的实验目的。即使架设空中电线更便宜一些，但也没有办法用它来驱动汽车运行，因为没有适当重量的蓄电池能用于汽车。一辆电车就有很多受限制的地方，包括与它所产生的动力成比例的大型电动设备。
我在此并不是说电力不行，但是我们还没有开始使用电力。我认为电力有电力的好处，内燃机有内燃机的优势。任何一项都不能代替另一项——这一点是非常肯定的。
我拥有了那台我曾经在底特律爱迪生公司掌管的电机。当我们开始建设位于加拿大的电厂时，我把它买了回来——它被电厂卖给了一座办公大楼。对其进行稍微修理之后便可使用，几年来它在加拿大电厂中运转得非常好。
由于企业的发展，我们需要建立新的电站，我把这台老马达放进了我的博物馆——狄尔波恩的一间屋子，这里面装满了很多珍宝般的机械零件。
爱迪生公司想提升我为公司总监，但前提条件是我必须放弃内燃机的研究设计，把精力投入到他们认为真正有用的方面。于是我必须在汽车和工作之间做出选择。
我选择了汽车，放弃了工作，实际上这没什么必要去选择，因为我已经知道汽车的研制肯定会成功的。我在1899年8月15日提出了辞职，全身心地投入于汽车制造事业中。
对我来说，这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次选择。因为我并没有多少积蓄，除了平时的生活费之外，其他钱全都用在了汽车实验之中。然而我的妻子不同意我放弃汽车事业——我们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人们也并没有产生对汽车的需求——在新产品产生之前，从未有过对新产品的需求。汽车被人们接受就有点像最近我们接受飞机一样。
开始，“不用马拉的车”被认为只不过是异想天开而已，很多聪明人还特别地做出解释，认为它只不过是一个玩笑。没有一个有钱人想过它将来会具有商业价值。
无法想像为什么每一种新的交通工具在开始时，都会遇到这么多的反对之声。甚至今天还有一些人摇着头，批判汽车的奢侈，不太情愿地承认汽车的用途。
在最初，几乎没有人能看到汽车业可以成为产业中的一大部分——最乐观的人也只是希望能生产出一种自行车的“亲戚”。当人们发现汽车真的能跑，制造者们在制造汽车时，最大的好奇就在于想知道哪辆车跑得最快。这种赛车的想法是奇怪的，然而又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
我从未考虑过赛车的事情，但公众却把汽车看成一个快速的玩具，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因此后来我们也开始赛车了。
起初的汽车工业被这种赛车行为拖了后腿，因为制造者的注意力被引到如何制造速度更快的车，而并不是更好的车。这是投机者耍的伎俩。
一群投机者开始动起了脑筋，当我一离开电力公司时，底特律汽车公司便开始开发我的汽车项目。
我作为总工程师，手头有少量的货物。在3年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制造一些和我的第一辆车相同的车。但我们卖掉的车很少，因此我几乎得不到经济援助，用来制造更好的可以大量销售给公众的车。
整个计划就是依照订单来制造，尽量从每一辆车上获得最高的价格。当时，主要的想法似乎就是为了挣钱。
除了机械制造方面之外，我没有别的权力。很快我就发现这家公司不是实现我的理想的场所，而只是一种挣钱的工具——而且也没有挣到多少钱。于是在1902年3月，我便辞职了，决心再不受别人的指挥和命令。
底特律汽车公司后来成为凯迪拉克公司，公司由里兰德所有，后来他也加入了汽车行业。
我租了一个店铺——它位于公园村81号，是一座只有一层的砖棚——在那里继续我的实验，并想看清楚工商业到底是什么。我想它肯定和我的第一次冒险所证明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从1902年到福特汽车公司成立，有一年时间，实际上这一年是进行调查研究的一年。
在我那个小小的店铺里，我努力工作，开发了4个汽缸的发动机。在外面时，我便试图发现工商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看看它是不是像我从第一次短短的经验中所感受到的那样，必定是自私自利的搜刮金钱的手段。
从我上面已讲的第一辆汽车，到我的公司成立，我一共制造了25辆汽车，其中19辆或20辆是在底特律汽车公司制造的。汽车的发展之路已经走过了它的最初阶段。
在这一阶段，汽车从仅仅能走，发展到了具有高速度的阶段。克利兰德的亚历山大·温顿——温顿车的创造者，那时他是全国的赛车冠军——表示愿意接受所有挑战者的挑战。于是我设计了一台比以前更简便的双缸密封式发动机。
我把这台发动机装进底盘架上，突然发现我的汽车也能获得快的速度，便安排了一场和温顿车的比赛。我们在底特律的克罗斯颠的车道上举行了比赛。
最终我击败了他。这是我第一次赛车，而它也带来了人们唯一愿意看的广告。
除非汽车的速度快，除非它能够击败其他的赛车，否则公众对它会不屑一顾。这促使我产生了想制造出世界上最快的汽车的野心，促使我设法造出四缸发动机。但这是以后的事了。
在商业运作中，最令人吃惊的方面是，大量的注意力都是针对金钱的，只有少量的注意力是用于服务。但我认为这是和自然规律相反的。自然规律中，金钱应该是作为劳动的结果，不能是在劳动之前。
商业运行中的第二个方面是，只要能把一件事做好，能挣钱就可以，而对更好的生产方式却抱着普遍的冷漠态度。
换句话说就是，一件物品被生产出来，并不是考虑它能为大众提供多大的服务，而主要看它能挣多少钱——因而对于顾客是否满意产品并不会特别在意，只要能把东西卖出去就万事大吉了。
一个对产品不满意的顾客，商家不仅不认为他的信任被自己辜负了，反而是把他当作讨厌的人，或者是将他当作榨取二次金钱的来源——本来在第一次时就该把工作做好的。
比如，汽车一旦被卖出之后，商家就不关心它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也不关心它每跑一英里会耗掉多少汽油，它确实能提供怎样的服务也不重要。如果它被损坏了，需要更换零部件，那么这只是购车人自己倒霉。
这种理论会导致人们进一步认为，以最高的价格卖零件是一桩好生意，因为既然顾客已经买车了，他需要汽车的零件，就会愿意为此付钱。因此，汽车业的发展并不是建立在诚实的基础之上，而且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它也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其他的行业也是如此。
也许人们还记得，曾经有过一段时期，很多公司是在金融界的支撑、扶持下才得以维生的。那些从前只局限于铁路行业的银行家，也开始关注工业了。
那时候，我的想法和现在一样，认为如果一个人把他的工作做好，他就会为此而获得好的回报，因而利润和资金方面的支持也就会滚滚而来；一个企业应该从低起点起步，不断地巩固自身的所得，并逐渐发展壮大。如果企业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收获，那么这便是向其企业主表明，他是在浪费时间，因为他并不属于这一行业。
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些看法，但我发现这种认为把工作做好，就可以从中获取所得的简单想法，对于现代企业来说不太适合。
那时候，最好的企业计划是一开始便尽可能地争取最多的资本，然后是尽量地出售企业的全部股票和债券。在扣除股票和债券销售的费用、宣传费以及其他各种开销之后，剩下的钱便是企业的利润。而且一个好的企业就是其股票和债券能以最高价并且是大量出售的企业，因而在企业发展中重要的是股票和债券，而不是工作。好的企业不是指那些工作做得很好、能挣得公平利润的企业。
我不知道一家新企业或旧企业怎么能一方面希望获得最大的股票和债券利润，另一方面又能以公平的价格出售产品，我从未弄懂过这一点。我一直弄不清是根据什么理论，认为给企业投资金钱之后，就可以向其收取利润。
那些自称是金融家的人说，他们的钱值6%或5%或百分之多少的利息。如果一个人向某企业投资了10万美元，那么这个投资者便有权利向企业要求一笔收益，因为如果他不把钱投入企业中，而是存入银行或保险公司的话，他就能得到一定的利息。因此，他们认为从企业的运行费用中抽取一部分适当的收益是这笔钱应得的利息。这种想法是造成很多商业失败的根本原因。
金钱本身并没有一个特别的价格，而且金钱本身也没有价值，因为它自身什么也做不了。金钱唯一的用处就是可以购买劳动工具或原材料。因此，金钱的价值只在于它能帮助生产或购买，除此之外不会有更多的价值了。
如果一个人认为他投出去的钱能获得6%或5%的利息，那么他应该把钱投到他能获得回报的地方。但投入工商业的钱不等于它本身能给工商业带来利润，或者说不应该是，因为它不再是钱，而是成了——或者应该成为——生产的发动机，因此它的价值在于生产之中——而不应当由某些并没有特定生产业务的行业规定它的数目。金钱的所有回报都应该在生产之后才兑现，而不应当是在此之前。
商人们相信，通过外界注入资金，便可以做任何事情。如果第一笔资金没有带来好的结果，那就再投入资金。这种再注入资金的行为简直就是把钱往水里扔。
在多数情况下，企业需要重新注入资金，肯定是因为企业管理不善。再投资的结果只不过是让那些无能的管理者把他们错误的管理方式持续得更久，不过是推迟对他的裁判而已。
这种再次投入资金的行为，不过是一些投机金融家们的错误之举。事实上，他们的钱只有用在真正能做事的地方，才会发挥作用，而企业如果不是管理不善，他们的钱也不会投进去，而那些投机金融家就据此认为自己投出去的钱是在使用——但这仅是他们的幻觉。他们没有团结起来共同努力，而只是把钱拿出来浪费了。
我早已下定决心，绝不会加入一个从一开始就急于挣钱的公司，也不会加入有银行家、金融家参与其中的公司。并且，如果不是建立一个以大众利益为目的的企业，那我根本就不会开始。
在我短短的经历中，以及周围我所看到的事情，足以证明只顾挣钱的工商业是不值得去为之工作的，并且对一个想做出一番成就的人来说，显然在这样的企业中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同时，在我看来，这也不是挣钱的正确途径。我将证明什么是真正的挣钱之道。真正的工商业，其唯一的基础就是服务。做成一桩买卖之后，厂家和顾客的关系并未就此结束，事实上它才刚刚开始。
以汽车为例，把汽车卖给顾客，这只是对汽车进行某种介绍而已。如果汽车不能为顾客提供某种服务，对厂家来说，最好不要做出这种介绍，因为他将产生最差的广告效果，顾客会有极大的不满。
在汽车工业的早期，有一种很普遍的观点认为，把汽车卖出去就是真正的成功，至于此后买主手里的车会怎么样，却并不重要。这是目光短浅的销售态度。
如果一个销售商仅通过出售商品就获利，那就不能指望他会为顾客做出多大的贡献和努力。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后来为福特公司的销售而进行的大争论是对的。
我们的汽车在价格和质量方面无疑都具有市场，并且市场很大，但我们所做的却远不止这些。一个购买了我们汽车的人，也就有权利享受那辆车的良好服务。因此，如果他的车出了任何毛病，那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将以最快的速度把这辆车修好，使其重新投入使用。
在福特公司的成功经验中，首次提倡产品的服务措施是一个突出的因素。在那个时期，大多数价格昂贵的车，其售后服务都很糟糕。如果购买后车坏了，只有依靠当地的修理工进行修理——事实上买主完全有权找厂家要求服务。
如果修理工恰恰是一位能干的人，而且手头又保存了不少的零部件（虽然很多车辆的零部件是无法互相更换的），那位车主就是幸运的。但是，如果这个修理工是个平庸之辈，对汽车的了解并不多，而且还有很强的金钱欲望，想方设法从每一辆到他这里来修理的车上榨取一笔大钱，那么即使车子只是受到轻微的损坏，也要等上好几个星期，并且在汽车被开走之前，得被狠狠地榨掉一笔修理费。
有一段时间，汽车修理工被认为是阻碍汽车工业发展的最大威胁。甚至到1910年—1911年，拥有汽车的人仍被认为是相当有钱的，因而他的钱理所当然可以被修理工刮走一部分。
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很好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不想让我们的销售量受到那些愚蠢、贪婪的人的不良影响。
几年之后，由于金融家对企业的控制，使得企业的服务措施被迫中断，因为金融家所指望的是马上得到美元。
如果企业运作中首先考虑的是能挣到多少钱，那么企业的发展必然被金钱断送，除非碰到特别好的运气，有多余的钱用来为顾客提供服务。
我还注意到，很多从事工商业的人都有一种倾向，认为他们的工作过于劳累，他们现在工作是为了有一天能退休在家，靠积蓄而生活。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场战斗，越早结束越好。
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因为我认为生活并不是一场战斗，除非是与我们消极的想法作战。如果腐朽是成功的话，那么一个人只要能够忍受无所事事的懒散生活就可以了。但如果发展才是成功，那么一个人就必须每天早晨清醒过来，并且一整天都保持头脑清醒。
某个大的企业的名称会成为精神的代名词，因为人们会认为他们可以以其优秀的管理办法把企业管理好。虽然那套管理方法在过去的日子是最辉煌的，但它的辉煌更多地在于它能够适应今天的变化，而不是盲目地照搬以前的管理方法。
生活，在我看来，不是指某个终点，而是一个过程。即使是自己感到已经“安居”下来的人，也并非真正安居下来了，他很可能是在后退。
万物都在运动，其意义就在于此。生活是不断向前的，我们可以先后两次住在同一条街的同一个地方，但住在那里的却不是同一个人。
我注意到，由于人们认为生活是一场战斗，并且这场战斗可能会由于自己错误的举动而导致失败，因而对一些旧的习惯和惯例会产生很大的热情。人们习惯于陷入陈规陋习当中，甚至没有鞋匠愿意用新的方法来缝鞋，也很少有工匠愿意在他的行业里开发出新的方法。
例如在改进工作方法的时候，指导工人尽量减少无用的工作，以避免疲劳，但对此反对最激烈的正是工人自己。虽然他们也怀疑这一举动是想从他们身上榨取更多的价值，但真正使他们恼火的是，这将干涉他们养成已久的习惯。
商人们只会随着他们惨败的商业而走下坡路，因为他们那么喜欢旧的一套，以至于没法跟上新的商业方式。
这种人随处可见，他们不知道昨日已经过去，当早上醒来时，他们头脑里装着的还是过去的观念。这几乎可以作为一条公式：当一个人要想寻找到他想要的方法时，最好先认真审视一下自己，看看自己的大脑是不是在不断更新。
如果一个人有一种被生活“套牢”的想法时，便存在着潜在的危险，它表明你已经失去了不断进步的思维方法。
金钱给人们带来的影响——迫切想从投资中谋取利润的心理——造成了对工作的忽视、轻率以及对服务的轻视等这些方面我看到过很多。这可能是企业遇到诸多困难的最根本原因。
它首先是造成低工资的原因——因为在错误方向上进行的工作，是不可能有高工资的。而企业如果不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工作上，那是不可能明确正确方向的。
虽然大多数人都想自由地工作，但在现行制度下，他们不可能自由地工作。在我的第一次工作经历中，我并不自由——我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设想去工作。
当时，一切计划都是为了挣钱，最后考虑的才是工作和服务。最奇怪的是，它坚持最重要的是钱而不是工作。大多数人认为把钱放在工作之前，并没有不符合逻辑——虽然他们都承认利润来自于工作。人们最大的愿望似乎是能找到一条挣钱的捷径，但却忽视了一条最明显的捷径——工作。
再来谈谈竞争问题。
我发现竞争总是被看作一种对自己的威胁。一个好的经理就必须通过人为的垄断方式，来击败他的竞争对手。这种观念是基于这一想法——任何商品都只有一定数量的人们会愿意购买，因此必须尽量把生意做在对手之前。
也许有人还记得，曾经有很多的汽车企业联合起来，组成了塞尔顿查营，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垄断汽车的价格和产量。他们的做法和很多行业联合会一样——持有这种想法的人认为，少量的工作而不是大量的工作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我认为这种观念是非常陈旧的。
我那时候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现在也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不考虑如何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却将时间浪费在竞争场上。
总有很多的人准备或急于购买你的产品，只要你能供给他们所需要的产品，并以适当的价格出售——这一点既适用于服务业，也适用于商品。
在这段思考的时期里，我并没有无所事事。我们制造了一台四缸发动机，并生产了两辆大赛车。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我的事业上，我不相信一个人能离得开事业。人应该整天想着工作，并且整夜都梦见工作之事。
在上班的时间里工作，即每天早晨捡起工作，晚上再放下工作——直到第二天早晨再去想它，这是一个好习惯。这么做可能是最好的。
如果一个人准备一辈子都朝着别人指定的方向做事，当一个普通的雇员，那他可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雇员，但他不能成为一个部门主管或经理。
体力劳动者必须受到劳动时间的限制，否则他将会异常疲惫而不堪重负。如果他想一直做一个体力劳动者，那么当就寝的哨声吹响时，他就应该忘掉自己的工作而安心睡觉。
但是，如果他想向前发展，做更多的事情，那么就寝的哨声只是开始思考的信号——思考这一天的工作，并从中发现怎么才能把他的工作做得更好。
一个有工作能力和思考能力的人，是注定要成功的。
我并没有哄人！
那些全身心投入工作的人，那些从不离开自己工作的人，那些始终想赶在前面的人，并且也的确走到了他人前面的人，是不是一定会比那些只有在上班时间才动手动脑的人更加幸福呢？对此我也无法说明，也并不需要做出决定。
10马力的发动机没有20马力的发动机拉的东西多。那种下班之后什么都不想的人，正是自己限制了自己的马力。如果他满足于他所承载的重量，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但他不能抱怨别人增加马力，以致比他做得更多。
闲散度日和勤奋工作会带来两种不同的结果。如果一个人喜欢闲散，并自我放松了，那么他就没理由去抱怨，因为他不能既拥有闲散的生活，又拥有劳动的成果。
虽然在随后的每一年中，我都有新的认识，但这并没有改变我最初的观点。总体来说，那一年我对工商业的认识包括如下几点：
如果把金钱放在工作之前，就相当于破坏工作和毁坏服务措施的基础。
把金钱作为首先的考虑，而不是工作，这会造成对失败的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阻碍了企业的发展之路。它使人害怕竞争，害怕改变他的旧方法，害怕做任何会改变他现状的事情。
对于把服务放在首位的人来说，其道路都是很明确的——尽可能以最好的方式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