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从电报公司的操作室踏进了一个更开放的世界，最开始，我还远远不能适应这一变化。那时，我刚过完第十八个生日，我至今没见过任何一个孩子如何可能在只有纯洁和美好的环境中一直成长到十八岁。我相信，一直到那时，我没有说过一个不雅的词，也很少听见这样的词。我对卑鄙和邪恶一无所知。幸运的是，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所接触的都是善良的人们。
而现在，我突然进入了粗人成群的公司，司各特先生和我临时在商店辟出一角作为办公地点，这里还同时是货运列车长、司闸员以及消防队员的调度指挥部。我们共用一间屋子。这完全不同于我所熟悉的世界。对此，我并不高兴。在这里，知识之树上的果实中美好和邪恶共生，我第一次不得不将它们都吃下去。不过，甜蜜和纯洁依然氤氲着我的家，粗俗和邪恶不得进入。那是我和我的伙伴们的天地，他们都是有教养的青年，努力提高自己的素养并成为受人尊敬的市民。对那些不合我天性以及跟我早期所受的教养格格不入的人和事，我是怀着一种厌恶的心情度过这一时期的。和粗人在一起的经历也许对我有好处，因为这使我对抽烟和嚼烟草，对骂人和下流话感到厌恶，而且我还很幸运地一生保有这种厌恶。
我并不是说，我所提到的那些人粗鄙卑贱或品行败坏。那时候，骂人、说脏话、抽烟和嚼烟草比现在普遍得多，和现在相比，也较少有不好的含义。修铁路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很多做河工的粗野之徒都为之吸引。但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是不错的年轻人，想要谋得一份可靠的工作，成为受人尊敬的公民。我必须说的是他们对我都很友善。许多人至今依然在世，我偶尔能得到他们的消息，并为之高兴。这种情况终于有了改变，后来司各特先生有了自己的办公室，我们两人可以共同使用。
很快，司各特先生就派我去阿尔图纳取每个月的工资清单和支票。当时，铁路还不能翻越阿尔勒格尼山，我只得爬山过去，这也使得这段路程显得很独特。公司在阿尔图纳建了一些房子，商店正在建设之中。根本没有现今大城市的迹象。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铁路领域的大人物——总裁罗姆贝特先生。他那时的秘书是我的朋友罗伯特·皮特开恩，就是我介绍他到铁路公司工作的。因此，“大卫”、“鲍勃”和“安迪”依然在一起工作，我们都离开了电报公司，并投奔了铁路公司。
罗姆贝特先生和司各特先生很不一样，他不善交际，严肃而固执。因此，在和我说了几句话后，罗姆贝特先生对我说：“今晚，你过来和我们一起喝茶”，这让罗伯特和我都感到很惊讶。我结结巴巴地说了些几句表示同意之类的话，然后便心神不宁地等待着约定时间的到来。那时，我把这次邀请看作是我所得到过的最大的荣耀。罗姆贝特太太非常亲切，罗姆贝特将我介绍给她时说：“这是司各特的‘安迪’”。能被认为属于司各特先生，我由衷地感到自豪。
这次旅行中发生的一件事故差点葬送了我的前程。在第二天早上我就带着工资名册和支票启程回匹兹堡，因为包裹太大放不进我的口袋，我便把它揣在怀里，塞在我的马甲下面，觉得这样会比较安全。当时，我特别喜欢坐火车，尤其是坐在火车头里。我搭上了去赫利德斯堡的机车，过山的铁路在那里交汇。火车一路颠簸，在到达某地方时，我突然感到摸不着装工资名册的包了，我惊惶地发现，火车的震动把它给颠了出去，我把它给弄丢了。
掩饰事实起不到任何作用，这个错误无疑将会毁了我。被派去取工资名单和支票，可我却把它们弄丢了，这本应该是我的一个荣耀，而现在却成了一个噩梦。我告诉列车司机，包裹肯定是在最近几英里的地方被晃出去的，问他是否愿意将机车掉头帮我去找回来？真是个好人，他答应了。我沿路察看，终于找到了它，它躺在溪流的岸边，离水面还有几步远的地方。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跑下去，一把抓了起来。没错，直到安全抵达匹兹堡，我都把它紧紧抓着，没有松手。机车司机和消防员是唯一知道我这次疏忽的人，不过他们向我保证会替我保密。
在这件事发生了很久之后，我才大胆地说出了经过。假设这个包裹再滚得远一点，被水流冲走。那么，这一疏忽对我造成的不良影响，需要多少年的认真工作，才能消除啊。如果有人自信能够成功，但却因偶然事故而没能做到，那我将不再能信任他了。因此，我决不主张对年轻人要求太严格，即便他犯了一两个可怕的错误。我总是努力去想象，如果不发生那件事情，不在离赫利德斯堡几英里远的地方丢失我的包裹，然后又失而复得，我的事业将会有什么不一样。到今天，我还能毫不费劲地找到那个确切的地点，我多次经过那条铁路线，每次都仿佛看到那个浅褐色的小包躺在岸边，它似乎在说：
“没关系，我的孩子，幸运之神陪伴着你，不过这种事情可不要再发生了。”
我在很早的时候就成为了反奴隶制的坚定拥护者，尽管我还太年轻，不能参加选举，但我还是满怀热情地为1856年2月22日在匹兹堡召开的第一届共和党全国会议欢呼。当这些大人物走在街道上的时候，我注视着他们，对参议院威尔逊、黑尔和其他人充满了倾慕之情。我在铁路员工里组织了一个百人俱乐部，支持《纽约论坛报》，偶尔也尝试着写一写短文寄给那个伟大的编辑霍勒斯·格里利[1]，他做了许多事来号召人们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采取行动。
当我的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刊出在这个自由的激情喉舌上，这是我的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那份《论坛报》我一直保存了很多年。当我们今天回首往事，没有人不会为之感到深深遗憾，为了将我们的国家从奴隶制的祸根中解放出来，不得不打内战，付出了太高的代价。但是这不仅仅只是奴隶制需要废除，松散的联邦体制、各州过于强大的权力，大大推迟了建立一个稳固的、集权的中央政府。南方的观点有离心的倾向，而今纠正过来了，各州都受着最高法院的支配，一直为中心。最高法院的决策是合理而适当的，一半出于法官的意见，一半出于政治家的工作。在很多领域，一致性需得到保证，结婚、离婚、破产、铁路监督，对公司的控制，以及其他的一些部门在一定程度上必须统一到一个领导之下。（当我在今天，1907年7月，再重新读几年前写下来的这一段，看起来是很有预见性的，现在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出现了。）
在此之后不久，铁路公司建成了它自己的电报线，当然也需要操作员。他们大部分都是在匹兹堡的办公司里接受培训的。电报业务持续快速增长，业务熟练的操作员开始供不应求了。我们还需要新的电报办公室。1859年3月11日，我委派我以前的信差同伴“大卫·麦卡戈”为电报部主管。有人说“大卫”和我首开在美国的铁路上任用年轻女性作电报操作员的纪录，也许在所有部门里，我们都开了先河。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们在各个办公室里雇用女孩，让她们做学徒、师傅，然后让她们分管不同的办公室。在第一批女孩当中有我的堂妹，玛丽亚·霍根。她是匹兹堡货运站的操作员，我们还把学生接二连三地安排到她的身边，她的办公室成了学校。我们的经验是，让姑娘们当操作员比小伙子们更加可靠。在这些女性所介入的新生职业中，我没有发现有比电报操作员更适合她们的了。
作为上司，司各特先生是不可多得的，是最为使人愉快的人之一，我诚心实意地跟着他。对年轻的我来说，他是伟人、是我的偶像。很快，我就在心里幻想他会成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经理——后来他确实得到了这一职位。在他手下，我开始处理一些超出我职权范围的事情。有件事情，我一直清晰地记得，我对它的处理使我得到了提升。
那时候的铁路还是单线，尽管电报指令发车还不是惯例，但还经常要用到各手段。我认为，那时候，只有主管有权对宾夕法尼亚铁路系统的任一路段，或者对其他系统发布指令。因为整个铁路的管理体系尚处幼年，人们没有做过此方面的专门培训，发布电报指令只是危急时刻的权宜之计。司各特先生常常地在晚上去故障或者事故发生现场，指挥清理和疏通铁路线路，许多上午他都无法来到办公室。
有天早上，在我来到办公室的时候，发现东部地区一场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阻止了特快客运列车的西行。而东来的客车正由信号员一段一段地引领着向前开，两个方向的火车便僵持在旁轨上。当时找不到司各特先生，我终于忍不住，行使了主管的权力，发出了“行车指令”。“死亡或者威斯敏特教堂”不时在我的脑中闪过。我知道，一旦我出了差错，就意味着解雇耻辱，也许还有刑事处罚。然而，在另一个方面，我可以让在火车上已经睡了整晚的人起来工作，我能让一切都运转起来。我知道我能行，平时在传达司各特先生的命令时都已经做过。我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于是我开始行动了，我用他的名义发出指令，将每一列火车都发了出去。我特别小心，坐在机器旁边关注着每一个信号，把列车从一个车站调到另一个车站，当司各特先生回到办公室的时候，一切运行平稳。他已经听说列车延误了，他到来后第一句话就是：
“噢，事情怎么样了？”
他快速地走到我的旁边，抓过铅笔开始写指令。我胆怯地说：“司各特先生，我到处都找不到你，我已经在一大早的时候用你的名义把指令发出去了。”
“那它们都在正常运行吗？东部快车现在哪里？”
我给他展示电报信息，告诉他每一辆火车在线上的具体位置——货车、载沙车、任何一辆——告诉他列车长的答复，火车经过的车站发来的最新的报告。一切正常，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我几乎不敢正视他，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什么也没有说，但他把所发生的事情重新仔细地看了一遍。依然不置一词。过了一会儿，他离开了我的桌子，回到自己那儿，这件事就先告一段落了。他不愿意认可我的行为，但他也没有责怪我。如果一切顺利，那么万事大吉。如果出了什么问题，那我就得承担所有的责任。但我注意到自那以后的好多天早晨，他都来得很准时。
当然，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铁路公司没有一个人知道司各特先生并没有亲自发出指令。我下定决心，如果以后这种情况再发生，我决不会像那天早晨那样，除非我得到授权。我为我的作为感到痛苦，直到当任匹兹堡货运部的负责人弗朗西斯科先生告诉我，就在那天晚上，司各特问他：
“你知道那个白头发苏格兰小鬼都干了些什么吗？”
“不知道。”
“他在丝毫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以我的名义把所有的列车都发了出去，如果不是这样，我责任就大了。”
“那么他做对了吗？”弗朗西斯科问道。
“噢，当然没有错。”
这才让我安心了。当然这也暗示着我下次还可以这样做，因而我更加大胆了。那天以后，司各特先生很少亲自发布列车指令了。
这个时期我所见过的最伟大的人物是约翰·埃德加·汤姆逊，他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裁。我们后来的钢轨锻造厂就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在我所知道的人里，他是最为沉默寡言的人之一，仅次于格兰特将军，不过在家里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格兰特将军却很健谈。他定期来匹兹堡视察，到处走来走去，但对任何人都熟视无睹。后来我知道他的内向主要是由于害羞。有一次，他在司各特先生的办公室里，走到电报机旁边，称我为“司各特的安迪”，这让我吃惊不小。不过，后来我得知他已经听说了我那次指挥列车的冒险事迹。如果一个年轻人与高层领导有了接触，那么他的事业之战就已经赢了一半。每个人都要有一个伟大的目标，做一些超出自己职权范围之内的事情——一些能引起上司注意的事情。
自此以后，当司各特先生有一次要出差一两个礼拜，他便向罗姆贝特先生请求授权让我暂时负责这个部门。他真是大胆，因为我那时还不过二十出头。请求自然得到了批准，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在他不在的那些天里，除了因为道碴列车全体工作人员的疏忽造成的事故之外，一切运转良好。但发生的这起事故让我非常苦恼，我下定决心要彻底履行职责，盘查了有关人员，不容分说就解雇了两个主要负责人，有将与事故有关的两名员工停了职。司各特先生回来之后自然听说了这一事故，并且建议他调查处理。我觉得自己可能做得有点过火，但既然已经走出了这一步，我告诉他一切都已解决，我已经调查了这件事情，并且处罚了肇事者。有人要求司各特先生重新审理这起事故，但我坚决不同意，于是这个要求被压了下去。我觉得，在这一敏感点上，司各特先生通过我的表情和语言，理解了我的感受，并且默认了我的做法。
也许他当时担心我的处理太过严厉，很有可能他是对的。这件事发生好几年后，我成了这个部门的主任，对那两个曾被我停职一段时间的人，我总在心里报有一丝歉意。对我那次所采取的行为，我行使的第一次处罚，我在良心上感到不安。如果要对那件事做出一个新的决定，我不会倾向于那么严厉。唯有经验可以告诉我们温厚具有至大的力量，在必要的时候，轻微的惩罚是最为有效的。很多处罚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明智的宽恕，至少宽恕第一次犯错，通常都是最好的办法。
我的至交一共有六个人，随着我们知识面的扩大，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些关于生命和死亡、今生和来世的秘密，我必须与之斗争。我们都是在善良、诚实、自尊的父母的教育下，在一个或另一个教派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在匹兹堡长老教会首席大臣的妻子，麦克米伦夫人的影响下，我们参加他丈夫的教派的活动，并进入了他们的社交圈子。（1912年7月16日，当我在荒野的别墅中读起这段文字的时候，我手头有麦克米伦夫人在她八十岁那年从伦敦写来的信。上个礼拜，她的两个女儿都在伦敦嫁给了大学教授，一个仍然住在英国，而另一个已收到了来自波士顿的任命。他的两位贤婿都很优秀。这便将我们两个说英语国家的种族结合在一起。）麦克米伦先生是一个善良然而严厉的加尔文教的守旧派，他美丽的妻子天生就是年轻人的领袖。在她的家里，我们比在其他地方更加感到自在和快乐。这使得我们有时会去参加他的教派的活动。
当然，话题一经介绍，我们就把握了主动权，教条被当作是文明尚未开化时期人们的错误思想而被一条条否决。我记不起是谁最先提出那条公历的了，我们曾对它详加研究：“一个慈悲宽大的神是人们最为高贵的作品。”我们认为，人类文明的每一个阶段都会创造出自己的神来，随着人类的提升而变得越来越好，他们对未知世界的了解也随之发展了。所以，我们都变得越来越不信神，但我信奉更加真实的宗教。危机过去了，幸运的是，我们并没有从麦克米伦的教会中被驱逐出去。那是值得纪念的一天，在那天我们下定决心支持米勒[2]的声明，即使它包括了放逐和更坏的东西。我们这些年轻人对神学变得十分桀骜不驯，但对信仰却非常虔诚。
约翰·菲利普斯从马背上摔下来，不幸去世，这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第一个重大损失。这使得我们大家悲痛万分，尽管我记得我对自己说：“约翰已经回到了故土，回到了英国，回到了他出生的地方。我们很快就会随他而去，永远在一起。”对此我坚信不疑，在我的心里，这并不只是一个希望，而是一个必然。快乐是痛苦之人的避难所。我们应该接受柏拉图的建议，永不放弃对希望的无止境的追求。“永远让自己置身于快乐之巅，因为希望是美好的，回报也将是丰厚的。”这句话非常正确。将我们带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与我们最亲爱的人永远在一起，将是一个奇迹；而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与亲人们共度一生，这更是一个奇迹。对于有限的存在来说，这两者都同样地无法理解。因此，让我们用永恒的希望来安慰自己，就像柏拉图所说的，“就像在极乐世界。”然而，不要忘记，我们都各有自己的责任，天堂就在我们中间。“宣称没有从今往后的人是愚蠢的，和那些宣称有从今往后的人一样愚蠢”，这同样地被我们视为公理。既然两者我们都无法知道，那么所有的都应该期望。同时，我们的座右铭是“把天堂变成我们的家”，而非“把家变成我们的天堂”。
在我所追忆的这些岁月中，我家庭的财产一直在稳步增长。我的工资由每月35美元增加到40美元，是司各特先生主动给我加的薪。给每个员工发薪水也成了我的份内之事[3]。发薪水的时候，我们使用银行的支票，而我总是不变地把我的工资换乘两个20美元的金币。在我看来，他们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艺术作品。家庭会议决定，我们可以鼓起勇气买下一块地和上面的两幢房子，一幢是我们现在的居住地，另一幢有四个房间，原来一直由姨父和姨妈霍根居住，现在他们已经搬到别处去了。由于艾特肯姨妈的帮助，我们才能在那个织布店楼上的小屋落脚，而现在也该是我们让她回到这原本属于她自己的房子来住的时候了。同样的，我们在买下那幢有4个房间的房子后，由于霍根姨父已经去世，在我们要搬往阿尔图那的时候，就把霍根姨妈接回她的老屋子来。购买这些房产时，我们付了100美元现金，而总价我记得是700美元。现在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每半年付一次利息，并且尽量积攒那一大笔本金。没用多长时间，我们就把债还清了，我们成了有产者。然而，在这一切即将实现的前夕，我父亲在1855年10月2号去世了，我们家遭遇了第一次痛苦的分裂。但是，对其他的三个成员来说，生活的重担还在肩上。悲伤和责任交织在一起，我们还得工作。父亲生病时的医疗费还要攒，还要还，而且我们直到此时也还没有多少存款。
这时候我在美国早期生活中的一件很甜美的愉快事情发生了。大卫·麦克坎莱思是我们小斯维登伯格教派的首要成员，他早就留意到了我的父亲和母亲，但是除了安息日在教堂中的几句寒暄，我没见到他们还有什么更加密切的联系。他跟艾特肯姨妈很熟，因此他让她带口信说，如果我们在这个悲伤的时期中，需要任何资金援助，他都会非常乐意提供一切所需。他早就听说了许多人对我英雄般的母亲的赞誉，这便已经足够了。
一个人不再需要帮助，或者在他拥有显赫的地位，可以报答别人的善意的时候，他会得到很多友好的帮助。因此，记录下一件纯洁的非功利的善行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这个时候，一个贫穷的苏格兰妇女失去了她的丈夫，而她的大儿子也才二十出头。我家庭的不幸需要这个举止优雅、德行高尚的人来减轻痛苦。尽管母亲谢绝了她的好意，但是不用说，麦克坎莱思先生在我们的心底得到了一个神圣的位置。我坚信这样一个信条：如果一个人在生命的困难时期应该得到必要的帮助，那么他通常都会得到。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好人——男男女女，他们不仅愿意，而且迫切地想要向那些他们认为值得帮助的人伸出援助之手。这是一个规律，那些愿意帮助自己的人不用担心从别人那里得不到帮助。
父亲去世后，我要考虑要管理的事情比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妈妈继续做鞋，汤姆还是上他的公立学校，而我则继续跟着司各特先生在铁路公司上班。就在这时，幸运之神来我们家敲门了。司各特先生问我有没有500美元，如果有的话，他可以替我作一次投资。我的总资产是500美分，即使让我拿50美元来投资，我也没有那么多积蓄。但是我不愿意失去这次与我的上司和偶像产生经济联系的机会。所以我大胆地说，我可以筹到这笔款子。他又告诉我，他可以从威尔金斯堡车站的代理——雷诺尔德先生那里买到十股亚当斯快车的股票。当然，在当晚我就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家长，我的母亲。她没有考虑太久，就给了我应该怎么做的建议。她什么时候让我失望过呢？那时，我们已经在房子上付了500美元，因此她想这也许可以作为抵押，想法借笔钱。
第二天一早，母亲就乘蒸汽船去了东利物浦，晚上才到达，她从她的一个兄弟那里借到了这笔钱。他是一个治安法官，在当地的小镇很有名望，他手上有大笔农民要投资的钱。母亲把我们的房子抵押了，拿回了500美元，然后，我便把这500美元交给了司各特先生，他很快就把我所期盼的那10股股票给了我。出乎我的意料，另外还要交100美元作为保证金。但是，司各特先生很爽快地说，我可以等方便的时候再支付，这样就容易得多了。
这是我的第一笔投资。那时候的股息和红利比现在要丰厚得多，而且亚当斯快车是每月分红。有天早上，我的桌子上放了一个白色的信封，用很大的手写体写着，“安德鲁·卡内基先生”。“先生”这个词使我受宠若惊。在信封的一角，我看到了一枚亚当斯快车公司的圆形印章。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纽约黄金交易银行的10美元的支票。我一辈子都会记得这张支票和那个亲笔签名“出纳员巴布科克”。这给了我投资的第一笔收入——我不用满头大汗地劳动就可获得的收入。“我找到了”，我喊道，“这是一只下金蛋的母鸡。”
星期天在森林里聚会是我们几个的惯例。我们在伍滋润附近找了个片小树林，这是我们最喜欢去的地方。那第一张支票我一直藏在身上，当大家都坐在树下的时候，我便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我的伙伴们反应十分强烈，大家都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投资。我们决定攒钱，关注下一个可以投资的机会，每个人都有份。然后在几年后，我们再把微不足道的投资收益分掉，像合伙人一样在一起赚钱。
直到这时候，我的人际圈子还没有扩得很大。弗朗西斯克太太，是我们货运代理的妻子。她非常的友善，并且好几次叫我去她在匹兹堡的房子作客。她常常谈起我来送司各特先生的一份信件，第一次敲响在第三街道上的房子的铃铛时的情形。她让我进来，而我却害羞地低下了头，她需要开玩笑才可以克服我的羞涩。这几年来，我从来没有去她家吃过一次饭。直到我的晚年，我对到别人家去做客一直都很胆怯，但是司各特先生坚持要我去他所在的旅馆并且和他一起吃顿饭，这对我来说也是很好的机会。除了在阿尔图那的罗姆贝特先生的房子外，弗朗西斯科先生家是最大的。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来没有去过罗姆贝特先生的房子。那条首要街道上的房子在我的眼里都非常时髦、漂亮，仿佛是一个宫殿的入口。
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首席大律师，格林斯堡的斯托科思先生又一次邀请我去他在乡间的漂亮的房子里度周末。而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在一个陌生人家里住过一个晚上。像他这样一个有学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会对我产生兴趣，他的这一行动有些奇怪。我受邀获得此一殊荣的原因是我在《匹兹堡日报》上写的一个通讯，甚至在我还不到二十岁的时候，我便已经是新闻界一个不入流的作家了。成为一名编辑，曾是我的目标之一。霍勒斯·格里利和《论坛报》就代表着我理想中的成功。奇怪的是，当我有一天我可以买下《论坛报》的时候，珍珠已经丧失了它的光泽。美丽的空中楼阁常常要等到我们生命的晚期才有机会抓取，而那时候，它往往已经失去了早日的魅力。
我那篇文章的主题是市民对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看法，没有署名，我很惊讶地发现它占据了《日报》专栏的一个显著位置，编辑是罗伯特·里德。我在接收电报时，收到一份给司各特先生的电报，署名斯托科思先生，要求他向里德先生查证一下那篇文章的作者。我知道里德先生不会说出作者是谁的，因为他也不知道。但是我又担心如果司各特先生去找他的时候，他会把手稿展示给司各特先生，他只要看一眼就知道这是谁的笔迹了。因此，我想司各特先生如是承认了。他看上去有点不相信。他说他在早上已经读过这篇文章，并且也想知道谁是作者。他这种将信将疑的神情没有逃过我的注意。钢笔变成了我的武器。司各特先生很快就邀请我与他共度周末，我的那次拜访是我一生中的亮点，从那以后我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司各特先生的家富丽堂皇，对此我印象深刻，但是，在他的书房里有一个大理石的壁炉，这让其他所有东西都黯然失色。在壁炉拱性结构的中央，一本打开的书刻在大理石上，书上刻着：
“不能思考的人是愚蠢的，
不愿意思考的人是固执的，
不敢思考的人是奴性的。”
这些高尚的语句让我震颤，我对自己说：“有一天，必定有一天，我一定会有一间书房”（这是一个前瞻）“这些警句将像在这里一样使壁炉架变得雅致起来。”如今，在纽约和斯基伯，这已经成为了现实。
几年之后的一个周日我再一次来到他的家里，这一天同样很值得一说。那时我已经成为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在匹兹堡分部的主人了。南方各州正式脱离政府，我全身都为国家燃烧起来。司各特先生成为了民主党的主要成员。他反对北方使用武力来维持国家统一。他大肆发泄他的不满，这让我失去了控制，冲他大喊道：
“司各特先生，在不到六个礼拜的时间内，我们将要把你这种人送上绞刑架。”
写到这里，我似乎又听到了他的笑声，他开始叫他在隔壁的妻子。
“南希，南希，听听，这苏格兰小鬼说他要在六周之内把像我这样的人绞死。”
那段时间里发生的一些事情真是奇妙，还是这位司各特先生，不久之后，在华盛顿请求我帮他在支援部队里成为一名现役少校。那时我是战争办公室的秘书，帮助政府管理军用铁路和电报。他得到了这项任命，从此成了司各特上校。于是那个曾怀疑北方无权动武的人，为了高尚的目的拿起了武器。关于宪法权利，人们开始了激烈的争论并且制订出相关理论。当国旗为战火焚烧，这意义重大。不久之后，每一件事情都燃烧起来了——包括纸上的宪法。统一和古老的光荣[4]，那都是人们所关注的，但那已经足够。宪法要保证只有一面旗帜，正像英格索尔上校宣称的：“美洲大陆的上空不容两面旗帜飘扬。”
注释：
[1]霍勒斯·格里利，（1811—1872），美国报刊编辑和政治家，创建并主编《纽约论坛报》（1841—1872），1872年竞选总统失败。
[2]米勒，（1782—1849），美国宗教领袖，耶稣再临派教会创始人。
[3]“我很清楚地记得当我写出每月的工资条的时候，司各特先生的工资是每月125美元。我想他是值得这些的。而我那时是35美元。”（安德鲁·卡内基在美国军事电报联合会上的演讲，1907年3月28日）
[4]Old Glory<；美>；：美国国旗的爱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