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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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快读
●孔子是有性情的圣人。
●对于古代的大圣大贤，他更是衷心地赞美、欣赏他们，崇敬他们。
●圣人为什么怒？为原则而怒，为公道而怒，为天理良心而怒。不是为自己的个人得失而怒。
●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是情感的丰富而不是情感的枯竭，是情感的充盈流动而不是情感的萎缩凝滞，是情感的敏锐而不是情感的麻木，是情怀的自然天成而不是情怀的人为矫情。
背景介绍
孔子（约前551—前478），名丘，字仲尼，是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并于晚年修订六经。
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由其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的《论语》一书中。本书以语录体为主，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和教育原则等。
我们说起孔子，都知道他是圣人，我们还知道，中华民族是一个缺少宗教的民族，缺少一种全民的对“上帝”的信仰，但是我们虽然没有神，我们却有圣人，我们没有诺亚方舟，我们却有孔子杏坛；我们没有上帝的救赎，但我们有圣人的济世；我们没有上帝的博爱，我们却有圣人的仁道。圣人，就是我们的精神的导师，就是我们心灵的向往，就是我们行为的规范。
那么，这样的一个品格的圣人，他有一些什么样的气质呢？
他是有性情的圣人。这与一般人对圣人的想象不同。在一般人的意识里面，圣人，那肯定是一个高高在上，道貌岸然不苟言笑，一言一行都规矩有度的人。而且，我还要特别指出，真正的圣人一定是性情的，一定是满怀激情而又一腔深情的。孔子就是这样，他对人对事，常常是动情的，自身遭到羞辱，他动情；颜渊死，子路死，伯牛有疾，他都动情；在泰山脚下见一可怜的妇人，他也动情。喜怒哀乐，一任性情，在这一点上圣人跟我们的情感特征是一样的。
我们先看看他的喜。
孔子有一次夸奖他的弟子颜回，他是用一种赞叹的口气说的：“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你看他的语气，一开始就是，哎呀，真是贤德呀，那个颜回呀。这种夸奖不是我们今天的老师给学生做一个操行的评语，学期结束了，在他的成绩单里，在他的鉴定表上写上一行非常客观的，非常冷静的评语。那颜回为什么贤呢？他能吃苦，他能淡泊，能够在清贫中找到生活的快乐：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讲了这样一句话以后，再重复一句，“贤哉，回也！”
在一段话里前面一开始“贤哉，回也”，后面又是一个“贤哉，回也”，感慨不已，颜回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能够如此快乐，他为颜回高兴。因为到了这个境界以后，颜回的快乐和幸福就不以物质条件改变而改变了，这样的人永远都会是快乐的。同时也在表明，孔子自己内心的那种高兴，为有这样好的学生而高兴。一个学生达到这样一个境界，老师为他高兴，感到喜悦。
这是他为学生的喜。
对于古代的大圣大贤，他更是衷心地赞美、欣赏他们，崇敬他们。你看看他如何赞叹传说中的尧：
“大哉！尧之为君也！”（《论语·泰伯》）
我们看这个开头，也是“大哉！”一开始就是伟大呀，那个尧呀。总是用感慨的句子在前面。那么，这个尧怎么伟大呢？下面完全是感慨的句子：
“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巍巍乎”，多么崇高呀，“荡荡乎”，多么广大呀，“焕乎”，多么辉煌呀，全是感慨的句子。
他在跟谁讲呢？跟他的学生在讲。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孔子是一个历史老师，这个历史老师在跟学生们讲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讲法。把孔子和我们现在一般的中学到大学里的历史老师讲述历史的方式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两者有区别：我们的老师往往是冷静的，是一二三四、甲乙丙丁，是所谓的什么重点、难点，侧重的是所谓的知识点。孔子不是这样，他感慨万端，然后又用自己的这种感慨，感染了我们。从而让我们首先从感情上热爱上了历史，热爱上了历史上的这些伟大的人物，而不仅仅作为知识去背下来、记下来，然后去应付考试。所以，在孔子的历史课上学出来的人，对历史是有感情的，他会对历史产生热爱之情，热爱和尊敬本民族的历史和伟大的人物。这应该是历史学最重要的使命，也是一个历史老师必须做到的。
再看看他怎么讲大禹，弟子们问老师，大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如果我们去问我们的历史老师这个问题，我们的老师会老老实实地有板有眼地告诉我们对大禹的历史评价，大禹的历史功绩等，一二三四、甲乙丙丁。但是，孔子是怎么讲的呢？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
孔子说：“你问到大禹，我告诉你，大禹啊，我对他真的是没有挑剔的了。为什么呢？你看看他，食物很粗糙，吃的很简单，但是给神明祭祀的时候，那个祭品却很精致。自己穿的衣服很简陋、很随便，但是他在祭祀天地和祖先的时候，他穿的那个祭服却非常讲究。他自己住的房子是很狭窄，很矮小，但是他把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什么地方呢？放在指导农业生产上，你看看他国家的农田，在他治理下那个农田的垄沟都比别人要直。”
讲到这，孔子又来了一句感慨：“大禹呀，我对他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了。”
这样讲历史，他是从感情上先引导我们，让我们在感情上进入历史。
历史很多时候真的不是一两个结论，历史的价值真的不是一些历史知识。历史的价值是，我们在历史里面能不能找得到对于我们当代的价值，是我们能不能从历史中找到对我们情怀的一种感动。如果没有这些，历史就是没有价值的。
所以，我们跟着孔子学历史，我们会爱上历史，我们跟着孔子去了解古代的人物，我们会爱上这些人物。当然，对某一些很坏的历史人物，像商纣王、像夏桀，我们也可能无比痛恨这些人物。这时历史就不是一个古板的，与己无关的存在，它已经介入我们的感情了，而我们的感情也介入了历史。这才是最好的历史老师。
孔子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是有性情的，是有激情的。他自己首先对历史有热爱，对这些历史人物有感情。在《论语》里，他至少两次明确说到自己是“好古”的人。
这是他的喜，我们再看看他的怒。
孔子这样的圣人也会像一般人那样发怒吗？孔子说君子“不迁怒”，也就是说我在你这儿受了气，我不到别人那个地方去发泄。我今天早晨上班的时候在路上堵车了，心里面很堵，我到办公室后，在同事那里去发泄一下，他不会这样，所以说君子“不迁怒，不贰过”（《论语·雍也》）。
但是该怒的时候他也会怒。什么叫作该怒的时候？当看到原则被践踏的时候，当看到弱小的善良的受到损害的时候，当看到恶行在肆虐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还不愤怒，那你还叫人吗？所以孔子有他的怒。是为圣人之怒。
比如说鲁国的执政季平子，作为一个大夫，他家祭祀祖先的时候，按照周礼的规定，只能用四佾的乐队。可是他把鲁国国君的六佾的乐队调去了四队，然后他的变成了八佾，八佾是天子的规格。他用天子的规格在自己的家里祭祀祖先，这样的僭越是孔子不能容忍的，更何况他把鲁昭公的乐队调去了，鲁昭公作为一个诸侯在祭祖的时候，乐队凑不起来了！孔子对他这样越礼的行为感到非常的愤怒。他说了一句话：
“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
他不仅怒了，而且还告诉我们这个时候我如果再能忍，那我这个人就一点点刚性也没有了，一点点骨气也没有了。一个人没有一点刚性可以吗？一个人没有一点脾气可以吗？不可以。他愤怒了，他不光是愤怒，他还有行动。35岁的孔子看到季平子这样做，说了一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后拂袖而去，到齐国去了。这就是圣人之怒。圣人为什么怒？为原则而怒，为公道而怒，为天理良心而怒。不是为自己的个人得失而怒。
对他的弟子，孔子也有怒的时候。孔子说有教无类，但是如果一个学生在原则问题上犯了错误，他是真的非常严厉的。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
冉求在他的七十二贤弟子中也算是出色的，至少能排在前十名。可是冉求在孔子的晚年，在季氏那里做官，帮着季氏聚敛财富，盘剥百姓。孔子非常愤怒。然后就跟其他弟子们讲，从今以后冉求就不再是我的学生了，他不配做我的学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你们现在擂着战鼓去向他进攻，我允许。这也是愤怒，为什么愤怒？就为一个大夫，盘剥老百姓，而他的学生帮助这个大夫去剥削人们，聚敛财富。圣人没有私仇，只有公仇。
他的另一个学生樊迟向他来问怎么种白菜，孔子也很生气，在樊迟转身走了以后，他在后头破口大骂：
“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
为什么呢？他觉得这个弟子没有志向，志向太小，胸襟太窄，眼界太低，境界太次。你到我孔子这儿来，你就学种个庄稼吗？士是干什么的呢？士要志于道的，是把追求道义，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使命的。你就想种一点白菜养活自己？所以他也骂。
这个骂还算客气的，他甚至还骂人断子绝孙。骂人断子绝孙可能是街上泼妇的骂法，我们绝对想不到圣人也骂过，这个骂法是在《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上记载的。孟子说孔子讲过一句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什么叫无后呀？就是断子绝孙。什么叫作俑呢？我们知道中国在古代有一种非常野蛮的制度，天子或者贵族死了，常常用他身边的人，比如平时伺候他的奴隶，他的妻妾，他的近臣，为他殉葬。这是在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的野蛮制度，比如秦穆公死了就用人殉葬。在春秋战国时期，最后一个废除殉葬制度的就是秦国。
后来，渐渐地人们认识到这个制度是野蛮的，用活人来殉葬确实有点太过分，然后就用泥来塑一个俑人，叫作泥俑。用它替代人，像一个人的形状埋在坟墓里面，算是给他殉葬。但是就是这一点，孔子也是忍无可忍，为什么？因为用泥俑来殉葬，虽然泥俑不是真人了，但是这个形式本身，包含着一种罪恶的观念。就是这种罪恶而反人道的观念让孔子忍无可忍，所以他说做这样事情的人是断子绝孙。你看看这是多严厉的骂法。
孔子不仅骂人，他还会打人，而且打的还不是一般人，打的是他的一个老朋友。孔子有一个老朋友叫作原壤，一辈子放荡无羁，不像样子。举一个例子就知道了，原壤的母亲去世了，孔子一听说老朋友家的母亲去世了，赶紧到他家吊唁去。到他家一看，这个小子一点悲痛的神情也没有，高高兴兴的，丧事就根本没有料理。我们知道，孔子是一个料理丧事方面的行家，对殡葬之礼非常熟悉，于是他就跟弟子们说，好吧，我们留下来帮他料理丧事。孔子亲自帮原壤的母亲整治棺材，棺材板上要画上图案，他就亲自画。这时候原壤在干什么呢？他在旁边唱歌，唱到最后，甚至跳到棺材板上去唱了。孔子的弟子们都看不下去了，说这个人太不像话了，我们走，不管他了。孔子说这不行呀，谁叫他是我老朋友，他就这样的脾气，我们不看他的面子，看在他死去的母亲的面子上，把这个丧事给办了吧。
这一次孔子算是忍了。再后来，到了孔子晚年，有一天他拄着拐杖到原壤的家里，原壤看到孔子来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论语·宪问》）
“夷俟”，什么叫夷俟呢？坐在地上两腿伸得老远。我们知道古人的坐法跟今天的坐法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是坐在凳子上，古人的坐法是跪在地上，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这是一个礼貌的坐法。那么比较粗野的不礼貌的坐法，就是屁股直接坐在地板上，然后双腿直直地叉开伸出去，像一个农民用的簸箕一样，所以又叫作“箕踞”。原壤看到孔子来了就这样坐着。
孔子这个时候真的生气了，就骂他：“你这个人少年时不努力，中年时没有建树，晚年了你还一事无成。你现在还这么傲慢，还这么不懂事。你该死了你还不死，老而不死你成了个祸害呀！”然后拿起拐杖狠狠地敲打他的腿，把你的狗腿给我缩回去！
我们不要以为修养的最后境界是心平气和。心平气和当然是一种境界，但不是最高的境界，也不是唯一的境界。对个人的得失心平气和是一种境界，但是对原则问题也心平气和就不可以。对一切邪恶的人和事保持道德的愤怒，对一切善良的人遭到不幸感到痛苦，这才是道德的最高境界。所以，面对邪恶有道德愤怒，面对善良遭到邪恶的侵害时有道德的痛苦，这才是道德的最高境界。道德的最高境界不是道德感的麻木，相反，是道德感更加地敏锐。一个人的道德愤怒和道德痛苦越是强烈，他的道德境界就越高。道德愤怒和道德痛苦的强烈程度是一个人道德意识高低的天然尺度。不要以为看到很多不平的事情都麻木了，都心平气和了，就认为自己道德境界高了。恰恰相反，那是迟钝，是没有了良心，是没有了正义感，不是道德境界高了，而是道德境界低了，堕落了！有很多的小文人，总是津津乐道沾沾自喜自己的“心平气和”，把这看作最高的境界。如果照他的标准，孔子还没有他的境界高呢。
孔子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
好人，是喜爱人，恶人，是厌恶人。仁德的人一定具有两个特点：那就是，对于正义的，对于善良的，他爱；对于邪恶的，对于残暴的，他恨。这种爱和恨一定是一个人内心高贵的体现。有爱有恨是正常人，大爱大恨可能就是圣人。
这是我们讲他的怒，我们再看看他的哀。
孔子有这样一句话：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
这句话有一个背景。孔子当时在卫国，作为一个圣人，他代表着最高的德性。可是卫灵公的身边还有一个美女叫作南子，代表着美色。卫灵公更倾向于谁呢？愿意听谁的话呢？当然愿意听那个美女的话。卫灵公上大街去。让孔子一块去，两辆马车，卫灵公和那个美女坐在一起，而让孔子坐在第二辆马车上，在大街上转了一圈。孔子当然不愿意去，但是国君让他去，他又不能不去，去了他又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觉得自己很丢脸，回来以后就讲了这样的一句话：“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我没有看见什么人爱好德性像爱好美色那样。你看这一句话里面，他不仅仅是在骂卫灵公，不仅仅是被卫灵公激怒了，他实际上从卫灵公的行为里面，发现大家都如此，世道人心皆如此，感到对于人性都没有信心了。到这一步就不是生气，不是愤怒，而转入深深的悲哀，为人性的弱点而悲哀。这是他的哀。
再看下面还有一句话：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论语·子罕》）
这两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好的苗子，不开花的是有的呀！开了花却又不能结果的事情，也是有的呀。这句话的背景是什么呢？是他最喜欢的弟子颜回死了以后讲的。颜回在他的心目中就是一个最好的苗子，可是四十来岁就死了，这个苗没有开花，开花没结果就死了。我们把这话分析一下，他显然不仅仅是哀伤颜回一个人，他从颜回的悲剧里联想到很多，像他这样的悲剧，不仅仅是一个，而是常见的呀。所以他不仅仅是在伤颜回，他还是在伤世，是在哀伤人中的才俊往往都有不幸的结局。后来，唐代的李商隐有一句诗：“自古才命两相妨。”（李商隐《有感》）自古以来有才华的人往往没有好的命运，也是这样的一种感慨。他也是从一个具体的事实上升到一个高度，上升到一般。
如果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子从卫灵公这一个别的人上升到一般，然后上升到对所有的人的人性的一种怀疑，从而感慨人性的弱点；那么，由颜回的死，他所发出的“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这样的感慨，就是在感慨命运的难以测度。
我们稍微上升一下，可以说，这是孔子对天命的认识。人性中是有很多弱点的，甚至可能成为我们致命的弱点，这是我们的内忧。同时我们还有外患，那就是命运。命运是难以测度的，我们哪怕具有了良好的人性，譬如颜回，通过修养，他的人性已经接近完美了，但是命运又会来戕害他。把这两句话结合起来看，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很悲观的结论：人的存在是一个悲剧性的存在。我们自身就有很多很多的致命弱点，而命运之剑又悬在我们的头顶上，随时可能落下来。人站在哪里不是深渊？
谁能够从个别到达一般，谁能从一朵花的凋零看到整个世界的萎缩？圣人。
人性与命运，是哲学的两大对象，孔子于此达到的深度和高度，也就是他无边无际的悲哀的缘由。
他学生病了，他很伤心：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论语·雍也》）
冉伯牛生病了，孔子赶紧去看他，从窗口里面伸进手去，握住冉伯牛的手。我们在读《论语》的时候，经常能感觉到孔子和弟子们之间的那种不用言传的，而在一举一动、一个眼神之中所蕴含着的师生之间的情谊。冉伯牛得了不治之症，孔子去看他，从窗口里伸进手去握住冉伯牛的手，说什么呢？对于一个得了不治之症的人，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因为你知道你说什么东西都是假的。孔子怎么说的呢？
“亡之，命矣夫！”（《论语·雍也》）
我们要失去他了，这就是命呀！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这样的一个好人啊，偏偏得了这样的病。这句话说完了再重复一遍：这样的好人啊，偏偏得了这样的病。好人，是对人性的判断，得了这样的病，是对命运的感慨。所以我们说人有内忧，人有外患，内忧是自己人性的弱点，外患是命运。命运时时潜伏在我们的前方，随时准备捕猎我们。
这样的好人，这样一个求上进的人，这样一个不断寻求自己人性完美的人，最后倒在命运的枪口之下。多悲哀呀。所以孔子的悲哀，不仅仅是对于一个个别事情的悲哀，他是从中看到了人类生存的危机。
颜回死了，他就更伤心了：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
什么叫作天？天就是命运。颜回死了，孔子放声大哭。一个71岁的老人，在颜回的灵柩面前哭得昏天黑地，哭得死去活来，这多么让人动容。一边哭，他一边说：“天丧予！天丧予！”这是天在灭我呀，这是天在灭我呀！颜回的死不仅是颜回的悲剧，也是孔子的悲剧，他最好的学生，他觉得最完美的学生，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死了，他最后还是把它归于命运。他的弟子们都来劝他：老师不要再哭了，你悲伤过度了。你这么大岁数了要保重身体。孔子回答说：我悲伤过度了吗？可是这么一个完美的人，我不为他哭还为谁哭呢？他是在控诉命运的不公，他是在感慨人在命运面前是多么渺小呀。这是他的哀。
当然，他也有很快乐的时候，应该说大多数的时候他都是比较快乐，比较轻松的。看到山水了他快乐，听到音乐了他尤其快乐。
他在齐国听齐国的乐师演奏《韶》乐，《韶》乐传说是舜时代传下来的音乐，他曾经评价《韶》乐是尽善尽美。所以他在齐国听到这个曲子后，结果是“三月不知肉味”。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很高明的演奏家，所以我猜测，他听完这个曲子后，肯定也不断地演奏。三个月的时间他就沉浸在音乐中，甚至吃肉都不知道肉的味道，而我们也知道，孔子是特别喜欢吃肉的。最后自己感慨地说了一句话：“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我没有想到呀，一个音乐能够把人感动成这个样子，音乐能够这样深入一个人的内心，彻底地俘虏他呀！
什么样的人才真正懂音乐？我想，懂音乐，包括艺术和文学都一样，不是看他是否具有一些有关艺术的知识。艺术知识不是艺术，掌握多少艺术知识也不能证明一个人具有多高的艺术鉴赏能力。一个人是否真懂艺术，要看他能否被艺术感动、陶醉。读一首诗时你被感动了，你就懂了；听一首音乐时，你被感动了，你就懂了。你没有被感动，你写一大堆的分析文章那都没用。你感动，你才懂，你感动的程度越深，说明你懂得越深。
《世说新语》里面记载有一个叫作桓子野的人，“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这个人有很高的音乐修养，他有很高的鉴赏能力，他只要听到好的音乐，他就被感动得手足无措，只能说两个字“奈何！”什么叫奈何呀？就是无可奈何！他感动得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人是真懂音乐。不过，在他之前还有一个人比他感动得更厉害，那就是孔子。如此热爱艺术并被艺术陶醉感动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严肃得可怕的人呢？不是有性情的人，怎么会这样沉迷于音乐？
从孔子的这些喜怒哀乐中，我们得到什么启示呢？——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是情感的丰富而不是情感的枯竭，是情感的充盈流动而不是情感的萎缩凝滞，是情感的敏锐而不是情感的麻木，是情怀的自然天成而不是情怀的人为矫情。孔子的一切的表现都是自然的，他高兴的时候他就笑，他痛苦的时候他就哭，他生气的时候他就骂，非常自然。
孔子曾经欣赏过一个人，卫国大夫公叔文子，因为他“时然后言，乐然后笑”，什么意思呢？该说话的时候看看环境，轮到我说话了，他才说，很有礼貌，不多言。快乐了然后才笑，发自内心地笑，不是假笑，不是装笑，不是苦笑。所以这个笑是发自内心的，很自然的。孔子天性就是这样。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
子曰：“其然，岂其然乎？”（《论语·宪问》）
所以，我们说，孔子是一个哲人又是一个诗人，他对世道人心最深刻的洞彻不是形诸理论教条、逻辑，而是形诸感慨，通过感慨万端的、诗性的语言告诉我们。所以他常常是“喟然叹曰”。就像我前面的分析一样，你读明白了，就知道这里面包含着很深很深的东西，但是如果没有读明白，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他不仅欣赏音乐，他还是一个很高明的演奏家。诗经305首，他一首一首按顺序演奏下去。我们今天讲《诗经》就是诗了，可那个时候，《诗经》就是歌词，它是那个时代的流行音乐。孔子拿着一把琴从头至尾，305首一直演奏下来。《诗经》是经过孔子整理的，但是他整理的不仅仅是文字，更重要的是乐谱。
而且他还随时都可以唱歌。他在鲁国和季平子、鲁定公之间有矛盾了，鲁定公、季平子不用他了。可是孔子要离开鲁国了，又有点舍不得，到了鲁国的边境还等了一个晚上。这时季平子大概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就派一个人来送他，叫师己。如果师己是来挽留他的，孔子可能还觉得有点话讲，可是这个人就是来送行的，孔子就觉得也没有什么话好说，沉默不语。师己很同情他，说，孔先生我知道这个事情不怪你，都是他们的错。孔子说，我现在什么也不想给你讲，我给你唱一首歌吧。
孔子现场作词，即兴发挥：“那些女人的口，可以让我这样的人出走。那些女人的口，可以让国家衰败。我现在还能干什么呢？我只能优哉游哉。”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在鲁之南）而师己送，曰：“夫子则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师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师己以实告。桓子喟然叹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史记·孔子世家》）
他跟别人说着话，说着说着他就唱出来了。我们今天的生活中，这样的人可能一个都碰不着，一感动他不说话了，他给你唱歌。他用歌来表达自己的心声，你看这个圣人。我们第一讲提到，孔子在病重的时候，子贡来看他，他不是也唱了一首歌吗？
“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史记·孔子世家》）
他几乎每天都要唱歌的，除了这一天他去吊过丧。因为到别人家吊了丧，如果还回来唱歌，那对别人不礼貌，所以他不唱。除此以外，他几乎每天都要唱歌，每天都要弹琴。和弟子们周游列国时，在路途中休息，他都要摆上琴弹唱一曲。他在教室里也都摆着琴、瑟和各种乐器。他在给弟子们讲课，交流学问的时候，有些弟子就可以在旁边演奏。这就是孔子给我们体现出来的一种性情，他在日常生活中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非常死板，道貌岸然，不苟言笑，非常严肃，让我们一看就敬而远之，赶紧溜走。恰恰相反，是很宽松的。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论语·述而》）
很和蔼，很慈祥，很快乐，这就是他平时的样子。你到他家，敲开他的门，你看到的他是满脸堆笑的，高高兴兴的，宽宽松松的，这就是孔子。
编后絮语
理解了“礼”，也就理解了孔子所有的选择和命运
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官顾维钧发言：“西方出了圣人，他叫耶稣，基督教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连日本人也奉他为东方的圣人。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是东方的圣地。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统克里蒙梭起立向他握手表示赞同。
我们对孔子的了解，当然不能限于这些个外交轶事的层次。关于孔子思想的核心，历来就有两个说法：其一是仁，其二是礼。除了后学者自身的立场、利益、语境，以及由此而来的认识分歧之外，孔子自己对这两个概念的解读，也颇为耐人寻味。譬如，孔子说过“仁者爱人”，也说过“克己复礼为仁”。据我国著名哲学家李泽厚统计，“仁”字在《论语》中出现百次以上，其含义宽泛而多变，每次讲解并不完全一致。这样，就给后人留下了各自阐发的空间。
“孔子之后，儒分为八。”自然，也出现了“仁者见仁”与“礼者见礼”的分野。大多数孔子研究者，比较倾向于认为孔子思想的主要范畴是“仁”而非“礼”。理由是，后者是因循，前者是创造。尽管“仁”字早有，但把它作为思想系统的中心，孔子确为第一人。但是，在孔子学说中，“仁”和“礼”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对此，李泽厚在《孔子再评价》中的观点是：孔子讲“仁”是为了释“礼”，与维护“礼”直接相关。
李泽厚在充分剖析了孔子之前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后指出：中国社会基本上沿袭着氏族时代的治理架构，“是以血缘为基础、以等级为特征的氏族统治体系，要求维护或恢复这种体系是‘仁’的根本目标”。或许，人们还是可以将“仁”视作孔子思想最重要的部分，但是，“无论哪派研究者恐怕都很难否认孔子竭力维护、保卫‘周礼’这一事实”。在李泽厚看来，孔子一生，其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渊源与终极，尽在一个“礼”字。
理解了“礼”，也就理解了孔子所有的选择和命运。他不幸生在一个“礼崩乐坏”的价值大崩溃时代，他的所有纠结、痛苦与绝望，均来自他的价值观与他所处时代的无从调和的矛盾冲突。“他哀叹氏族体制的最终崩毁，反对日益扩大的兼并战争，幻想恢复远古剥削压迫较轻的‘黄金时代’，企图维护相对来说对本氏族内部成员确乎比较宽厚的统治体系，不满、斥责、抨击赤裸裸的剥削压迫……这也有其合理性和人民性”，李泽厚如是说。
延伸阅读
●《论语》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鲍鹏山《鲍鹏山说孔子》
●胡玫《孔子》（电影）
作者简介
鲍鹏山：文学博士、作家、学者，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研究，曾在央视《百家讲坛》担任主讲嘉宾，著有《先秦诸子十二讲》《鲍鹏山说孔子》等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