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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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快读
●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就是去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一部不去发现迄今为止尚未为人所知的存在的构成的小说是不道德的。认识是小说唯一的道德。
●唯一的神圣的真理解释为无数相对的真理，被人们分发开来。由此产生了现代世纪的世界，伴随着它而诞生的是小说，小说是这个世界的形象和模特儿。
●正当理性赢得了一个完全的胜利时，纯粹的非理性（力量决心实现它自己的意志）占领了世界舞台，因为已经不再有任何普遍被接受的价值体系能阻塞它的道路了。
●如果小说真的必将消失，它的消失不是因为已耗尽了它的力量，而是因为它存在于一个日益与它疏离的世界。
背景介绍
塞万提斯，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小说家、剧作家、诗人，被誉为西班牙文学世界里最伟大的作家。评论家们称他的小说《堂吉诃德》是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现代小说，同时也是世界文学的瑰宝之一。
一
1935年，即埃德蒙德·胡塞尔去世的前三年，他在维也纳和布拉格作了关于欧洲人的危机这一著名演讲。对胡塞尔来说，形容词“欧洲的”意味着精神上的同一性，它超越于地理上的欧洲（例如它延伸到美国），是与古希腊哲学一起诞生的。在他看来，这一哲学在历史上首次把世界（作为整体的世界）当成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来理解。它询问世界不是为了满足这种或那种实际需要，而只是因为“这种要了解的激情已经抓住了人类”。
在胡塞尔看来，他所论及的这种危机是如此深刻，以至于他不知道欧洲是否还能度过这次危机而幸存。他认为，在现代世纪一开始，在伽利略和笛卡尔那里，在欧洲科学的片面性中，这种危机的种子就种下了。欧洲科学把世界简单地归结为单纯的技术研究和数学研究的对象，而把具体的生命世界（胡塞尔称之为Die Lebenswelt）置之于它的视野之外。
科学的兴起把人类推进了专业分科的隧道。人在知识上越进步，他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和他自己的自我就越不清楚，他被掷入了胡塞尔的学生海德格尔曾提出的漂亮而又近乎神奇的短语“存在的被遗忘”之中。
曾被笛卡尔提升到“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这一高度的人，现在相对于各种力量（技术、政治、历史）来说，成了十足的物，这些力量撇开他，超过他，占有他。对于这些力量，人的具体存在，他的“生命世界”既没有价值也没有趣味：它黯然失色，从一开始就被遗忘。
二
我仍然认为，把关于现代世纪的这种观点的严肃性仅仅看作一种谴责，就未免太天真了一点。我宁愿说，这两位伟大的哲学家揭示了这个时代的多重性，它既是衰落也是进步，像人类的所有方面一样，在它的开端就埋下了终结的种子。在我看来，这种多重性并未贬抑近四个世纪的欧洲文化，我尤其醉心于它，因为我不是一个哲学家而仅仅是一个小说家。的确，对我来说，现代世纪的创立者不仅是笛卡尔，同时还有塞万提斯。
也许两位现象学家在对现代世纪的评价中未加考虑的正是塞万提斯。我的意思是：如果说哲学家和科学家确实已经忘记了人的存在，那么这一点则是不言而喻的，即随着塞万提斯的出现，一种伟大的欧洲艺术形成了，这种艺术不是别的，正是对被遗忘了的存在的探询。
的确，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分析过的所有重要的存在的课题——认为它们被以前所有的欧洲哲学家所忽视——都在四个世纪的小说（小说在欧洲再生的四个世纪）中得以揭示、描绘、阐明。小说以它自己的方式、通过它自己的逻辑，依次发现了存在的各种不同的维度：在塞万提斯和他的同时代人那里，它质询冒险的本质；在塞缪尔·理查逊那里，它开始考察“在内心里发生了什么”，开始揭示情感的秘密生活；在巴尔扎克那里，它发现了人在历史中的根柢；在福楼拜那里，它探讨了以前不知道的日常生活的领域；在托尔斯泰那里，它集中注意于人类行为和决定中非理性因素的侵入。它探究时间：在普鲁斯特那里，它探究的是难以捉摸的过去；在詹姆斯·乔伊斯那里，它探究的是难以捉摸的现在；在托马斯·曼那里，它考察了控制我们现在行为的、来自遥远过去的神话的作用。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自现代世纪开始以来，小说不间断地、忠实地伴随着人。从那时起，胡塞尔认为是欧洲精神本质的这种“要了解的激情”抓住了小说，使它详加考察人的具体生命，并且保护人的具体生命，以抵抗“存在的被遗忘”；使“生命世界”映照在持续不灭的光亮下。这也是我所理解的赫尔曼·布洛赫所一再坚持强调的观点：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就是去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一部不去发现迄今为止尚未为人所知的存在的构成的小说是不道德的。认识是小说唯一的道德。
我还要补充说：小说是欧洲的创造；小说做出的发现，尽管由各种不同的语言写成，但这些发现却属于整个欧洲。这些发现前后相继的序列（不是指被写出来的东西的总和）即构成了欧洲的小说史。唯有在这种超民族的语境中，一部作品的价值（也就是说，它做出的发现的意义）才能被充分地看出和理解。
三
当上帝从他指导的宇宙和它的价值秩序的宝座、从他区别出善恶及赋予各种事物意义的宝座上缓缓离去，堂吉诃德就从他的住宅动身走进了他不再认得出的世界。上帝这最高的裁决者不在了，世界突然显现出了它可怕的多重性质；唯一的神圣的真理解释为无数相对的真理，被人们分发开来。由此产生了现代世纪的世界，伴随着它而诞生的是小说，小说是这个世界的形象和模特儿。
像笛卡尔一样，把思考着的自我认作万物的基础，从而孤独地面对宇宙，这就是采取黑格尔所正确地称之为的英雄的态度。
像塞万提斯一样，把世界看作是多重模糊的、不得不面对的不是一个孤立的、绝对的真理，而是一个矛盾百出的各种真理的混合体（真理体现在叫作人物的想象性自我中），要把某种不确定的智慧作为唯一的确定性，这同样需要勇气。
塞万提斯的伟大小说意味着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已有许多论述。有些人把它看作对堂吉诃德朦胧的理想主义的理性的批评，还有些人认为它就是对同样的理想主义的赞颂。这两种人都错了，因为他们在小说的精髓中寻求的都不是一个质疑而是一种道德立场。
人类渴望一个善与恶能够被清楚地区分的世界，因为他有一个天生的、不可遏制的欲望，就是在他理解之前作出判断。宗教和意识形态都建立在这种愿望上。他们只能这样来对付小说，那就是把小说的相对的和模糊的语言翻译成他们自己绝对肯定的、教条的话语。他们要求，总得有某人是正确的：或者安娜·卡列尼娜是一个头脑狭隘的暴君的牺牲者，或者卡列宁是一个不道德的女人的牺牲者，或者K是被不公正的法庭毁灭的无辜人，或者法庭代表了神圣的正义，而K是有罪的。
这种“是或不是”囊括了一种无能，无能容忍人类事物最基本的相对性，无能正视上帝的不存在。这种无能使得小说的智慧（不确定性的智慧）难以接受和理解。
四
堂吉诃德动身进入一个在他面前广阔地展开的世界。他能够自由地外出，随心所欲地回家。早期的欧洲小说是在一个显然无限广阔的世界旅行。在《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的开头，两个主人公在旅途中偶然相遇，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和要到哪里去。他们存在于一个没有开端和终点的时间中，一个没有边界的空间中，在前途永不终结的欧洲中。
狄德罗之后的半个世纪，在巴尔扎克那里，遥远的地平线就像风景一样消失在那些现代结构，也就是那些社会制度：警察、法律、金钱与犯罪的世界、军队、国家的后面。在巴尔扎克的世界里，时间不再是像它曾在塞万提斯和狄德罗的世界里那样愉快地闲逛了。它乘上了叫作历史的火车。这列火车上去容易下来难。但这还没有什么可怕，它甚至还有吸引力，它给每一个乘客许诺以冒险，伴随冒险而来的则是名誉和财富。
再往后，对于爱玛·包法利，地平线收缩为仿佛为一道栅栏的地步。冒险在它之外，对冒险的渴望变得难以忍受。在千篇一律日复一日的行为里，梦想和白日梦显出了重要性。失去了的外部世界的无限性为灵魂的无限性所取代。不可替代的个人独特性的伟大幻想——欧洲最美好的幻想之一——竞放花朵。
但是，当历史（或历史的存留：一个具有无上权威的社会的超人力量）控制了人的时候，灵魂的无限性这个梦失去了它的魔力。历史不再对人许诺名誉和财产，它仅仅只许诺给他一个土地测量员的工作。面对法庭或城堡，K能做什么呢？可做的甚少。他难道不能像爱玛·包法利那样梦想吗？不，形势的陷阱是非常可怕的，它就像吸尘器一样吸走了他全部的思想和感情：所有他能够想到的就是他的审判、他的测量工作。灵魂的无限性——如果它曾经存在的话——已经成了近乎毫无用处的附属品。
五
小说的道路看起来如同现代世纪一个平行的历史。在我对它作一回顾时，它看来是奇怪地短暂和有限。莫不是堂吉诃德本人，在300年的旅程之后，回到村庄乔装打扮成了一个土地测量员？他曾经出发去寻求他自己选择的冒险，然而现在，在城堡下的村庄里，他设法选择，冒险是强加于他的：由于他档案中的一个错误，使得他与行政当局发生口角。那么，在三个世纪之后，关于冒险这个小说中第一伟大的主题发生了什么事呢？它变成了对它自身的嘲讽模仿了吗？这意味着什么呢？小说的道路夹缠盘绕在自我矛盾中了吗？
是的，看来似乎如此。而且这还不仅是唯一的自我矛盾。《好兵帅克》也许是最后一部伟大的通俗小说了。令人吃惊之处难道不在于，这一喜剧性小说也是一部战争小说吗？它的行动是在军队里和前线上展开的。战争和恐怖究竟怎么了，如果它们已经变成了好笑的事情，原因何在？
在荷马和托尔斯泰那里，战争具有完全可以理解的意义：人们为海伦或为俄罗斯而战。而帅克和他的同伴们到前线去却并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们也不想知道。
那么，如果不是为了海伦或国家，战争的动机是什么呢，纯粹是力量愿意作为力量来表现自己吗，是海德格尔后来写到的“意志对意志”吗？有史以来，难道不正是它处在所有战争的幕后吗？是的，当然如此。但是这一次，在哈谢克看来，它已被剥脱了任何理性的论据。没有人会相信宣传的胡扯，连炮制它们的人也不信。力量在这里是赤裸裸的，就像在卡夫卡的小说中一样赤裸裸。确实，法庭就是处决了K也得不到什么，城堡从折磨土地测量员中也一无所获。为什么过去的德国、今天的俄国想统治世界，想更富有，更幸福？一点也不是。力量的侵略性完全是非功利性的，无所用心的，它决心实现的只是它自身的意志，它纯粹是非理性的。
卡夫卡和哈谢克因此使我们与这一巨大的自我矛盾正面对峙了：在现代世纪的进程中，笛卡尔哲学的理性一个接一个地腐蚀了所有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价值。但是，正当理性赢得了一个完全的胜利时，纯粹的非理性（力量决心实现它自己的意志）占领了世界舞台，因为已经不再有任何普遍被接受的价值体系能阻塞它的道路了。
这种矛盾情形，在布洛赫的《梦游者》中得到绝妙的阐明，它是我所愿意称之为的终极之一。还有其他的终极。例如，现代世纪培育了一个梦，在这个梦中，分别属于各个不同文明的人类将在某一天联合为一体，永久和平下去。今天，行星的历史终于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正是战争，流动的和持续的战争，体现和保证了这种人们长期渴求的人类统一。人类的统一意味着：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无处逃遁。
六
胡塞尔关于欧洲危机和欧洲人可能消失的演讲是他的哲学声明。他在中欧的两个首都城市发表这些演讲，这种巧合有深刻的意义：因为，正是在这同一个中欧，西方将看到西方的死亡。或者，更确切地说，看到它的一部分被切除，即华沙、布达佩斯和布拉格被俄罗斯帝国吞并掉了。这种灾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大战由哈布斯堡王朝发动，它导致了那个王朝的终结，并使衰弱了的欧洲永远地失去了平衡。
人只与他自己灵魂的魔鬼格斗的时代，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的和平时代过去了。在卡夫卡、哈谢克、穆齐尔、布洛赫的小说中，魔鬼来自外部，它叫作历史。它不再与冒险者通常乘坐的列车有关，它是非人的，不可控制的，难以预测的，不可理解的——也是逃避不了的。这正是伟大的中欧小说家的泰斗们看到、感觉到、把握到现代的终极悖谬的时刻（正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但是把他们的小说当作社会和政治预言，把它们当作奥威尔的预测那样来读是错误的！奥威尔所告诉我们的也能够以一篇论文或小册子来说清楚，（甚至可以说得更好）。与之相反，这些小说家们发现了“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他们表明，在这种“终极悖谬”的情况下，所有存在的范畴是如何突然地改变了它们的意义：如果K的行动自由是完全虚幻的，那么，什么叫冒险呢？如果《没有个性的人》中的知识分子对次日将扫除他们生命的战争毫无所知，什么是未来呢？如果布洛赫的胡格瑙不仅不懊悔而且实际上忘记了他犯下的谋杀罪，什么是罪行呢？如果说这一时期唯一伟大的喜剧小说，哈谢克的帅克，以战争作为它的背景，那么这对喜剧来说发生了什么呢？如果K即使是和一个女人在床上，也不能没有城堡派出的两个间谍在场，那么公开与隐私的区别何在呢？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是孤独呢？它是一个负担，一种不幸，一个诅咒吗？如有些人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或者相反，它是在存在的过程中一种已被无处不在的集体性粉碎了的至上的珍贵价值？
小说史的诸时期是非常漫长的（它们与时尚闹哄哄的变动无关），小说史的各个时期以小说集中注意的存在的特殊方面为特征。如此，福楼拜对每日行为发现的潜力只是在70年后才在詹姆斯·乔伊斯的巨著中充分发展了。由中欧小说家的泰斗在70年前开创的时期（终极悖谬的时期）对我来说还远没有结束。
七
小说的死亡已经被讨论了很长一个时期了：尤其是在未来主义者、超现实主义者，以及几乎所有的先锋派那里。他们看到，小说失落在进步之路的道旁，让位于一种全新的未来和一种与以前存在过的艺术毫无相似之处的艺术。小说就要在历史正义的名义下被埋葬，就像财产、统治阶级、过时的小汽车或大礼帽一样。
但是，如果说塞万提斯是现代世纪的创立者的话，那么，他的遗产的终结应该说不只意味着在文学形式的历史上一个阶段的终结，而且也预示着现代世纪的终结，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伴随着小说讣闻的某种充满幸福的微笑给我的印象是轻薄的。说它轻薄，是因为我已经看到和经历了小说的死亡，一个暴力下的死亡（遭受查禁、书报检查制度和意识压力的打击），就在我曾生活了相当长一个时期的通常被称之为极权统治的世界里。在当时，这一点变得非常清楚，小说是不免一死的，如同现代世纪的西方那般不免一死。作为这一西方世纪的模特儿，小说以人类事物的相对性和多重性为基础，它与极权世界是不能共存的。这种不一致性比那种将不同政见者与共产党特工或人权运动者与私刑拷打者分开的不一致性还要更加深刻。因为它不仅是政治的或道德的，而且是本体论上的。我这样说的意思是，一个具有唯一真理的世界与相对的、多重意义的小说世界是被完全不同的本质铸成的。极权统治的真理排斥相对性、怀疑、质询；它永远不能适宜于我所称之为的小说的精神。
然而在极权体制的俄国，难道不是有成百上千的小说大批量地出版并被广泛地阅读吗？当然是这样，但是这些小说没有为征服存在增添任何东西。它们没有发现存在新的片断；它们仅仅是证实那些已经被说过了的东西；更有甚者，在证实每个人说的（每个人必须说的）那些东西时，它们达到了其目的，保持其光荣，发挥对那个社会的功用。由于什么也没有发现，它们没有能够加入到发现的序列中来，而对我来说，正是这个序列构成了小说的历史。它们使自己置于这个历史之外，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它们是跟在小说史后面的小说。
大约半个世纪以前，小说的历史在俄国的极权体制统治下止步不前了。那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因为从果戈理到别雷的俄国小说是伟大的。如此看来，小说之死不只是一个臆想的观点。它已经发生了。而现在我们知道小说是如何地死亡的：并不是它消失不见了；而是它从小说的历史中脱落开去。它的死静静发生，无人注意，没有谁为之义愤填膺。
八
但是，难道小说没有因为它自身的内部逻辑走到路的尽头吗？难道它不是已经开掘了它所有的可能性、所有的知识和所有的形式吗？我听到人们把小说的历史比作早已被开采竭尽的煤层，然而它不是更像一个错过了机会的墓地，一个未听见恳求的墓地吗？有四个恳求特别引起我的共鸣。
游戏的恳求：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和丹尼斯·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对我来说是18世纪的两部最伟大的小说作品，两部作为庄严的游戏来构思的作品。它们达到了戏谑、轻松的顶点，小说在此前后都未达到的顶点。此后小说被现实主义的背景、按年代发展的顺序这些逼真的迫切要求束缚了。它抛弃了由这两部杰作所开拓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本来可以导致了一个不同的小说发展（是的，可以想象出另外一部完整的欧洲小说史……）。
梦想的恳求：19世纪安睡着的想象力突然被卡夫卡唤醒了，卡夫卡达到了超现实主义者后来所呼唤而他们自己却从未完成的东西：梦与现实的融合。这一点实际上也是小说长久以来就有的美学抱负，诺瓦利斯首先开创，而它的完成则要求一种特殊的炼金术，卡夫卡在一个世纪之后独自发现了这个炼金术。他的巨大贡献与其说是走完了小说历史发展的最后一步，不如说是带来了一个未曾预料的开端。这个开端表明，小说是这样一个场所，在其中想象力能够像在梦中一样爆发，小说能够摆脱看来似乎无法逃脱的逼真的迫切要求。
思考的恳求：穆齐尔和布洛赫将卓越的、光芒四射的智慧赋予了小说。不是把小说转化成哲学，而是围绕着故事调动所有的手段——理性的和非理性的，叙述的和深思的；这些手段能够阐明人的存在，能够使小说成为绝妙的理性的综合。他们的成就就是小说史的完成吗，或者说更是一个通向漫长旅程的邀请？
时间的恳求：“终极悖谬”时期激励小说家去拓宽时间的课题，超越普鲁斯特式的个人记忆的课题而去探讨集体性时间之谜，这是欧洲的时间，这时欧洲回顾自己的过去，就像一个老人在某一特定的时刻看他的整个一生那样评价其全部历史。因此就出现了那种渴望，渴望超越个体生命的暂时性限制——小说迄今为止还被这些限定着，渴望在小说的空间中插入几个历史时期（阿拉贡和富恩特斯对此已作过尝试）。
但我不想预言小说未来的道路，我也不可能知道；所有我要说的只是这一点：如果小说真的必将消失，它的消失不是因为已耗尽了它的力量，而是因为它存在于一个日益与它疏离的世界。
九
地球历史的统一，上帝不怀好意地恩准实现的这一人道主义的梦想，伴随着它的是令人晕眩的简单化的过程。的确，简单化的白蚁已常常在吞噬生命：甚至最伟大的爱情也好像一副稀薄回忆的骨架子那样完结。而现代社会的特性十分丑恶地强化了这个诅咒：它把人的生命简化为它的社会功能；把一个民族的历史简化为一些小型的事件；而这些事件又被简化为一种带倾向性的解释；社会生活被简化为政治斗争，再简化为只是两个全球性强权国家的对抗。人被拽进了一个真正的简单化的旋涡，在其中，胡塞尔的“生命世界”无可救药地被遮蔽了，存在已被遗忘了。
现在，如果说小说的存在理由是，让“生命世界”处于永久的光芒之下，使我们免于“存在的遗忘”，那么，小说在今天之应该存在不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吗？
是的，在我看来就是这样。但是，天哪，小说也同样在遭受简单化白蚁的洗劫。这种简单化不仅简化了世界的意义，而且也简化了艺术作品的意义。就像整个文化一样，小说也越来越多地落到了大众传播媒介的手里；作为地球历史统一的代办者，传播媒介扩展和引导了简单化的过程；它们在整个世界传播同样的简单思路，陈词滥调。这些东西很容易被最大多数人、被每一个人、被全人类接受，在各种媒介工具中出现的不同的政治利益则无关紧要。在这些表面的不同之后，盛行的是共同的精神。只要对美国或欧洲的，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政治周刊投去一瞥，就能看到，它们都有着同样的人生观，反映在同样排列着的目录上，处于同样的标题下，在同样的新闻语句、同样的词汇、同样的风格、同样的艺术趣味、同样的他们评判为重要或不重要的事物的等级里。这一大众媒介的共同精神用政治分歧加以伪装，它是我们时代的精神。这种精神对我来说与小说的精神是相违背的。
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的精神，每一部小说都对读者说：“事情并不像你想象得那样简单。”这是小说永恒的真理，但在轻松迅速的、比问题来得更快的回答这种喧嚣之声中，它显然更难得被听到了。它被淹没了。在我们时代的精神中，不是安娜正确便是卡列宁正确，告诉我们理解的困难和真理的难以捉摸的塞万提斯那古老的智慧，似乎是颇为讨厌和没有用处的了。
小说的精神是持续性的精神，每一部作品都是对以前那些作品的回答，每一部作品都包含着以前全部小说的经验。但是我们时代的精神却坚定地集中注意于现在，如此广阔和极其丰盛的现在；它把过去粗暴地置于我们的视野之外，把时代简单化为仅仅是当前。在这个系统以内，小说不再是一部作品（一个为持续下去，把过去和未来连接起来而作的东西），而是许多当前事件中的一件事，一个没有明天的姿势。
十
这是不是意味着，“在一个日益与它疏离的世界”，小说将要消失？它将离开欧洲，在“存在的忘却”中沉没吗？除了写作狂的胡说八道，没有什么会留下来，没有什么，除了那些追随小说史的小说吗？我不知道。我只是相信，我知道小说不能与我们时代的精神和平共处：如果它将继续发现未被发现的，继续作为小说而“前进”，那么，它所能够做的只是反对这个世界的进步。
先锋派看待事物不同；它抱有与未来和谐相处的雄心。的确，先锋派艺术家确实创造了英勇的、难读的、煽动的、荒谬的作品，但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是确信“时代精神”与他们是一致的，它很快就会证明他们是正确的。
过去我也曾相信，未来是我们的作品和行为唯一有资格的评判者。后来我懂得了，追逐未来是所有奉迎者中最恶劣的奉迎者，是对强权的怯懦谄媚。因为未来常常比现在更强有力。它当然会对我们加以评判，并且无须任何资格。
但是，如果未来对于我不是一种价值，那么，我的归宿是什么呢，上帝，国家，人民，个人？
我的回答既是荒谬的，也是真诚的：我不以任何事物为归宿，我只皈依于已被贬值了的塞万提斯的遗产。
编后絮语
纳博科夫说，《堂吉诃德》是一个童话故事
塞万提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小说家，他被誉为西班牙文学世界里最伟大的作家。评论家们称他的小说《堂吉诃德》是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现代小说，同时也是世界文学的瑰宝之一。1605年，《堂吉诃德》第一部问世。四百多年来，几乎所有作家都对它行过注目礼。在这里，我们不妨重温一下纳博科夫的评论文字。他说：“《堂吉诃德》是一个童话故事，正如《荒凉山庄》也是一个童话故事，《死魂灵》也是一个童话故事，《包法利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都是最优秀的童话故事。倘若没有这些童话故事，世界就会变得不真实。”
昆德拉说：“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的精神。”是否可以解读为，小说存在的价值之一，就是提醒人们不要简单地看待人性？在现实中，这种简单性往往表现为想当然。或许，《堂吉诃德》想要告诉人们的，就包含着不要想当然地看待时代对人的决定。换句话说，《堂吉诃德》中，堂吉诃德是一个犯了时代错误的人。小说的使命是鄙视他抑或嘲笑他吗？非也。昆德拉的答复是：“认识是小说唯一的道德。”或许，在他心目中，尽管道德是人类生活的最重要元素之一，但是，认识却是小说的最重要价值所在。也就是说，认识与道德各有价值，不必混为一谈。
一般看来，《堂吉诃德》是一部喜剧。关于悲剧与喜剧，惯常的说法是：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而喜剧却是将没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堂吉诃德的所作所为，当然是不折不扣的喜剧素材。有价值的东西被撕破，让人洒泪哭泣；而没价值的东西被撕破，却让人捧腹大笑。这样说来，堂吉诃德的人生便是一个笑话，供读者逗乐之用吗？看过小说的人都会记得，他居然把邻村一个挤奶的姑娘想象为自己的女主人，并给她取名为杜尔西娜娅；他居然把旋转的风车当作巨人，冲上去要和它大战一番，结果给自己整了个遍体鳞伤。如果把他送到弗洛伊德教授的诊所，肯定被诊断为精神分裂患者。不妨再想一下，弗洛伊德教授会捧腹大笑一场然后将其扫地出门吗？
那些最令人不齿的道德缺陷，在堂吉诃德身上有所荟萃吗？譬如贪财、阴险、无耻，都没有——这是唯一可以肯定的回答。相反，他的所作所为一如屠格涅夫所言，具有“坚强的道德观念”。他忠于“除暴安良、除强扶弱”的道德信念，在践履“骑士道”的征途上，从来不考虑个人金钱或利益的得失，甚至连生命危险也不考虑。正如杨绛女士所言：“堂吉诃德不止面貌严肃，他严肃入骨，严肃到灵魂深处。”滑稽人行滑稽事并不滑稽，严肃人做滑稽事才足够滑稽。是的，“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丑，但是他自己却很享受这样”。就这样，堂吉诃德身上那些“没价值的东西”被塞万提斯撕破了！撕破之后呢？我们居然从中发现了伟大的道德、坚强的信念！
我们自可以轻飘飘地评说，堂吉诃德是一个“犯了时代错误”的伪骑士，可是，回首我们自身，谁又能不犯错误呢——包括传说中的时代错误？我们只有选择去认识堂吉诃德，而不是简单地鄙视和无脑地嘲弄。到了这样的时刻，昆德拉和他的话才得以成立——认识是小说唯一的道德。关于小说，昆德拉的界定貌似高冷陡峭，实则语重心长。纳博科夫还有一句话：“人类生活无非是给一部晦涩难懂而未完成的杰作添加的一系列注释罢了。”至此，你眼中的世界变得稍微真实了一些呢，还是复杂了一些？
延伸阅读
●塞万提斯《堂吉诃德》
●狄德罗《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
●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
●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
作者简介
米兰·昆德拉，捷克著名小说家。《小说的艺术》是昆德拉在任大学教授时，为学生上课编写的教材。《贬值了的塞万提斯的遗产》是《小说的艺术》的第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