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又称《书》或《书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政治文献汇编类史书。《尚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等子篇目。其中，《虞书》是传说时代五帝之一虞舜在位时的政治文献汇编，《夏书》是传说中夏代的政治文献汇编，《商书》和《周书》则为商代和周代的政治文献汇编。以此类推，《周书》的著作年代大致可以确定为周代，《虞书》《夏书》《商书》的著作年代，或为西周史官、或为春秋史官、或为战国史官对五帝时期以及夏商时期政治事件的追述。
关于《尚书》的书名，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尚”与“上”互为通假，那么所谓“尚书”，即是指上古皇家档案文件的汇编；第二种说法是，“尚”即“崇尚”之意，那么所谓“尚书”，即指是可为后人崇尚的典籍；第三种说法是，“尚”即把卷着的、包着的、摞着的东西摊开或展平，那么所谓“尚书”，即是解密的王家文档或向社会公开的皇室卷宗。结合该书内容来看，以上三种说法均可成立。
据有关资料显示，流传于世的《尚书》，前后共有三个版本。其一为秦朝博士伏生版，称《今文尚书》；其二为孔子的后人西汉孔安国版，称《古文尚书》；其三为东晋豫章（即今江西南昌）内史（相当于今省财政厅长）梅赜（zé）版，称《伪古文尚书》。一般认为，秦朝博士伏生版《今文尚书》中的《周书》，从《牧誓》到《吕刑》，该十六篇为西周的真实史料，《文侯之命》《费誓》和《秦誓》为春秋史官对西周史料的追述，《虞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反而是战国史官编写的古史资料。而今本《古文尚书》，总体认为是梅赜伪造的，但也存在争议，在此不赘述。
关于《尚书》的成书、面世、聚散和真伪，有着极其曲折而传奇的故事。相传，最早的《尚书》版本，系春秋末期孔子汇集古代文献编订而成的。孔子晚年因有感于礼崩乐坏，世事浇漓，人心不古，于是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以期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他将上古时期从尧、舜、禹一直到春秋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遴选后，挑出其中100篇编辑成《书》，并用它作为自己私学的教材，教育学生。
据称，孔子编订该书的要旨有二：第一，使帝王明白仁君治民的道理。春秋之世，圣王遁迹，暴君迭出，人民群众苦于虐政，备受煎熬。为拯救危世，感化当世人君，孔子作《书》经，希望人君发扬尧、舜、禹、汤、文、武的光荣传统，对百姓仁慈一些；第二，让臣子明白贤臣辅佐君王的道理。自周室东迁之后，各地方政权中人臣事君心不在焉，乱臣贼子迭出，弑君犯上的事屡见不鲜。为拯救危世，感化当世人臣，孔子作《书》经，记述上古贤臣辅佐君王的事迹，作为臣子学习的榜样。
就这样，该书自春秋一直流传到战国，一向平安无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挟书令》，令凡是民间收藏的《诗》《书》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全都要送交官府集中焚毁。这次焚书事件给《诗》《书》的流传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西汉立国之后，鼓吹“以儒术治天下”，于是大张旗鼓地收集民间遗漏的《诗》《书》残本，可是收效甚微。事有凑巧，济南郡（治所在今山东章丘南）有个叫伏胜的老头，本系孔门弟子轌（xuě）子贱先生的后裔。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朝廷设博士70人“以备顾问”，伏胜即为其中之一。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颁布焚书令，伏胜已经退休在家了，大约是出于对上古典籍的尊崇，他便冒着生命危险，暗地将《书》经藏在自家墙壁的夹层内。
时间一晃就是几十年过去了，伏胜听说朝廷正大张旗鼓在民间寻找遗漏的《诗》《书》，于是打夹壁搜出藏书，一看只剩《书》经29篇了。这时的伏胜已经是九十多岁的高龄老人，于是朝廷便派后起之秀、年轻学者晁错前往济南郡让伏胜一对一口头传授。完事后，晁错便带着笔记和原典返回首都洛阳，随后将它们整理一番，朝廷准予公布于众。因为晁错的笔记是用当时的大白话写的，所以这个版本的《书》以及其注疏就被后人称作《今文尚书》。
到了西汉景帝三年，即公元前154年。这一年远在山东曲阜的鲁恭王刘余想扩建自己的府邸，因为鲁王的府邸就紧挨着孔府，于是他就和孔府的现主人——孔子的嫡系后代孔安国商量，让他腾出点儿地方。结果一拆不打紧，据称发现了一部《书》经，系用先秦六国文字书写，想必是孔子当年造房子时将《书》藏在里面以备不测的。
朝廷得知这个事后，就命孔安国对该书进行翻译、校对、整理，定名为《古文尚书》。该版本除包括《今文尚书》的29篇以外，其中还多出了16篇。就在孔安国先生将这个《古文尚书》编订完毕，恭恭敬敬地献给朝廷的时候，遇到了两汉后宫里常见的大事件——巫蛊事件，不知怎么地，把孔安国给牵连上了。结果，他老先生以及这本皇皇巨著，都被晾在一边了。这个《古文尚书》始终没能转正，只在民间下里巴人之中流传。
到了西晋时期永嘉年间，五胡乱华开幕。战乱中，甭管是《今文尚书》也好，《古文尚书》也罢，统统散失了，均不知去向。时间一晃又是两百年。到了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不知从哪里弄来一部据说比《古文尚书》还要古老的《古文尚书》，献给了朝廷。梅赜先生版的《古文尚书》不仅包括伏胜先生版的《今文尚书》29篇，而且比孔安国先生版的《古文尚书》多出14篇，共58篇。就这样，梅版《古文尚书》就非常吊诡地流传于世，一晃就是一千多年。据称，人们现在看到的《尚书》版本，就是后世学者根据梅先生的版本，再参照其他文献编订而成的。
当然，东晋以后，后世的许多学者都对梅赜版的《尚书》产生过疑问，但是没有一言九鼎的证据，也扳不倒人家。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坚信，东晋以来的《古文尚书》大体保留了汉代两版《尚书》的脉络。理由是，梅赜版的《古文尚书》，可能是他根据秦汉以后其他典籍中所传的零星断简增补而成的。
自西汉以来，《尚书》一直被历代帝王将相视为经时济世的哲学经典，它既是帝王们的枕边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的必修课。就文学而言，《尚书》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散文已经萌芽。据《左传》等书记载，在《尚书》之前，还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上古时代的政论性散文典籍存世，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书都没有传承下来，因此人们但凡谈到先秦散文，《尚书》即为不二之源头。
总观《尚书》诸篇文章，其结构已经较为完整，谋篇布局也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勃兴，便可以看作是对《尚书》散文技巧的继承和发展。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奏章，都明显地受《尚书》文风、文字的影响。例如，南朝梁时学者刘勰先生在其大作《文心雕龙》中，论述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文体时，也都溯源到《尚书》，这便是该书的魅力所在。
2008年7月，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竹简，据称该批竹简曾经长期流散于境外，后为清华校友于境外购得回捐母校。随后，经过两年多的保护性清理和研究，最终确定该批竹简共为2388枚，其中发现了失传2000多年的战国版《尚书》。
据有关专家介绍，该版“尚书”已整理出六十余篇文献，其中《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9篇，不为传世版《尚书》所载。例如，《保训》讲述了周文王临终前对武王的遗训，其中提到尧、舜和商朝先祖上甲微的传说，这篇文献从秦始皇焚书以后，便告于湮没，其中包含的圣道思想，很有孔子《尚书》的意旨。另外，专家将竹简版《咸有一德》篇与传世《尚书》之《咸有一德》篇进行比对后发现，二者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就说明，传世《尚书》之《咸有一德》篇系梅赜伪造。
相同的例子还见于《说命》篇。传世版《尚书》之《说命》篇由三篇组成，记载了武丁与大臣傅说的相关事迹。竹简版《尚书》也有《说命》篇，题为《傅说之命》，也由三篇组成。其中部分内容与《国语·楚语》的引文完全一致，证明是先秦时期《说命》篇的原貌。这就说明，传世《尚书》之《说命》篇系梅赜伪造。
最后，总而结之，传世《尚书》究竟有多少成分为真，尚需时间给予淘洗，方才能够定论。无论传世《尚书》部分可信，或全无可信，不可否认的是其对后世的影响已经是根深蒂固。假令日后竹简《尚书》全盘推倒传世《尚书》而重新来过，无论其影响力如何，它们共同的信仰源头其实还在周代、商代，甚或是夏代、上古，这正是我们编译该书的最直接原因。限于笔者水平，书中难免有许多疏漏，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