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择官》这一篇在强调帝王任人唯贤、敢于采纳谏诤的基础上，具体论述了如何用人，如何合理分配官职等问题，进一步阐述了“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的治国思想。官吏担负管理百姓的职责，任用不当，就会祸国殃民。太宗强调选择官吏要德才兼备，并特意精简官员人数，这也是贞观年间天下大治的重要原因之一。
【原文】
贞观元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致治之本，惟在于审[1]。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故《书》称：‘任官惟贤才。’又云：‘官不必备，惟其人。’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2]？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于画地作饼，不可食也。《诗》曰：‘谋夫孔多，是用不就。’又孔子曰：‘官事不摄，焉得俭？’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3]。’此皆载在经典，不能具道。当须更并省官员，使得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卿宜详思此理，量定庶官员位。”玄龄等由是所置文武总六百四十员。太宗从之，因谓玄龄曰：“自此倘有乐工杂类，假使术逾侪[4]辈者，只可特赐钱帛以赏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与夫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遣诸衣冠以为耻累[5]。”
【注释】
[1]审：审察。[2]奚为：奚，疑问词。奚为即有何用处。[3]腋：狐腋下的皮毛，纯白珍美。[4]侪（chái）：同辈，同一类的人。[5]耻累：负担，包袱，拖累。
【译文】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审慎。要根据一个人能力的大小授予官职，务必使官员人数精简。所以《尚书》说：‘只选取贤良和有才能的人做官。’同时《尚书》还说：‘官员不在多，在于用人得当。’如果任用了好官，尽管人数不多也可以让天下得到治理；用了不好的官，人数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古人说不根据才能选择官员，就像在地上画饼不能充饥一样。《诗经》有句话：‘参谋的人如果多了，决策的时候反而不知所从。’孔子说：‘官员不处理政务，官吏怎么会得到精简呢？’孔子还说：‘一千头羊的皮，不如一只狐狸的毛。’这些至理名言都载入了史册，数不胜数。现在应当审查官吏，让他们都能够发挥各自的作用，那么国家就可以无为而治了。你应该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确定官员的人数。”房玄龄等人于是拟定出文武官员共六百四十人，唐太宗接受了这个数额，并对房玄龄说：“从今以后，如果谁有音乐、杂艺等一技之长，超过一般人的，只可以赏赐给他们钱财丝帛，一定不可奖赏过度，授予他们官职，从而让他们和朝廷的栋梁之才并肩而站，同桌而食，致使绅士、大夫引以为耻。”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1]，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比闻公等听受辞讼[2]，日有数百。此则读符牒[3]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因敕尚书省，细碎务皆付左右丞[4]，惟冤滞大事合闻奏者，关于仆射。
【注释】
[1]仆射：唐时负责行政的尚书省最高长官，左，右仆射各一人。[2]辞讼：诉讼状文。[3]符牒：公文。[4]左右丞：唐时尚书省仆射之下的官职。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身为仆射，应当帮助我排忧解难，广开耳目，求访贤能之人。听说你们每天要处理几百件诉讼，这样整天阅读公文都来不及，怎么能够帮助我寻访贤才呢？”于是唐太宗下令尚书省把细碎的事情交给左右丞处理，只有冤案被延误应该奏请皇上这样的大事，才交给仆射处理。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1]、刺史[2]堪养百姓以否。故于屏风上录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3]，尤须得人。”
【注释】
[1]都督：唐武德七年，改总管叫“都督”，掌督诸州兵，马、甲、械，粮廪等，总判府事。[2]刺史：官名。隋初罢郡，以州统县，州的长官，除雍州称牧外，其余称刺史。唐时改郡为州则称刺史，改州为郡则称太守。[3]治乱所系：关系国家的太平和动乱。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每天晚上都要思考百姓的事情，有时候到了深夜都无法入睡。害怕都督、刺史不能够体恤百姓，所以我就把他们的姓名写在屏风上，不管是坐着还是躺着都能够看到。如果哪位官员有好的政绩，也全都记录在他的名字下面。我居住在深宫之中，所见所闻都非常有限，治理国家所依靠的就是都督、刺史这些地方长官，他们的工作关系着国家的太平与动乱，尤其需要用人得当。”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谓右仆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卿宜分朕忧劳，卿既不言，朕将安寄？”对曰：“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未见有奇才异能。”太宗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梦傅说[1]，逢吕尚[2]，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德彝惭赧[3]而退。
【注释】
[1]傅说（yuè）：商代贤相。相传原是傅岩地方从事板筑的奴隶。商王武丁梦中得一圣人叫傅说，乃派人寻访，果得到傅说。传说被任为大臣，治理朝政。[2]吕尚：本姓姜，名望，又称姜子牙。其祖原居东方，与禹一起治水有功，封于吕，遂从其封姓。传说，吕尚早年贫穷，曾在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宰牛卖肉，虽有才华，然怀才不遇。后听说文王求贤，遂到渭水支流钓鱼，果为文王所赏识。民间常称他为“姜太公”。[3]惭赧（nǎn）：因羞愧而脸红。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右仆射封德彝说：“天下太平的根本，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近来我让你向我推荐人才，却不见你有所行动。天下的事情如此繁重，你应当为我分担忧虑，你不向我推荐贤才，那我又能向谁询问呢？”封德彝回答说：“臣虽然不才，怎么敢不尽心尽力呢？只是现在我还没有发现出类拔萃的俊杰。”唐太宗说：“过去圣明的君主很善于使用人才，从众多的人才中选拔杰出者加以重用，不一味地依靠前朝的遗老遗少。哪里像商代的国君武丁在梦中见到了他以后的丞相傅说，周文王占卜到了将要辅佐他的姜太公，然后才开始治理国家呢？况且哪一个朝代没有贤才，恐怕是被遗漏不被发现罢了。”封德彝听后，惭愧地退了下去。
【原文】
贞观三年，太宗谓吏部尚书杜如晦曰：“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1]，不悉其景行[2]。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如晦对曰：“两汉取人，皆行著乡闾[3]，州郡贡之，然后入用，故当时号为多士。今每年选集，向数千人，厚貌饰词，不可知悉，选司但配其阶品而已。铨简之理[4]，实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太宗乃将依汉时法令，本州辟召，会功臣等将行世封事，遂止。
【注释】
[1]刀笔：本文泛指文章。[2]景行：崇高的德行。[3]乡闾：即乡里。[4]铨简之理：选补官员的规章制度。
【译文】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我发现吏部选择官员，只看他文才是否出众，而不看他的道德品行。几年之后，这些人的劣迹渐渐败露，虽然对他们进行了处罚，但是对老百姓已经造成了伤害。那么，如何才能够选拔到优秀的官员呢？”杜如晦说：“西汉和东汉选择的官员，他们的美德闻名乡里，成为众人的楷模，然后他们被州郡推荐，最后才被任用，所以两汉以选拔人才出众而著称。现在每年所选的人才，多达数千人，这些人外表谨慎忠厚、言语巧加掩饰，不可能很全面地了解他们。吏部只能做到授予他们品级和职位而已。选补官员的规章制度，实在不够完善，所以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太宗于是打算依照两汉时的法令，改由各州郡推荐人才，但因为功臣等人将实行世袭封官授爵制，这件事就中止了。
【原文】
贞观六年，太宗谓魏徵曰：“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1]即用。朕今行一事，则为天下所观；出一言，则为天下所听。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2]。”徵对曰：“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3]黜陟，察其善恶。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注释】
[1]造次：鲁莽、轻率。[2]弥须慎择：特别要慎重选择。[3]考绩：考察政绩。
【译文】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魏徵说：“古人说，君王必须根据官职选择官员，不可以轻率地任命官员。现在我每做一件事情，都会被天下人看见；每说一句话，都会被天下人听见。用人得当，做善事的人就会受到鼓励；误用一个坏人，其他的坏人就会都来投机取巧。依据功劳行赏，无功之人自然会退却；根据罪过进行惩罚，作恶的人自然会受到警戒。所以赏罚都不可以轻易实行，用人特别要慎重选择。”魏徵回答说：“正确地了解一个人，自古以来就是很难的，所以用考察政绩的办法来观察人品善恶，决定升迁或是降职。现在要访求人才，必须审察他的品行。只有品行好，才可以任用。即使不能做成大事，那只是因为他的能力不够，不会造成大的危害；如果误用了坏人，倘若他又精明强干，那么危害就极大了。在天下大乱的时候，用人只求才能，不用过多地考虑品行。天下太平的时候，必须德才兼备，才可以任用。”
【原文】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1]马周上疏曰：“治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乐，惟在刺史、县令。县令既众，不可皆贤，若每州得良刺史，则合境苏息。天下刺史悉称圣意，则陛下可端拱岩廊之上，百姓不虑不安。自古郡守、县令，皆妙选贤德，欲有迁擢为将相，必先试以临人，或从二千石[2]入为丞相及司徒[3]、太尉[4]者。朝廷必不可独重内臣，外刺史、县令，遂轻其选。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太宗因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简择；县令诏京官五品已上，各举一人。”
【注释】
[1]侍御史：为御史台中的官员，主管审讯案件，弹劾百官。[2]二千石：汉时称郡守为二千石。[3]司徒：官名。西汉哀帝时，改丞相为大司徒，与大司空、大司马合称“三公”。东汉时改称司徒，与司空、太尉合称三公，历代相因。在汉代，大司徒（司徒）居宰相要职，国有大事，三公共议。三国以后多以丞相掌握实权，司徒成为虚衔，授予有资望的大臣，无实职。[4]太尉：武官名。秦朝时中央设太尉，掌全国军事，以后历代都设太尉，辅佐皇帝处置军政要事，掌握兵权。
【译文】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书说：“人才是治理好天下的根本。要想让百姓安居乐业，关键是选好刺史和县令。县令那么多，不可能都是贤才，如果每个州都能有一个好的刺史，那么整个州就可以安定繁荣了。如果全州的刺史都符合皇上的心意，那么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百姓就不用忧虑不能安居乐业了。自古以来，郡守、县令都是精心挑选德才兼备的人担任，打算提拔为将军或宰相的，一定先让他们做一段时间的地方官进行考察，有的从郡州官员升为宰相、司徒或太尉。朝廷千万不要只注意皇帝身边大臣的选拔，而忽视州县两级主要官员的选拔。百姓不能安居乐业，恐怕与此有关。”于是太宗对侍臣说：“刺史由我亲自挑选，县令就由在京五品以上的官员每人推荐一人。”
【原文】
贞观十一年，治书侍御史刘洎以为左右丞宜特加精简，上疏曰：“臣闻尚书万机，实为政本[1]，伏寻此选，授任诚难。是以八座比于文昌[2]，二丞方于管辖，爰至曹郎，上应列宿，苟非称职，窃位兴讥。伏见比来尚书省诏敕稽停，文案壅滞，臣诚庸劣，请述其源。贞观之初，未有令、仆[3]，于时省务繁杂，倍多于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徵并晓达吏方，质性平直，事应弹举，无所回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肃物[4]。百司匪懈[5]，抑此之由。及杜正伦续任右丞，颇亦厉下。比者纲维不举，并为勋亲在位，器非其任，功势相倾。凡在官寮，未循公道，虽欲自强，先惧嚣谤[6]。所以郎中[7]予夺，惟事咨禀[8]；尚书依违[9]，不能断决。或纠弹闻奏，故事稽延，案虽理穷，仍更盘下。去无程限，来不责迟，一经出手，便涉年载。或希旨[10]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11]以案成为事了，不究是非；尚书用便僻为奉公，莫论当否。互相姑息，惟事弥缝。且选众授能，非才莫举，天工人代[12]，焉可妄加？至于懿戚元勋，但宜优其礼秩，或年高及耄，或积病智昏，既无益于时宜，当置之以闲逸。久妨贤路，殊为不可。将救兹弊，且宜精简尚书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并得人，自然纲维备举，亦当矫正趋竞，岂惟息其稽滞哉！”疏奏，寻以洎为尚书左丞。
【注释】
[1]政本：施政的根本。[2]文昌：星官名。[3]令、仆：指尚书令和仆射。[4]肃物：本文是整肃和顺的意思。[5]匪懈：不敢懈怠。[6]嚣谤：浮薄的诽谤。[7]郎中：官名。唐代在六部各设四司，每司置郎中一人主事。[8]咨禀：请示汇报。[9]依违：犹豫不决，模棱两可。[10]希旨：观望、顺从上司的旨意。[11]勾司：审案的官吏。[12]天工人代：指君主代天理物，官员所做的事都是天事。
【译文】
贞观十一年，治书侍御史刘洎认为尚书左右丞应该格外慎重选任，于是上书说：“我听说尚书政务繁重，对国家政务影响很大，因此尚书的任命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八座，即左右仆射被比喻为文昌星，左右二丞被比喻为管辖，至于曹郎，被比喻为天上的各个星宿，如果众官员不称职，滥用职权，就会遭到天下人非议。近来我发现尚书省连陛下的通令指示都不能及时发出，文件堆积如山。我虽然才能有限，但还是想向陛下分析一下弊病的根源。贞观初年，没有设置尚书令和仆射这些职位，当时尚书省政务繁杂，是现在的几倍。但是左丞相戴胄、右丞相魏徵二人断处有方，性格方正耿直，凡应弹动举荐之事，都不回避，陛下又施加恩德和仁慈于天下，这自然让百官肃然起敬。各部官吏没有懈怠的，就是这个原因。一直到杜正伦接任了右丞相一职，还是很有威信。可是后来国家的纲纪法规开始废弛，都是因为皇亲国戚占据了官位，他们的才能并不能胜任这些职位，并且还利用权势互相争斗。这使得官员们无可奈何，无法秉公办事，虽然他们想摆脱这种影响，却害怕被人诽谤。所以郎中的职权被剥夺了，凡事只知向上司禀报；尚书被别人的意图所左右，对政务不能决断，或者有意拖延办案的时间，案子虽然已经清楚了，但是还要下面再三盘查。要下面查案子却不规定期限，等到下面的人终于交差了，也不责备他们办事太拖沓。就这样，一件案子一经审查，往往要拖上好几年的时间，或者审查的结果与实情不符，或者为了避免嫌疑故意歪曲事实。有关部门只求事情了结，根本不管情况是否属实。尚书省把皇亲国戚徇私舞弊当作理所当然之事，也不管是否问心无愧。就这样，官官相护，彼此包庇纵容，风气越来越坏。官员应该由大家推举出来，只有有才能的人才可以被授以官职，君主治理国家是替天办事，官员所处理的事情也是上天委派的事情，怎么可以胡乱地交给别人去办理呢？至于皇亲国戚、开国元勋这些人，应该在礼仪上给予优厚的待遇，他们现在不是年事已高，就是体弱多病，已无法为国家效力，应该让他们处于闲职，很久以来，他们阻碍了后来者中贤能人才的选拔，这样对国家是非常不利的。要消除这种弊端，应当精简尚书左右丞和左右郎中。如果各个职位都能做到人尽其用，国家就可以纲纪严明，而且朝廷应当肃清风气，让那些为自己的利益奔波的蝇营狗苟之辈偃旗息鼓，只是改变臃肿无效的官僚机构还是不够的。”看过这篇奏书，唐太宗很是欣赏，不久就封刘洎为尚书左丞。
【原文】
贞观十三年，太宗谓侍臣曰：“朕闻太平后必有大乱，大乱后必有太平。大乱之后，即是太平之运也。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公等既不知贤，朕又不可遍识[1]，日复一日，无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举，于事何如？”魏徵对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为难，自知诚亦不易。且愚暗之人，皆矜能伐善[2]，恐长浇竞[3]之风，不可令其自举[4]。”
【注释】
[1]遍识：一一考察。[2]矜能伐善：以为自己有才能而忌恨别人。[3]浇竞：轻浮地竞争。[4]自举：自我举荐。
【译文】
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太平之后必然天下大乱，大乱之后，必然又复归太平。大乱之后，即是太平之运。要想使国泰民安，只有任用贤才。你们既然不知道贤才，我又不可能一一加以考察，这样下去是永远得不到贤才的。现在我下令让人才自我推荐，你们看怎么样呢？”魏徵回答说：“了解别人的人聪明，了解自己的人明智。了解别人很不容易，了解自己就更为艰难。并且愚昧无知的人，都自以为了不起，时常打击比自己有才能的人。这样恐怕会助长世人攀比竞争的不良风气，我认为陛下不可这样做。”
【原文】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徵上疏曰：
臣闻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则无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则无以齐万国。万国咸宁，一人有庆，必藉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则庶绩其凝，无为而化矣。故尧、舜、文、武见称前载，咸以知人则哲，多士盈朝[1]，元、凯[2]翼巍巍之功，周、召[3]光焕乎之美。然则四岳、九官、五臣、十乱[4]，岂惟生之于曩代[5]，而独无于当今者哉？在乎求与不求，好与不好耳！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马[6]，西旅之獒[7]，或无足也，或无情也，生于八荒之表，途遥万里之外，重译入贡[8]，道路不绝者，何哉？盖由乎中国之所好也。况从仕者怀君之荣，食君之禄，率之以义，将何往而不至哉？臣以为与之为孝，则可使同乎曾参、子骞[9]矣；与之为忠，则可使同乎龙逄、比干矣；与之为信，则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与之为廉，则可使同乎伯夷、叔齐矣。
【注释】
[1]盈朝：充满朝廷。[2]元、凯：八元、八凯，传说为舜的贤臣。[3]周、召：周，周公，名旦，武王之弟。召，召公，名爽，为周太保。二公曾辅成王。[4]四岳、九官、五臣、十乱：均指古代传说中的著名贤臣。[5]曩（náng）代：从前的朝代。[6]大宛之马：大宛，古代西域囤名。汉武帝时，李广利破其国，得汗血马献于朝。[7]西旅之獒（áo）：西旅，西夷国。獒，大犬，武王时，西旅贡獒。[8]重译入贡：指言语不通，借助翻译而献贡。[9]曾参、子骞：曾参，字子舆。子骞，姓闵名损。二人都是孔子的弟子，以孝著称。
【译文】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徵上书说：
我听说，了解臣子莫若君主，了解孩子莫若父亲。父亲不了解自己的孩子，就无法使家庭和睦；君主不了解自己的臣子，就不能治理国家。而要使天下太平，皇帝无忧无患，那就要忠臣辅佐。贤臣在朝就会政绩卓越，这样就可以无为而治了。所以尧、舜、文王、武王能名存千古，他们都有知人之明，使贤才汇聚于朝廷。舜派八凯管理农耕，制定历法，让八元散布教化，使国家内外归顺，建立了赫赫功业。周公、召公辅佐周成王成就一代帝业，美名传扬。难道“四岳”“九官”“五臣”“十乱”这样的贤臣，只能生活在前朝，而当今唯独没有吗？这只是在于国君求与不求、喜好与不喜好而已。为什么这样说呢？像那些美玉明珠、孔雀翡翠、犀牛大象、大宛的宝马、西夷国的獒，它们不是没有手足，就是无情之物，出产在蛮荒的地方，离这里有万里之遥，但是还是有人源源不断地把这些东西带进来，为什么呢？是因为这里的人喜好它们罢了。况且做官的人都仰慕陛下的盛德，享受君主赐予的俸禄，如果君主用道义引导他们，他们怎么会不尽职尽责呢？我认为如果导之以孝，那么就可以使他们像孝子曾参、子骞那样得到重用；如果导之以忠，就可以把他们当作龙逄和比干那样的臣子而加以提拔；导之以信，就可使他们像尾生、展禽一样，导之以廉，就可以使他们像伯夷、叔齐一样。
【原文】
然而今之群臣，罕能贞白卓异者，盖求之不切，励之未精故也。若勖之以公忠，期之以远大，各有职分，得行其道；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因其材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掩[1]其所短；进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则不严而自励，不劝而自勉矣。
【注释】
[1]掩：掩盖，遮蔽。
【译文】
然而今天的群臣，洁身自好、才能出众的人非常少有，恐怕是因为朝廷求贤之心不急切，没有鼓励劝勉他们的缘故。如果用公正忠诚去要求他们，用建功立业去激励他们，让他们各尽其职，各安其位。处高位看其举荐的人，身富则看其养育的人，闲居时看其所好，学习时看其言语，穷困时看其气节，卑贱时看其德行。量才录用，发挥他们的长处，克服他们的短处。用“六正”去勉励他们，用“六邪”去警戒他们。那么，即使不严厉地对待他们，他们自己也会振奋；不用苦口婆心地劝勉，他们也会自己努力。
【原文】
故《说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何谓六正？一曰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预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二曰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使君终以无忧，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辞禄让赐，饮食节俭，如此者，贞臣也。六曰家国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谓六正。何谓六邪？一曰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浮沉，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1]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2]，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三曰内实险诐[3]，外貌小谨[4]，巧言令色，妒善嫉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匿[5]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构朝廷之乱，如此者，谗臣也。五曰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贵显，如此者，贼臣也。六曰谄主以佞邪，陷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间，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是谓六邪。贤臣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故上安而下治。生则见乐，死则见思，此人臣之术也。”《礼记》曰：“权衡诚悬，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礼，不可诬以奸诈。”然则臣之情伪，知之不难矣。又设礼以待之，执法以御之，为善者蒙赏，为恶者受罚，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尽力乎？
国家思欲进忠良，退不肖，十有余载矣，徒闻其语，不见其人，何哉？盖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则出乎公道，行之非，则涉乎邪径。是非相乱，好恶相攻。所爱虽有罪，不及于刑；所恶虽无辜，不免于罚。此所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恶弃大善，或以小过忘大功。此所谓君之赏不可以无功求，君之罚不可以有罪免者也。赏不以劝善，罚不以惩恶，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实，则邪正莫隐，善恶自分。然后取其实，不尚其华，处其厚，不居其薄，则不言而化，期月而可知矣。若徒爱美锦，而不为民择官，有至公之言，无至公之实，爱而不知其恶，憎而遂忘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远忠良，则虽夙夜不怠，劳神苦思，将求至理，不可得也。
书奏，甚嘉纳之。
【注释】
[1]具臣：白吃饭的大臣。[2]偷合苟容：装样子迎合讨好别人。[3]险诐（bì）：邪恶不正。[4]小谨：小心谨慎。[5]匿：隐藏。
【译文】
因此汉代刘向在《说苑》中写道：“臣子的行为，表现为六正六邪。实行六正则臣子光荣，犯了六邪之罪则臣子耻辱。什么是六正呢？一是有先见之明，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臣子能够预见到得失存亡的利害，使君主免于祸患，永保江山稳固，这样的臣子，是圣臣。二是虚心进谏，劝告君主实行礼义，帮助君主成就善事，避免君主犯错误，这样的臣子，是良臣。三是废寝忘食，兢兢业业，不断地为朝廷举荐贤才，不断用古代圣贤的楷模来勉励君主，励精图治，这样的臣子，是忠臣。四是明察秋毫，防微杜渐，断绝祸患产生的根源，转危为安，使君主高枕无忧，这样的臣，是智臣。五是奉公守法，不收贿赂，谦让节制，这样的臣子，是贞臣。六是国家混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当面指出君主的过错，这样的臣子，是直臣。那么六邪是什么呢？一是贪得无厌，不务正业，苟且偷生，没有立场，这样的臣子，是具臣。二是认为君主说的话都是好的，君主的行为都是对的，只会趋炎附势，助长君主的逸乐，不顾严重后果，这样的臣子，是谀臣。三是内心阴险，外表拘谨，八面玲珑，嫉贤妒能，要想提拔谁，就只说好的，隐瞒过失；要想排挤谁，就夸大他的缺点，掩盖他的优点，致使君王赏罚不明，下达的命令又不被执行，这样的臣子，是奸臣。四是凭着自己的机巧辩才，掩过饰非，对内离间骨肉之情，对外制造朝廷混乱这样的臣子，是谗臣。五是专权霸道，不可一世，私结友党，聚敛财富，伪造君主的诏令，以显贵自居，这样的臣子，是贼臣。六是用邪道歪门迷惑君主，陷君主于不仁不义之境，蒙蔽君主，使他不辩是非曲直，臭名昭彰，这样的臣子，是亡国之臣。如果贤臣做到六正，避免六邪，那么朝廷就会安宁，国家也会太平。生为百姓造福，死后被人追忆思念，这就是为臣之道。”此外，《礼记》说：“秤杆一提，物体的轻重就称出来了；绳墨一拉，曲直就显示出来了；规矩一比，方圆也就清楚了。有德之人都明白事理，不能妄说他们奸诈。”可见臣子尽忠与否，其实不难辨别，如果朝廷能够对他们以礼相待，以法约束，行善的能够加以褒奖，作恶的能够处以刑罚，他们怎么会不尽力呢？
朝廷想要提携忠正善良的大臣，贬斥不贤之臣，已经有十几年了，但是为什么没有落实呢？是因为只说不做。表面上是行公道，实际上行为不端。自己喜欢的人即使有罪，也不会受到处罚，自己不喜欢的人即使清白无辜，总会有罪名上身。这就是喜欢他就会使他存活，憎恨他就会将其置于死地。或者因为小小的过失而忘记巨大的功劳，因小小的缺点而忽略良好的品行，所以君主不可以奖赏无功之人，君主的刑罚不可以漏掉有罪的人。赏赐的目的是为了鼓励善行，刑罚的目的是为了惩治恶迹，从而希望臣下明白忠奸正邪。如果赏赐时不忘被疏远的臣子，处罚时不庇护亲近的人，做到公平仁义，实事求是，那么邪恶就会无处藏身，善恶自然泾渭分明。崇尚质实，不慕虚华，观察官员是否仁厚，用不了一个月就会清清楚楚。如果只爱徒有其表的人而不注意为民选官，只有至公之言而无至公之行；喜欢臣子就对他们的缺点视而不见，厌恶他们就认为他们一无是处，只从个人私欲出发去亲近奸邪的臣子，背离公正之道而疏远忠臣良将。一旦如此，即使夜以继日地为政务操劳，苦若思考，想要天下大治，那也是不可能的。
看过奏书后，唐太宗欣然接受。
【原文】
贞观二十一年，太宗在翠微宫[1]，授司农卿[2]李纬户部尚书[3]。房玄龄是时留守京城。会有自京师来者，太宗问曰：“玄龄闻李纬拜尚书，如何？”对曰：“但云‘李纬大好髭须’，更无他语。”由是改授洛州刺史。
【注释】
[1]翠微宫：在长安县，武德八年建，贞观十年废，贞观二十一年复修。[2]司农卿：唐时掌仓储等事的官职。[3]户部尚书：户部长官。
【译文】
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在翠微宫加授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房玄龄当时留守在京城任职。有个官员从京城来，唐太宗问他：“房玄龄听说李纬出任尚书之后，有什么意见呢？”那个官员回答：“只听到房玄龄说李纬喜欢留胡子，再没有其他评语。”唐太宗听后，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
【评析】
《择官》这一篇在强调帝王任人唯贤、敢于采纳谏诤的基础上，具体论述了如何用人，如何合理分配官职等问题，进一步阐述了“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的治国思想。为了实施“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的原则，唐太宗下令尚书省把细碎的工作交给左右丞，以掌握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的选拔、管理。他认为：“朝廷必不可独重内臣，外刺史、县令，遂轻其选。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
这一篇实际上强调的是工作整体部署与具体分配的问题。我们现在有些企业中仍然存在“扎堆干活”的现象，岗位分工不合理、职责范围不明确，导致企业内部人浮于事，不能各司其职，这对企业稳定发展非常不利。“择官”所体现的就是太宗皇帝善于整体布局、合理分配的管理才能，管理者不仅要“知人”，还要“善任”，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个员工的潜力，达到优化整合的目的。在企业运营过程中，有些部门之间的工作职责是交叉的，如市场部门要负责产品的策划、调查、推广，销售部门要在充分掌握市场信息的基础上，制定有目的性的营销战略，这就需要高层领导者具备“择官”的战略性思想，合理精简，重新整合，避免权责不明、相互干扰制约的用人模式出现。另外，对于固定不变的岗位，要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随时进行调换、轮岗，以便更好地挖掘每一个员工的内在潜能。
现代企业管理的理论与实践都证明：合理的人才组合是企业人力资源规划的关键，也是一个企业能否发挥最大潜能的关键。合理的人才组合可以使人才在引导和激励下释放出最大的能量，从而产生良好的管理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