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写的是狐仙鬼怪，《农村扫盲课本》写的是稻麦镰锄。我因之回忆的却是两个乌蒙山民。
长达十年的“文革”，像是一个鬼屋梦魇，人在梦境中心惊胆战，就是醒不过来。这场漫漫梦魇又分成许多阶段，内容不断变化，越变越叫人摸不着北，当时称为“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于是经常生分歧、闹分裂、打派仗，真理越辩越糊涂，随时能闹出大乱子。怎么治呢？“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于是处处事事大办学习班（全称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宣讲正确方针，统一思想认识。当时我在乌蒙大山里教中学，中小学教师是常有机会与区乡干部一道进学习班的。有一次，区革委按照上级统一安排，举办一个教师在内的“学习班”，名目和主题记不起了，因为过于繁多。实际上从主持者到参与者，没人把它当回事，口中不说，走个过场而已。而且在那“口中淡出鸟来”（梁山李逵语）的匮乏年月，还是改善几顿伙食的难得机遇。
这次学习班，为示意义重大，选了一个不近不远的公社做班址，以免家住区里的干部和教师逃学。某日下午三点过钟，按常规休息“分半钟”。农村干部的“分半钟”，相当于北京时间的三刻钟至一小时。这时，区中心小学的谢、何两位老师约我“出去走走”。
原来何老师家离此不远。去到他家，他把大铁锅坐在大土灶上，说要炒板栗招待我们。我说时间哪里够，他笑道：三分钟包你吃到“离壳板栗”。他用大木盖罩起铁锅，一会儿揭开，锅底已烧得通红透明。再把棕口袋里的板栗倒下去，罩上锅盖，紧紧压住。锅里很快乒乒乓乓响起来，像放爆仗似的，击打着锅盖。渐渐停歇无声了，揭开，一股青烟冒过，黄澄澄的板栗们夹杂在褐红色的破壳里。果真三分钟吃上了炒板栗。
吃了板栗，又说要去办一件事。我提醒该回去了，他俩嗤之以鼻，说还不早就“放羊”了，回去连大会主持人也找不着。于是跟着他俩走。谢老师告诉我，此去是应一位民办教师之请。这位教师身患重病，居家多年了，几次带信说他来日不多，有件事定要交割清楚才能瞑目。但谢老师也不知道是什么事。
走到中途，见一座孤零零的茅草房立在旷野里，离小路五十多米远。谢老师说，这位房主人他认识，可以去讨杯水喝。走到门外，吆喝了几声“老×”（忘其姓），无回应。他把虚掩着的两扇小门一推，径自登堂入室。
典型的乌蒙草房：堂屋有门无窗，屋里幽暗、凉爽。一具大石磨。一口大水缸。水缸边一副水桶。墙角大小锄头。此外别无长物。谢老师舀起半瓢凉水，咕咚咕咚喝了一气。我瞥见侧室里亮堂堂的。谢老师说：进去看嘛，没关系的。我跟着进去，见土墙上开了个很大的方窗，用篾架糊白纸挡着，光线就从这里来。很深的窗台可以当小桌用，摆着小油灯。一具小木床安在中央，挂着白夏布帐子，两边用竹帐钩挂起来。床上一袭薄被。很常见的乌蒙茅舍，却是干净得太不常见。这时我发现枕头边有一小摞书。取过一看，赫然是《聊斋志异》。民国时期的石印小本，油光纸，楷书写得很端正，带夹批夹注，是我小时候常见的版本。
我非常惊异，心想是不是闯进笔记小说里那些隐士高贤、风尘异人家里了？连忙向谢老师打听房主人的详情。他诧异道：就是个普通农民，不是队干，也不是地富分子，身世没过问过。我说，不对，这人肯定有点来历。我有心等主人回来一见，他们说倒早不晚的，不可能现在回来，并应允找机会了解。于是怅然跟着他们离去。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造访的第二家，是此行目的地。那位退休多年的民办教师住在一栋木楼里。楼下是教室，他妻子正在为复式班上课。见谢老师来了，就安顿好学生，陪我们上楼。楼梯极窄，地板极薄，我们的脚步把整栋楼震得起起伏伏，吱吱嘎嘎。
那位教师非常瘦削，苍白得半透明，但一双眼睛射出炽热的光，说话很亢奋。明显的肺痨晚期。他说，特意请谢主任（区中心小学教导主任）来交代的事，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向区中心小学领来的几十册《农村扫盲课本》，现在还保存着，一直没机会送还中心校，成了一块心病。谢老师听了哭笑不得，力说这种课本早就是废纸了，当年经手的人也已东离西散，莫再当回事了，静心养病才是要紧的。但那位前民办教师连连摇头，执拗地再三说：这是我的手续，我是打了领条的。最后谢老师只好说：记住这事了，有便车的时候再来取。我们起身告辞，吱吱嘎嘎走下小楼，从盯着我们看的小学生中挤出来，回去吃大会伙食。
那是“人妖颠倒是非淆”的时代。这两位偶然见到的乌蒙山民，一个执着如火，一个散淡如水，从此令我不会忘记。我羡慕那位在大混乱中能青灯素帐读聊斋的“高士”，钦佩那位在谎言世界里牢记旧债、视诚信胜于生命的君子。
这倒真像是蒲松龄散失在乌蒙大山里的两段“聊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