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国之本中尊重少数的意图被如此颠倒，真是令人惊愕。美国的缔造者认为，少数一般来说不是好事，他们跟宗派差不多，是不顾公益的自私团体。与早先的政治思想家不同，他们对压制宗派、通过教育形成统一的、同质性的公民社会不抱希望，所以他们建立了一种精巧的机制，包容宗派但让他们相互抵消，使人们能够追求共同的利益。这种共同利益仍然是他们头脑中的指导思想，虽然它是通过包容宗派实现的，不像古典政治思想那样直接。这些建国者希望让国民的多数关心基本权利，这样可以防止多数用自己的权力去践踏这些基本权利。然而，在20世纪的社会科学中，共同利益已不知去向，对少数的否定性意见也随之消失了。为了保护少数，连“多数”——现在被理解为私利——这个概念也被取消了。这打破了宪政思想中多数与少数之间的微妙平衡。在这种看不见公益的视野里，少数不成其为问题，保护它们便成了政府的核心职能。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可以在——举例来说——罗伯特·达尔的《民主理论的前言》中清楚地看到。比起那些不太热心的人，真正热心的个人或群体，应当为他们的“热情”或“担当”——这是代替了理性的新的政治理由——而得到特殊的关注和权利。建国之父希望减少和阻止狂热，达尔却给予鼓励。
这种少数论对于所有的人，无论他是反动分子还是进步分子，对于20世纪20和30年代那些仍然不接受宪法强加的政治解决方案的人，有着巨大的感召力。反动分子不喜欢看到阶级特权和宗教体制受压制。出于不同的原因，他们根本不能接受平等的观念。南方人非常清楚，宪法的核心是对平等的道德信仰，所以它谴责对黑人的隔离制度。宪法不仅是一套统治规则，而且有着在整个合众国实现一种道德秩序的内涵。南方的作家和史学家对美国人看待自身历史的观点一向有着强大的影响，这一点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他们相当成功地把自己的“独特风俗”描绘成一种受到宪法蔑视的、具有迷人的多样性和个性的文化的一部分。他们为了给自己的生活方式做出合乎现代的辩解，恰好需要开放的理想和消除民族中心论，以免受到那些要求与固守家园者享有平等权利的外来者的侵扰。南方人对所谓宪法无效的浪漫描述，以及他们对“大众社会”的敌视——它充斥着技术、金钱至上的生活方式和自私的个人，这使牢固的有机共同体受到了破坏——对各种政治色彩的不满都有吸引力。20世纪60年代的新左派所宣扬的意识形态，与过去为保护南方的习俗免受宪法权利和联邦政府落实这种权利的权力的威胁而提出的意识形态如出一辙。这是左派和右派为反对所谓“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民主而结成的古老联盟。
20世纪20和30年代的进步派不赞成宪法保护私人财产以及它对多数意志及人们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所做的限制。对他们而言，平等走得还不够远。斯大林主义者也发现，把民主定义为开放性对他们有好处。美国宪法和苏联的理论与实践完全是南辕北辙。但是，如果民主意味着无限制的开放，对其他文化的尊重不允许根据自然权利对苏联的现实进行教条主义的指责，那么他们的生活方式说不定哪天就会变成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仍记得上小学时用过的历史教科书，光洁的精美纸张印着一些新图片，展示令人向往的集体农庄，那里的农民一起工作和生活，没有利润动机。（孩子们不懂得这些问题，但他们很容易接受宣传。）这跟我们的生活方式大相径庭，但是我们并不了解它，仅仅是根据我们的文化偏见对它做出反应。
认为美国很褊狭的性冒险家玛格丽特·米德等人对我们说，我们不仅必须了解其他文化，学会尊重它们，而且能够从中获益匪浅。我们可以追随它们，放松自己，从我们的禁忌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约束的观点中解脱出来。我们可以到文化集市上逛逛，给受到清教负罪感压抑的个人偏好找到增援。所有这些倡导开放的导师们，对《独立宣言》和宪法要么不感兴趣，要么积极地予以反对。
民权运动为这种思想变化提供了极好的例子。运动之初，几乎所有的重要领袖，不管他们的策略和性情有何差别，都依靠《独立宣言》和宪法。他们不但能够谴责白人极端不公，而且能指责他们违背了他们自己最神圣的宗旨。黑人是要求平等的真正美国人，这种平等是根据自然和政治权利而属于作为人的他们。这种态度暗含着对自然权利原则及其在宪政传统中的基本效用的坚定信念，这种传统虽然受到玷污，但长远的趋势仍是使那些原则得到落实。因此，他们通过国会和总统，尤其是司法系统，为实现这些原则而努力。相比之下，取代了传统的民权运动的“黑人权力”运动——除了虽然过分但可以理解的对自尊的强调和拒绝通过乞求获得承认之外——的核心观点是，宪政传统一直是腐败的，是为保护奴隶制而设立的。它要求的是黑人的身份认同，而不是普遍权利。重要的不是权利，而是权力。它坚持黑人应作为黑人，而不是单纯作为人得到尊重。
然而，宪法并没有允诺尊重黑人、白人、黄种人、天主教徒、新教徒或犹太人。它所保证的是对个人权利给予保护。可是对于今天占多数的美国人来说，这已经证明是远远不够的。
这种状况给美国青年的教育造成的后果是，他们对美国历史和那些一向被视为美国英雄的历史人物了解更少了。这是他们带进大学的跟他们的生活有关的少数知识之一。但是，除了学到一些有关其他民族和文化的零散事实以及一些社会科学套话之外，他们缺少任何系统的知识。这没有多少意义，一方面是因为没有人关心要想把另一些地方和时代的精神传达给年轻人时需要做些什么，另一方面是因为学生看不到这跟他们未来的生活和情感有什么关系。在受这种教育灌输的年轻人中间，渴望全面了解中国、罗马或犹太人的人如同凤毛麟角。
恰恰相反。人们对这些事漠不关心，因为相对主义泯灭了教育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原动力。美国年轻人对外国的了解和兴趣越来越少。过去还有很多学生真正了解并热爱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这些国家，因为他们梦想去那里生活，认为学习它们的语言和文学会使自己的生活更有趣。这样的学生几乎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顶多是那些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问题感兴趣，想帮助它们实现现代化的学生，当然，他们对这些国家的古老文化也给予充分的尊重。这不是在向别人学习，而是一种屈尊，一种伪装的新帝国主义。这就是“和平队”的精神，它不是鼓励学习，而是一种世俗版的施恩。
实际上，开放导致了美国的固步自封——美国之外的世界呈现出单调的多样性，它顶多让人了解到价值是相对的，而我们这里创造着我们想要的各种生活方式。我们的开放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别人。可见，大肆张扬的大开放其实是大封闭。再也没有人希望其他地方和其他时代还存在着能够揭示生活真谛的伟大智者——除了少数仅存的年轻人还在从权威那里寻求捷径。马基雅维利尽力从每天的忙碌中抽出几个小时，“穿上堂皇气派的服装，进入古人的殿堂与他们对话”，这种真实的历史感已经死了。
所有那些推行新式教程的人都跟这种历史感无关。他们看重的是鼓吹接受不同的生活方式，却毫不关心它们的真实内容。当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相互猜疑、相互仇视时，那未必是美国最美好的时光，但他们至少能严肃对待自己的信仰，他们努力获得的多少令人满意的生活状态，不是漠视自己心灵的结果。实际上，今天的美国青年只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意识，即存在着多种文化；以及从这种意识中产生的甜美道德观：大家应该和睦相处，何必争来争去。在1980年伊朗危机期间，一位人质的母亲很好地表达了我们当今的教育原则。她不顾自己国家的政府明确表达的要在那个星期营救人质的意志，到伊朗去恳求释放她的儿子。她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说，母亲有救自己儿子的权利，也有学习新文化的权利。这是两项基本权利，她这次旅行使她一箭双雕。
实际上，在四十年前的美国也许更容易面对文化差异的问题。我读大学时，有个年轻的密西西比人，随弗吉尼亚大学辩论队来访期间在我的宿舍暂住了几天。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一个聪明的、受过教育的南方人。他给我解释了黑人的下贱，为种族隔离辩护，认为这一切只是独特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他是个活泼可爱、让人着迷、健康的年轻人。但是他让我害怕，因为我仍然是个种族中心论者。我把自己的北方人信念看作普遍信念。“人各有命”这种哲理尚未完全得势。幸运的是，后来出现的美国文化的同质化使我们得以避免不愉快的对抗。现在，只有那些显然病态的下层人持有我这位年轻来访者的种族主义观点。南方人帮助革新了我们的文化理念，可是他们竭力保护的南方文化却消失了。
让年轻人思想开放的方法之一是让大学开设非西方文化的课程。很多讲授这类课程的人都是真正的学者，热爱自己研究的领域，但是，有许多可学和应当学的东西，却无人提出要求，也没有人提出增设哲学和宗教课的要求，所以我总是从上述要求中看到一种蛊惑人心的意图。要让学生认识到，世界上还有别的思维方式，西方人的方式并不优越。这再一次说明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课。这种要求是建立一个世界共同体并培训其成员——没有偏见的人——的努力的一部分。但是，假如学生对任何非西方文明的精神真的有所了解（他们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会发现，每一种文化都是民族中心论的。它们都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最好，别人的低劣。希罗多德告诉我们，波斯人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与他们毗邻的民族次之，与这些民族毗邻的又次之，同心圆离波斯中心越远，价值就越低。这就是民族中心论的定义。类似的现象无所不在，就像母子乱伦的禁令一样。
只有在西方国家，也就是在受希腊哲学影响的国家，存在着对按自己的方式认定善表示怀疑的某种意愿。人们应该从研究非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不仅偏爱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相信它是优于其他生活方式的最佳生活方式，是一种基本的、甚至自然的现象——这恰恰与要求学生学习其他文化的初衷相悖。我们实际做的事情就是在实践着一种西方的偏见——我们用它来悄悄表明自己文化的优越——并且毁掉了证明其他文化合理性的证据。对异域文化进行科学研究几乎是西方独有的现象，从源头上说，它显然跟寻求新的、更好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或者至少希望证明我们的文化是一种较好的方式，而其他文化都没有感到有这样做的需要。如果我们打算向其他文化学习，我们就必须怀疑从事这种科学研究是不是一个好念头。逻辑上的一致性要求主张开放的教授尊重他们在各地发现的民族中心论或封闭性，然而，他们在抨击民族中心论时，实际上却在断言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科学理解力的优越性，也没有意识到不承认这种优越性的另一些文化的低级，同时又在拒绝赞成这种优越性的任何主张。他们对自己科学的优点既肯定又否定。他们面对的问题类似于帕斯卡在理性与神启的斗争中面对的问题，但缺少迫使他放弃科学转向信仰的思想妥协。
非西方文化的封闭性或民族中心论的理由十分清楚。为了保护自己，人必须热爱并忠实于自己的家庭和民族。只有当他们认为自己的东西很好，他们才能对它心满意足。父亲喜欢自己的孩子肯定胜过喜欢别的孩子，公民热爱自己的祖国也一定超过热爱别人的国家。这就是神话存在的原因——为这些归属感提供正当理由。人需要为自己找个位置，需要给自己定位的意见，那些强调根基重要性的人强烈地表达着这种愿望。与外来者和睦相处的问题，不如成为内部人，拥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来得重要，有时甚至相互冲突。跟个人或民族的健康不相容才是极大的褊狭，而大开放的思想难免会让文化解体。把至善与一己之善牢牢地绑在一起，拒绝承认它们之间有差异，以及对一个民族有着特殊意义的宇宙观，这似乎构成了文化的前提。这才是让大学生学习非西方文化的真正结果，它使学生重新热爱自己的文化，远离使他们丧失文化归属感的科学。在这件事上，科学像是对文化的威胁，是一种动摇根基的危险诱惑。简言之，他们坠入了处在认知之善和文化之善之间的一个没有人迹的境地，把他们置于这种境地的，正是那些无力指导他们的教师。必须从别处寻求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