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资产阶级所宣称的代表所有选民的利益相区别，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简单地认为人民群众是被动地接受政党的领导，他们深刻感受并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强大力量。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92]这进一步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是建立在他们已经改变旧有立场的前提下，在自身实践的发展过程中体现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与人民群众矛盾的性质问题
公仆和主人这个概念形象地说明了无产阶级政党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性质和党群矛盾的性质。马克思明确指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因此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享有管理国家、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以及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早在1871年，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就深刻指出：“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经过普选产生的公职人员“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93]。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者，应当是“社会的负责任的勤务员”，巴黎公社做到了这点。公社的代表“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94]。公社的代表和公职人员之所以会成为社会负责任的勤务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公社一举而把所有的公职——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95]“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予以铲除，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负责任的勤务员。”[96]由公社经过普选所产生出的代表，绝不是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而是为了服务于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97]。这样一来，无产阶级政党的工作人员成了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就成了社会公仆的唯一宗旨和职责。
马克思恩格斯也着重强调了防止党员干部由人民的公仆变为人民的主人的前提和条件。“公社一开始想必就认识到，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98]可见，防止党员干部由人民的公仆变为人民的主人的前提就是废除旧有的国家机器，条件就是实行可以随时撤换的罢免制度。其具体的举措是，“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99]。“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因为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100]除此之外，马克思恩格斯还论述了人民群众监督的思想。“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101]恩格斯也说道：“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102]这就告诉我们，每个国家的工人组织或政党本身的生存，取决于它们能否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人民群众则有权利监督党是否真正代表了它们的根本利益。
二、列宁对党群关系理论的贡献
列宁于19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在俄国从事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布尔什维克党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个执掌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实践中面临着做好群众工作、密切与群众关系的重大任务。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群关系理论的基础上，从布尔什维克党的具体实践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事关党群关系的方针、政策，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必要性
列宁在论述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时候，非常强调多数原则，认为党是无产阶级先进部队与广大人民群众联系的体现，是与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党，并将是否密切联系群众作为辨别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分水岭。资本主义只是把群众看作群氓，认为英雄创造历史，而无产阶级政党则第一次论证了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强调人民创造历史并推动着历史的前进。列宁将群众的内涵进一步丰富、发展，并与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执政活动联系起来。他指出，“群众”这个概念是随着斗争性质的变化而变化的。在斗争初期，只要有几千真正革命的工人就可以说是群众了。当革命的准备很充分时，“群众”整个概念就不同了，这时，“群众”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代名词，也变成了那个时代的“千百万人”的集合体。列宁在1918年指出：“数以千百万计的群众——哪里有千百万人，哪里才是政治的起点；哪里有千百万人，而不是几千人，哪里才是真正的政治的起点。”[103]显然，群众这个概念发生了变化，它由“工人群众”变成一般的“全体被剥削者”，包括工人、农民以及一部分流浪无产者和小资产阶级等。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要组织、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就必须时刻与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
当然，列宁也不是毫无原则地、盲目地追求多数原则。他认为：“党是阶级的先锋队；它的任务绝不是反映群众的一般水平，而是带领群众前进。”[104]列宁也对此作了具体的分析：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不按照生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区分的大多数同在生产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105]在这里，列宁既强调不能把群众和政党、领袖对立起来而去否定政党和领袖，又将群众内涵进一步扩大，强调他们是靠劳动谋生的“全体被剥削者”，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
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列宁同样强调必须依靠群众，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他曾批评那些患有“左派”幼稚病的共产党员，“只靠共产党员的双手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幼稚的，十分幼稚的想法。共产党员不过是沧海一粟，不过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106]。党最终能够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必须“要真正使整个阶级，真正使受资本压迫的广大劳动群众都站到这种立场上来”，必须“善于引导群众采取能够保证先锋队取得革命胜利的新立场”。各个共产主义政党“不仅要善于领导自己的党，而且要善于在这些群众走向和转向新立场的过程中领导他们”[107]。“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108]
（二）阐述了党群关系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联系
布尔什维克党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中汲取了充分发动群众的教训。正如列宁所总结的：“只有以一定的阶级为依靠的政党才是强有力的，才能在形势发生各种各样的转变时期安然无恙。公开的政治斗争迫使政党更紧密地联系群众，因为没有这种联系，政党就没有什么用处。”[109]这就告诉我们，如果党不能紧密的依靠本阶级，那党既无法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而且会使其面临着灭亡的危险，其政治目标更是无从谈起了。
列宁将密切党群关系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辩证关系贯彻于革命实践的进程中，在1921年12月，他讲道：“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一个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在暂时没有得到较先进国家的直接援助的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就是先锋队往前跑得太远，没有‘保持排面整齐’，没有同全体劳动大军即同大多数工农群众保持牢固的联系。”[110]列宁提醒全党，目前也许会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即变得骄傲自大起来，这是十分愚蠢、可耻和可笑的。而一些政党有了骄傲自大的可能，这往往就是失败和衰落的前奏。在列宁看来，只有正视党与群众、党与阶级的差别，才能使党担负起教育群众、领导群众的责任。“共产党人始终同群众在一起，发现错误，向群众进行解释，加以改正，不断地使自觉性战胜自发性”[111]，如果党没有能够担负起领导群众并主动纠错这一责任，党就会犯“尾巴主义”的错误。同时，列宁强调党如果不顾及群众的利益和诉求，特别是对落后群众弃之不顾的话，则会在对待群众问题上犯“左”的错误。列宁曾对德国共产党人所犯的这种错误进行过诊断，认为他们的错误在三个方面：一是为了反对机会主义的领袖，而将党的领袖与阶级、群众的关系对立了起来；二是仅根据工会的保守性，就轻易地认定党应该抛弃工会；三是只因修正主义活跃于资产阶级议会讲坛，就认为议会的合法斗争已经过时了，必须抛弃。列宁在这里阐述了政党与阶级、领袖与群众的区别和联系，强调在革命的进程中，缺乏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配合，都将遭致挫折与失败。
可见，列宁的党群关系思想的目的性十分鲜明，即实现党的领导地位和建设共产主义事业。能否正确地对待群众，能否把依靠群众、教育群众和领导群众有机地结合起来，避免“左”和右的错误倾向，是衡量无产阶级政党成熟与否的客观尺度，“要是这个党不学会把领袖和阶级、领袖和群众结成一个整体，结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它便不配拥有这一称号”[112]。因此，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就是党实现领导的基本条件。
（三）阐述了保持和加强党与人民群众联系的举措
在反对沙皇反动统治的斗争中，党必须紧紧依靠群众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因此，时刻注意和群众打成一片，关心群众的利益和诉求。但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以后，一部分党员干部手中拥有了一定的权力，就逐渐沾染上了官僚主义的习气，骄傲自大、脱离群众、随意发号施令，甚至违法乱纪，使党群关系发生了疏离的迹象。列宁论证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党群关系问题存在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指出官僚主义是苏维埃机关最大的祸害，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机构膨胀、人浮于事、效率不高。臃肿的机构“往往不是为我们工作，而是反对我们”[113]。造成苏维埃国家机关中官僚主义的原因：一是旧机关的残余还相当普遍而严重地存在着“过去的东西虽已被打翻，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114]。二是苏维埃机关的部分工作人员，由于受旧社会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侵蚀，开始沾染旧日习气，出现越来越多的违法乱纪行为，成了国家机体上的“蛀虫”。“我们在资本主义下，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是非有官吏不可的。无产阶级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劳动群众受资本主义的奴役。在资本主义下，由于雇用奴隶制和群众贫困的整个环境，民主制度受到束缚、限制、阉割和弄得残缺不全。因为这个缘故，而且仅仅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内的公职人员是受到了资本主义环境的腐蚀（确切些说，有被腐蚀的趋势），是有变为官僚的趋势，也就是说，是有变为脱离群众、站在群众之上、享有特权的人物的趋势。”[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