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杭育
十六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在杭州一家医院的病房里，我眼睁睁看着父亲咽气，在他一生惯常的沉默中，平静地离去。
那个秋天，杭州下了很多雨。
后来，就在我家住的杭州南郊的一座山脚下，我和我哥哥把父亲的骨灰埋在一处没有任何明显标记的树林里。没有墓碑，甚至也没有一个突起的坟包。我的先人中的一位就这样被安葬在了杭州。
父亲消失了。我并没有很悲哀，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的童年时代，我印象当中父亲总不理睬我，因为他的年岁跟我差得很大。他是山东人，早年参加革命，到了南方。但是现在想来，实际上我的童年又受他的影响很大，因为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挨批斗，我们邻居的小孩、街坊的孩子经常骂他、捉弄他。那时候，我作为一个男孩，就跟人家打架。我的童年时代、少年时代打过很多的架，是为我父亲打的。就是别人在我面前侮辱我父亲、骂我父亲，我就跟人打架。
埋葬着我父亲的那座小山就在钱塘江边。
小时候，我家就住在钱塘江边一个名叫九溪的地方。那是杭州的南郊，西湖风景区的一部分。80年代我写过一些小说，那里面都有一条名叫“葛川江”的河流。“葛川江”是个化名，其实那就是钱塘江，以及它的上游富春江。钱塘江以前很宽阔。江的南岸是萧山，一马平川。北岸的杭州这边，六和塔以上，江岸都是依山而行，仅在几条支流的河口豁开一些不大的滩涂。六和塔以下，从闸口到南星桥那段，以前是钱塘江航运的枢纽，沿江一个挨一个地排满了大大小小的码头，常年装卸煤炭、黄沙和其他货物。
在我的少年时代，和家住九溪的别的小孩一样，每到夏天我们都是大半天泡在钱塘江里。我的水性很好，在钱塘江里像鱼一样地自在。八岁那年，我第一次横渡了钱塘江。记得在60年代，每年的7月中旬，全国各地都要举行纪念毛主席横渡长江的群众游泳活动。在杭州，这项活动就是横渡钱塘江。所有参加渡江的人都被渡船先运送到钱塘江对岸的一片沙滩上，然后从那里游过江，游回到杭州这边的六和塔下。那以后不几天，我和几个伙伴从九溪这边游过江去。再要游回来，恐怕体力不支，我们就从钱塘江大桥走回来。天很热，我们光着脚板，走在被太阳晒得滚烫的柏油路面上，真是备受折磨。因此，再后来我们若再想游过江去，就必须打算好游个来回。还不足十岁那年，我渡江游来回的体力已经不成问题。当年九溪的江对岸是一大片甜瓜地，我们游过去，偷吃几个甜瓜。见瓜农来追，我们都逃进江中。看着那瓜农在岸上无奈地跺脚，我们心满意足，然后游回北岸的九溪来。
那时我就相信，钱塘江是淹不死我的。
在后来的许多年里，这条江还总是纠缠着我——十七岁那年，我到位于钱塘江下游南岸的萧山瓜沥插队当知青，再后来，大学毕业，我又被分配到这条江的上游富春江北岸的富阳县城工作。总是没能离得开它，总被钱塘江绕来绕去地纠缠着。
天下人都知道杭州有个西湖。其实，对我来说：西湖是外地游客的西湖，钱塘江才是我的钱塘江。
我的父母亲都是山东人，50年代中期从大连举家南迁，来到杭州一年后生下了我。那是1957年的夏天。杭州的夏天，知了很多，满树满街的蝉鸣。当我还躺在医院育婴室的一张小床上，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就已经被窗外“喳喳”的蝉鸣吵得很烦。母亲还曾说我从小脾气暴躁，是和杭州的夏天有关。
还有另一种声响，也是满街满城地伴着我的童年。旧时杭式三轮车，车把上全都安着一只靠挤捏橡皮气囊吹响的铁皮喇叭。三轮车一边跑，一边“咕嗒咕嗒”地按喇叭。那喇叭“咕嗒咕嗒”地满街叫着跑，是儿时的我对杭城街头最深的印象之一。那以后，我一年一年地长大，一年又一年地聆听着杭州城里这种种既自然而然又极富人气的声息，渐渐地习以为常。从前的杭州城里嘤嘤嗡嗡永不止息的就是这种音乐。我推想：可能我刚生下来，还在医院的病房里，我就已经听到了这个声音。
我的名字本来应该叫“杭生”。名叫“杭生”的杭州男孩，怕是有成千上万，想来是我的父母，比别人的父母多动了一会儿脑筋，给我取名叫“杭育”。意思和“杭生”们一样，却不和他们重名。既然给我取名“杭育”，照理我父母应该是对杭州有好感的，其实不然。其实，我父母只是和杭州人合不来罢了。
他们本是山东乡下的农民，没念过几天书，来杭州前也没过上几天真正像样的，像杭州人过着的，这般精致、优雅的生活。他们真的不太看得懂杭州人。杭州人比他们细腻多了，能把一棵青菜做出两道菜来——炒菜心是一盘，香菇菜梗又是另一盘。而我母亲一向是把四样菜、五样菜斩斩剁剁一锅里煮了。杭州人的家庭在我父母看来一定是很古怪的：街坊邻居都是男人做家务，女人们扎堆聊天。即使是在60年代那种全民贫困的年月，杭州人家的饭桌上，通常总少不了四五样菜。每样菜都很少，盘子很小，浅浅地盛着，每个人都吃不上几筷子，但看上去很丰富很像样，青菜碧绿，炒鸡蛋嫩黄，红烧肉红得透亮……反正，小时候我就非常羡慕邻居家的饭桌。
这女孩年纪比我们大些，已经工作了，在那时的湖滨路口一家“红波无线电商店”里当营业员。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她如今怎样了。只记得，那时的我们，给她取了个迷人的外号，叫“黑牡丹”。和我同龄的杭州男孩应该都知道她，许多人都曾去一睹她的芳容。我们成群结伙溜进那商店，装作是去看半导体器材，其实是为看她，偷偷瞟上几眼。“黑牡丹”必定知道这一伙伙的男孩是来干什么的。她不动声色，很蔑视我们。的确，我们不过是一帮小毛孩子，杭州街头的小混混。那时候没有什么媒体会传播这种事。没有电视，更没有报纸的时尚炒作做法。但男孩们的社会，依然能够很有效地传播这类信息。
这大约是70年代初，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刚开始念初中。由于爱美，我这样年纪的男孩女孩已经开始尽可能地讲究起穿戴打扮来，尽管所有的中国人那时候都很贫穷。那时候有那时候的时尚，穷有穷的讲究。我印象中，那时候有一辆自行车就是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尤其是有一个自行车的型号叫凤凰28寸的，锰钢的，还是漆成墨绿色的。那个车把上头装了一个双铃，一按嘡啷啷转的转铃。我们就觉得杭州的男孩谁要是有那么一个自行车，一路上就按着那个转铃，不停地按，那用杭州话来说很海威，就相当于北方人说的很牛气。所以那时候像我这样的男孩，由于这种爱美、爱慕美女就带来了很多变化。
早在七十多年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杭州就是个非常时尚、时髦，在相当程度上可谓和国际接轨的城市。那时候杭州就有个“大世界”娱乐城，一点也不比现在各地城市的各种娱乐城逊色，从大人看戏、看电影到小孩玩游戏机，一应俱全。一部好莱坞新片在美国刚上映，十天之内就出现在杭州了。
1929年，中国的许多地方还在军阀混战，而那一年的杭州却举办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西湖博览会”。和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各种博览会有很大不同，那个西湖博览会的宗旨，重在文明风尚的全民教育而非商业企图。譬如，它有个展馆是讲卫生的，居然早在1929年它就在向杭州市民推荐抽水马桶了！
杭州人很赶时髦，历来如此。
杭州人自己有个带点自嘲的说法，叫刮“杭儿风”，说的就是他们自己一窝蜂地赶时髦。但说归说，时髦照赶不误。杭州人就这样，面对时髦、时尚的诱惑，头脑清醒，但意志薄弱。
很早的时候，我印象当中杭州人就一拨一拨地赶时髦赶到现在。比如说7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一户人家非常向往有一个收音机，可以及时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可那时你买不起，买不起怎么办呢？就自己装，装半导体收音机。我印象当中，那时候的中学生好像有一多半成天在摆弄什么二极管、电容、电阻这些的。这个就是我印象当中最早的时髦。
到了80年代初，杭州人家家户户抢购杭州自己生产的锦缎被面，还把全国的游客也吸引到这股抢购风里来。没过几年，新的时尚又把杭州人激动起来，把杭州人的钱袋再次掏空——有过一份统计说，杭州人户均拥有三大件，即冰箱、彩电和洗衣机的数量，全国第一！
再往后，90年代，又有统计说，杭州人人均拥有的私人电话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一，私人手机排名第二。
杭州人在自己一波波赶着时髦的同时，一边又在为别人制造着衣食住行的各种时髦。譬如时装业，那绝对是个最赶时髦的行业。在杭州城里，你简直数不清有多少个服装市场！而在杭州的周边地区，更是数不清有多少个服装生产厂家。从前中国的时装业的中心无疑是在上海，而今，这中心正在大张旗鼓地从上海转移到杭州。
从前杭州，就是那么几条主要街道，延龄路、解放路、湖滨路、南山路等等，很小。即使是现在的杭州，经过了最近二十多年的持续扩张，真正的市区也不算大。在这样的小城市里，它发生的几乎每一件事，都可能被纳入你的见闻，一个故事很快就传开了。那时的杭州孩子不仅有很多人知道“黑牡丹”，还几乎都见到过拉大板车的阿德。阿德脑子有点木，饭量却很大。
城市不大，于是所有的杭州人都仿佛是邻居。杭州人知道这个城市的事情很多，尽管有些事情我们的报纸也从来不披露。前些时候，我有一天和朋友坐出租车，从城西穿过市区往城东去，我这个朋友就一路上给我指点说，这家是谁谁谁开的餐馆，那家的老板是谁叫什么名字，以前是干什么的，后来是怎么发的。
杭州多雨，一年当中有许多日子是雨天。
杭州的许多日子是天上蓄满了水汽，欲雨又止，不阴不阳。特别是春夏之交的那些日子，杭州人称为“黄梅天”，雨下得没完没了。一连好多天，绵绵细雨慢吞吞地下着，不痛不痒地下着。那时的杭州，就像是从水里刚捞起来，空气中蓄满了水分，晾晒着的衣服总也干不了。出门得带上伞，还有雨鞋，给人添了许多累赘。但多雨也有好处。空气湿度大，四季潮润，滋养了杭州的植被，成全了杭州的风光。
在从前没有自来水，空气中也没有多少污染的时代，天上落下的雨水，杭州话叫“天落水”，可以代替井水，而且比从井里打水来得便当。井水和自来水都比不上从前的“天落水”干净。有些杭州人就用这种“天落水”泡茶喝。更讲究的，还有人拎着水壶到虎跑去兜些泉水回来。泉水其实就是从山上汇流下来的雨水。杭州的泉水远不止虎跑一处，玉泉、九溪甚至金沙港这些地方，都有很好的泉水。
杭州出产名茶。杭州又是个旅游城市，历来游客很多，因此杭州的茶馆也一向很考究，比其他地方的同类场所奢华多了。即使退回到三十年前，十一二岁的我最初迷上泡茶馆的那时候，那种老式的杭州茶馆，也已经够考究了。以前杭州的每一处旅游景点，几乎都少不了一家茶馆或名茶室。还在念小学的我，就已经常去虎跑的茶室泡了。杭州人一向不用茶壶，而是用茶杯喝茶。白瓷杯，绿龙井，一目了然，清清爽爽。除了一毛钱一杯的绿茶，你在那时的茶室还可买到很多种茶点，杭州人那时称之为“消烟果儿”，就是糖果、瓜子、蜜饯之类。光说蜜饯，种类也不少，有橄榄、杨梅、桃干、杏脯等等。
从前的风气是，茶馆里泡着的几乎清一色是男人。从前哪有女孩子泡茶馆的？其实，像这样供应着几十种上百种茶点的做法，这茶馆倒更像是点心铺，而茶客们好像已经不是在喝茶，而是在吃小吃了。
如果有人问我，杭州什么东西最多，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杭州水最多。这个城市里里外外到处是水：它有钱塘江的江水，大运河的河水，有西湖的湖水，有山上流下来的泉水，有天上落下的雨水，还有地下冒的井水，甚至还有钱江潮带上来的海水。
但更多的时候，水是平滑、柔顺的。无论我们意识到了什么，丰沛的水不仅滋润了杭州的青山、树木，水还塑造了它的城市性格。杭州是个柔情似水的城市。
世人皆知，杭州有个西湖。杭州以西湖为荣，杭州人家来了外地客人，几乎无一例外，都要带客人去游玩一下西湖。杭州出产的许多商品，从牙膏、啤酒、卫生纸直到缝纫机、彩电乃至电台、杂志、报纸的副刊，都想沾点西湖的光，索性取名叫“西湖牌”。曾经有个朋友问我说，取名叫“西湖牌”的杭州商品，没有一种是在全中国打得很响亮的，这是个什么道理？我说，因为西湖本身太出色了，那些叫“西湖牌”的商品非但沾不上光，反倒让西湖给淹没了。
70年代末，我考上了大学，那时的杭州大学。大一那年，我是走读生，不能住校，每天放学后坐公交车回家。那年夏天，快到放暑假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在学校补课。下了课，时间已晚，我赶不上末班车。步行回九溪的家路太远，市区又没有亲戚朋友。很无奈，我就只好在湖滨那里西湖边的长椅上睡了一夜。头枕着书包，腿蜷曲着，在入睡前眼睛凝望着缓缓波动的湖面。那一夜，我真正觉得西湖很美。西湖美就美在她的四周到处是树木花草。我自创了“柳风桂雨”的说法，来形容西湖的春秋。春天和秋天，这两个旅游旺季，西湖最是生动，弄得杭州满城柳絮，满城桂香。
柳风桂雨，那是西湖的生气所在，西湖的神采所系。
在众多的西湖人文景观中，最让我动情的，是西泠桥和孤山那一带。那一带有很多坟墓，很多伤感的故事。
辛亥革命时代的女侠秋瑾，她的墓冢就在西泠桥下。这事情细细想来很有意思：生前的秋瑾，那样的女中豪杰，那么尚武、刚烈。而在她就义之前，想到死后，却是流露出女儿本色的柔情，如此钟情于并非她故乡的杭州西湖，希望自己被埋葬在这处人们通常认为是太多阴柔之美而缺少阳刚之气的地方。领受着西湖的柳风桂雨，面朝远处的夕阳西下……
更有意思的是，同是在孤山这一面的山脚，秋瑾的墓，离那位钱塘名妓苏小小的墓，只百步之遥。一位是令人敬畏的巾帼英雄，一位是人见人爱的薄命红颜，她俩就这样比肩毗邻地相处在另一个世界。我每每看见这地方这情景，心里就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惆怅。
西湖有千姿百态的美景，有许多旧时文人留下的诗文。但正如各种“西湖牌”商品被西湖本身淹没了一样，依我之见，也没有哪篇描写西湖的诗歌或文章真正算得上中国文学的经典著作。别说是李白、杜甫那个档次的，就连唐代诗人张继写苏州的“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那样境界的，在全部西湖诗文也找不到一篇。
如今，对杭州这个维系着我的许多人生经历与情感的城市，我怀有的最大遗憾，是觉得它还未能把越来越多的外地人，主要是外地来的打工者，真正融入这个城市。中国内地的其他城市大概也是这样。
街上的人太多，太拥挤，是因为人们在房子里待不住。打工者们，居住条件很糟，又没有足够的收入去消费，于是一到夜晚，人全都在街上，像撒了一地豆子。没有目的，仅仅是睡觉之前闲得发慌，要把这多余的时间在满街瞎逛中磨蹭掉。他们有时寻衅打架，有时聚众围观，堵塞交通，制造满街垃圾。
我对城市最大的理想、城市最大的功能，我觉得就是用房子最大可能地把人都装进去。你该工作时工作，该休息时休息，该娱乐时娱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