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为新
1914年夏天，一个叫丰润的外乡孩子，一挑行李两肩风霜，出现在杭州中河边的贡院、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新生中。孩子外表朴实，但聪慧过人，城市新文化的沐浴，很快使他脱胎换骨，不久他把自己的名字也改了，由“丰润”改为“丰仁”，又取号“子恺”——之后凡发表文章和画作，多以“子恺”冠名，而“丰润”或者“丰仁”的名字，再也无人提起。
丰子恺在杭州的时间不长，然而改变他一生，或者说，使丰子恺之所以成为丰子恺的，却正是这短短的在杭岁月。
丰子恺的家
“杭州的小街道都称为巷。这名称是我们故乡所没有的。我幼时初到杭州，对于这巷字颇注意。我以前在书上读到颜子‘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的时候，常疑所谓‘陋巷’不知是什么去处……及到了杭州，看见了巷的名称，才在想象中确定颜子所居的地方，大约是这种巷里。每逢走过这种巷，我常怀疑那颓垣破壁的里面，也许隐藏着今世的颜子。”丰子恺在文章中这样描写杭州的“巷”。正是这样的小街小巷，让一颗敏感的心感受到了家的平和与温暖。
皇亲苑，曾是浙江省图书馆旧址——那时候还叫皇亲巷，一条有点阴冷、历史包袱沉重的小巷（明嘉靖皇帝的祖母邵氏曾居于此）。巷里的6号早先有个院子，院子内有池塘、假山，虽不是豪宅，但闹中取静，适合怡情养性，丰子恺一眼就看中了这里。“当我从南京的旅馆回到杭州的别寓时，觉得很自在。我年来在故乡的家里蛰居太久，环境看得厌了，趣味枯乏，心情郁结。就到离家乡还近而花样较多的杭州来暂作一下寓公，借此改换环境，调节趣味……这寓所犹似我的第二个家。”
在这里，他将生活精雕细琢，把琐碎的生活调节出韵味并及时享受它们，“趣味，在我是生活上一种重要的养料，其重要几近于面包……在这里没有作客时的拘束，也没有住旅馆时的不安心。我可以吩咐我的工人做点我所喜欢的家常素菜，夜饭时同放学归来的一子一女共吃。我可以叫我的工人相帮我，把房间的布置改过一下，新一新气象”。即便是简单的几样家具，他也不肯随便摆放：全局的主眼是主人的座位，仿佛一幅画的中心，书架、茶几、炭炉、壁饰、自鸣钟乃至痰盂、字纸篓，都须以此为透视点。凡不达效果，主人不惜来回折腾，将家什反复搬动，直搬到痰盂不移动一寸、脸盆架不能旋转一度时，方感妥帖。到了这时候，他在主席的位置上，环视四周，一切朝宗于己，犹如众星拱月，心里才感到安定惬意。
丰子恺曾先后在皇亲巷、田家园、马市街等地方居住过，但更喜欢的是在西湖边临水而居。里西湖早先有葛荫山庄，这样的大宅买不起，丰子恺便在葛荫山庄对面觅得一平房小住。“那时我就住在里西湖招贤寺隔壁的小平屋里，对门就是孤山，所以朋友送我一副对联，叫作‘居邻葛岭招贤寺，门对孤山放鹤亭’。家居多暇，则闲坐在西湖边的石凳上，欣赏湖光山色。”冬日阳光生暖，夏季荷风送香，夜来游鱼读月，晨起山鸟鸣涧……
1948年他也曾在湖畔住过一段时间。一天晚上，与四位朋友在湖畔小屋夜饮，“酒阑人散，皓月当空。湖水如镜，花影满堤。我送客出门，舍不得这湖上春月，也向湖畔散步去了。柳荫下一条石凳，空着等我去坐。我就坐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好的水土养的则是诗人和艺术家。正是在这里，丰子恺迎来了他艺术创作中的黄金期。说杭州是丰子恺的第二故乡，当不为过。
丰子恺的老师
在杭州，丰子恺遇到了影响他世界观和艺术观的一些人：李叔同、马一浮等等。
1914年丰子恺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他的绘画天赋很快引起了李叔同的注意。一天晚上，李叔同把丰子恺邀到自己宿舍，对他说：“你的图画进步快！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有天分的人……”丰子恺知道李老师平时吝于赞人，现在如此鼓励自己，非常振奋，后来他在回忆文章里说到那个晚上：“当晚这几句话，便改变了我的一生……从这晚起，我打定主意专门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
1942年李叔同逝世，当时丰子恺正逃难在贵州，惊闻之余，他在旅馆窗下沉默一个多钟点，而后发了个愿：要为大师造像一百尊，分寄给各省敬仰他的人，以垂永久。到重庆之后，丰子恺撂下俗务，专心于勒石立碑，三年之后，终成百像。
1933年冬，“这一天我走出那陋巷，已是傍晚时候。岁暮的景象和雨雪充塞了道路……”这天，丰子恺跟着李叔同第一次走进马一浮的家。
马一浮是国学大师，在哲学、宗教等方面有精深研究，李叔同与他话语投机，相洽甚欢——李叔同在出家之前三天，最后一个拜访的红尘中人就是马一浮。
那一天，李叔同赴马宅时，同来的还有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马李二人侃侃而谈，声震屋宇，这个青年只是静静地旁听。表面上看，青年似乎是枯坐，实际上，他的心是被深深地触动了。不久之后，青年生平最为依恋的母亲去世，他心中充满了对于人生的悲愤和疑虑，可又不能自我排遣，结果他就去了陋巷请教马一浮。“我心中似有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丝，因为解不清楚，用纸包好了藏着。马先生的态度和说话，着力地在那里发开我这纸包来……”这个青年就是丰子恺。
丰子恺很喜欢空灵的带些“无常”味的诗，例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六朝旧时明月，清夜满秦淮”等等，吟咏不够尽兴，他还打算把它描摹成画，出一本叫《无常画册》的集子。他去请教马一浮，马一浮几句话就解了他的困惑。“无常就是常。无常容易画，常不容易画。”丰子恺后来在文章中说：“我好久没有听见这样的话了，怪不得生活异常苦闷。他这话把我从无常的火宅中救出，使我感到无限的清凉……”
丰子恺的胡须
“长长的黑胡须垂到胸前，脸色是黄黄的，真是道地的黄种人。一副黑眼镜始终挂在他的脸上，正如笑容也时常挂在他脸上一样。据他自己说，早先他曾患过半年的伤寒症，从那时候起就结束了教书生涯，脸色也变黄了。”这是1935年季诚性对丰子恺的描写。
“头发白了一大半，面庞相当瘦削，鼻梁上架着一副黑眼镜，下巴上一撮五寸来长的胡子，也现出苍白色了……‘诸位——’他捋了下胡子，‘我到这里来，是来放放艺术空气的……’”这是1939年，丰子恺在浙江大学讲学时的样子。
不同的人对丰子恺的面貌有不同的描述，但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写到了他的胡须。年轻时的丰子恺黑发美髯，顾盼有神；老年之后的丰子恺更是银发长髯，仙风道骨。丰子恺的胡须是他的一块招牌。
丰子恺的胡须颇有来历。丰子恺纯孝，母亲钟云芳去世时，丰子恺席草枕砖，服丧四十九天，其间不理发、不剃须，自此之后，一把山羊胡子便永不离身了。
抗战时期，经常有媒体提及丰子恺的胡须，比如1939年2月杭州有某报贯以通栏标题《丰子恺割须抗战》；无锡有报纸头版说丰子恺“在乱山丛林中步行万里，达长沙时，一掬长须剃个干净……”；开化有记者说丰子恺“长须已去”（其实丰子恺从来没有到过开化）；上海有编辑道丰子恺的胡须已经“一根不留”……
有一天，丰子恺抱着儿子玩耍，孩子觉得爸爸的胡须奇特又可爱，就捋来捋去当猫狗的尾巴玩，其间不小心拔了几根。丰子恺阻止说：“爸爸的胡子虽非龙须，却是报纸之题材，国人所瞩目，小儿不可亵玩。爸爸要请照相师摄影，以白巾衬托，使之特别明显，摄成后四处散发，以免众人悬想。”
“文革”期间丰子恺蒙冤，批斗时有人看见丰子恺银须飘飘，很是不爽，就拿剪刀“咔嚓”一把剪了。亲友知道胡须是丰子恺毕生所爱，人生尊严也凝聚于此，今遭毁伤，人何以堪，于是一个个前来安慰，但丰子恺反而满不在乎地说：“没什么要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丰子恺的画
丰子恺就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一年级时，成绩全班第一，二年级时第二，到了三年级，他的成绩就垫底去了——个中原因便是他偏科，只喜欢美术和音乐，别的都弃之不顾。
1921年春，在李叔同的鼓励和帮助下，丰子恺赴日本留学，学习西洋画，但只学了十个月他就回来了，原因是他更喜欢中国画——“中国画的技法实在是可矜贵的，那奔放的线条、明丽的色彩、强烈的印象和清新的布局，在世界画坛上都放着异彩。”
丰子恺生平最厌繁文缛节和形式主义，比如开会他总是“人到心不到”，在别人滔滔不绝之时，他就随手把会议室里各等情状描摹下来，会上有人垂头养神、有人抠鼻挖脚、有人慷慨陈词、有人哈欠连天……虽只三笔两笔，却是形神毕肖、栩栩如生。这样的作品不便公示，丰子恺便把它拿回家，贴在门背后。后来夏丏尊、朱自清无意中瞧见，两人先是哈哈大笑，而后便赞不绝口，说这样的画很有意思，藏诸名山，传之后人可也。已经做了和尚的李叔同有一次去丰子恺家，看到门背后的画，也动了凡心，嘻嘻一笑说：“好画！好画！”
得到了同事和老师的支持，丰子恺画漫画更来劲了，题材已不囿于会议室，生活中的种种琐事细故、孩子们的玩耍吵闹、寻常的古诗词句皆可落笔；包皮纸、旧讲义纸、香烟盒的反面，都是画纸……画完了便随手往墙上一贴，天长日久，丰子恺的居室里便挂满了“万国旗”，满屋飘然。朱自清后来回忆说：“小客厅里，互相垂直的两壁上，早已排满了那小眼睛似的漫画稿；微风穿过它们间时，几乎可以听出飒飒的声音……”
1924年，在一本叫《我们的七月》的刊物上，发表了一幅很特别的画，以焦墨作黑白画面，具水墨画风骨，但随意勾画，笔法简到不可再减，《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题目和内容一样富有诗意。
这幅作品让读者耳目一新。有人说，这可以叫漫画——中国美术史上，从此便出现了“漫画”一词。
自此之后，丰子恺的漫画创作一发不可收拾，“儿童相”“学生相”“社会诗歌”“绘画相”“护生画集”“绘画小说”“封面插图”……到最后全集出版，其画作竟然有四千件之多！
丰子恺的漫画，不仅仅是赞美、装饰或者娱乐，他的画是小诗，虽然平和愉悦，但里面总要掺点胡椒面，在那小小的意境里，总有现实人生的鞭痕。丰子恺的画，点缀得最多的是杨柳和紫燕，他在散文《杨柳》中是这样解释的：“我以为这并非仅为杨柳当春抽条的缘故，实因其树有一种特殊的姿态，与和平美丽的春光十分调和的缘故。这种姿态的特点，便是‘下垂’。不然，当春发芽的树木不知凡几，何以专让柳条做春的主人呢？只为别的树木都凭仗了东君的势力而拼命向上，一味好高，忘记了自己的根本，其贪婪之相不合于春的精神。最能象征春的神意的，只有垂杨。这是我昨天看了西湖边上的杨柳而一时兴起的感想……”
杭州西湖的杨柳，给了丰子恺丰富的灵感。
“文革”时，丰子恺被关在牛棚，造反派知道他是漫画家，就命他以漫画做自我批判。丰子恺就画一个老头坐在地上吸烟，缭绕的烟雾一圈一圈上升，盘成了头上的高帽子。造反派看不出其中的调侃，但照样批他：“不好好改造，只想着吸烟，死不改悔的资产阶级！”
丰子恺的率真
当初位于贡院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是一所自由而率真的学校，正在人格可塑期的丰子恺深受熏陶。课余时他和同学游西湖，喜欢漫游，从不设计划和指定地点，最爱到人迹罕至之处，比如雷峰塔后面的荒野中，一面看云，一面嚼面包。有一次，丰子恺和同学拿出两个铜板来，放在一块大岩石上，说下次来时再取。过了两三个星期，重游其地，只见铜板已经发青，但照原状放在山石之上。
丰子恺的文章和画，都充满童趣，他自己也是个童心未泯的人。
抗战期间，丰子恺到了重庆沙坪坝。有一天，几个朋友去看他，走进小院，见一群孩子在忙忙碌碌地搓泥巴，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老头则把大家搓好的泥巴切成许多小方块。见有客来，老头歇了活去洗手，洗手出来，笑眯眯地说：“我们在做麻将牌——这里物资缺乏，孩子们喜欢玩麻将，我们就自己动手做。”
丰子恺家里，本来有一座钟，面上的数目字，和所有的钟一样，古板得很。有一次，丰子恺大概是看厌了它的样子，就把钟从墙上取下来，用油画颜料把钟面涂成天蓝色，盖没了数字。然后，在上面画几根绿色的杨柳枝，以黑纸剪成两只燕子，用糨糊粘贴在长短针的针头上。结果墙上的钟，就成了一幅双燕逐柳图，不但能当时钟用，还可以当作动画片看。
丰子恺住在湖边时，常常看到一个中年人在西湖边钓虾，“钓钩上装一粒饭米，挂在岸石边。一会儿拉起线来，就有很大的一只虾。钓得三四只大虾，他就把瓶子藏入藤篮里，起身走了。我问他：‘何不再钓几只？’他笑着回答说：‘下酒够了。’我跟他去，见他走进岳坟旁边的一家酒店里，拣一座头坐下了。我就在他旁边的桌上坐下，叫酒保来一斤酒，一盆花生米。他也叫一斤酒，却不叫菜，取出瓶子来，用钓丝缚住了这三四只虾，拿到酒保烫酒的开水里去一浸，虾即刻变成红色了。他向酒保要一小碟酱油，就用虾下酒……”一起喝酒，彼此就熟了，却不问姓名。后来才知，他是湖滨旅馆门口摆刻字摊的，下午收了摊，就到里西湖来钓虾吃酒。
这是丰子恺笔下的一个自得其乐的杭州人（《吃酒》），字里行间可见其艳羡的程度。
丰子恺的归宿
丰子恺是在1975年被迫害致死的，仿佛是冥冥之中有谁在召唤，大限之前，丰子恺说什么也要到杭州一游，结果在1973年春费尽周折，终于成行。然而这一次，也是丰子恺的最后一次杭州之行，并不愉快：马一浮已经作古，到了蒋庄看到的是人去楼空；上了虎跑，虽是莺飞草长的时节，但目之所及却是断墙残垣、枯草黄叶，一片凄凉；弘一法师的纪念塔（此塔由丰子恺发起，章锡琛、叶圣陶、钱君陶等人合力建成）竟然被人拆得坑坑洼洼、七零八落！
丰子恺默默无语，最后离别时仿佛想对恩师说点什么，但话未成句，老泪先流……
按照女儿丰一吟的说法，丰子恺的骨灰本打算撒在西湖，后因上海市文化局的决定，最终被安置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龙华是高规格的公墓，能入此铁门槛者非富即贵，但丰子恺如果地下有知，他肯定更愿意把自己的最后归宿选在杭州，选在西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