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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在康奈尔的几年[1]

赵元任

赵元任(1892—1982),现代语言学家,1910年至1918年留学美国,在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等学校学习数学以及哲学等。191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我们到达旧金山,正赶上看庆祝加州于1910年加入联邦日(Festivities of the California Admission Day)。当时我得到的对美国印象和以后我在纽约州绮色佳城(Ithaca)所见到的,颇不相同。我们这批清华学生由蒋梦麟等人来接,梦麟那时是加州大学四年级学生。我被安顿在斯托克顿(Stockton)街的东方旅馆(Oriental Hotel)。他们引导我们去看旧金山的景色,包括1906年大地震尚未清除的废墟——不对,他们一向管那次地震称为“大火”。

不久我们这批人便被分成较小单位,分别送往各大学,大多在东部各州。我们搭乘横越大陆的火车去到水牛城(Buffalo),然后换车到绮色佳,由一位高年级生金邦正(后为清华学校校长)来接。以前选送的第一批清华学生,大多数送到高中读书,他们觉得高中课程太过浅显,这是北京政府的错误。这次,我们全部送到大学,有些人甚至被承认具有稍高学分。我和另外十三位中国学生,获准进入康奈尔大学,做一年级生,包括胡适(当时英名为suh Hu)和周仁,1973年我到上海曾见到周仁,最近他逝世了。

我对绮色佳的第一印象是根本不像美国。以前我认为美国应该像明信片上所印的一排一排的高楼大厦,如波士顿毕康街(Beacon street)出售的明信片,可是在这里,除了校园内的大楼外,所有房屋都是木造的——我称之为小茅舍。唯我习惯于绮色佳的生活,一连四年住在那里,甚至未去过纽约市。

我住的第一个处所是林登道(Linden Avenue)127号一家寄宿舍,位于山下,距离校园多数建筑物约一英里之遥。后来我迁到卡斯卡迪拉馆(Cascadilla Hall),和我住同房间的是胡达(明复),我和他相互学方言。他是无锡人,在我家乡常州以东三十英里。外人很难分别出这两种口音,因为太近似了。胡家人那时我认识的颇有几位:明复的哥哥胡敦复1909年在康奈尔毕业,是护送我们去美的三位监督之一;他俩的远房堂兄弟胡宪生1914年毕业;我们同班的胡适(和上述三胡无亲属关系)。因之颇有一段时期,我们的朋友难以分辨出胡是哪个胡(译者按:原文为Hu was Hu,与who's who声音相似)。以后在哈佛,和我住同房间的是敦复、明复的远房堂兄弟胡正祥。

在康奈尔的生活,我可以引述我一天的日记。和通常一样,每个人都写文言文,甚至用文言文翻译英文,如went downtown to get eyeglasses译为“至下城取目镜”。以下是1910年9月30日我的日记:

学校今日开学。七时起床。八时前不久(图书馆塔楼上的)悦耳钟声响起。第一课解析几何在怀特馆(White Hall)二十四室上课,史奈德(Virgil Snyder)教授提纲挈领,解释详明。胡明复与周仁及王预同在一班。第一课后,余至史密斯馆(Goldwin Smith Hall)一八三室上德文课,由波卜(R.P.Pope)教授讲解德文字母与发音。中午,校长舒尔曼(J.G.Schurman)对全体学生讲话。午饭后,去十号物理实验室,唯贴有通告,谓第一次集会于下周一举行。下午,划妥表格以志已做之工作。晚餐后,去(此处脱落一字)散步。晚读德文及演习解析几阿。十一时就寝。

由于胡敦复对我解释过纯科学与实用科学的区别,于是我集中心力主要在数学与物理上,唯我得要满足课业分散的通常需要,我选修了美国史等课程,美国史我得了六十八分,是我做学生以来最低的分数。我得的最高分是数学得了两个一百分、一个得了九十九分,另外天文学得了一百分。若干年后,听说我仍然保持康奈尔历史上平均成绩的最高纪录。

1912年5月29日日记,记有我的课程表如下:

课程 教师 时数

现代哲学之发展(Develop.of Mod.Philos.) 克雷顿教授(Prof.J.E.Creighton) 2

逻辑及形而上学研究(Seminar in Logic&Metaph.) 同上 2

机械之设计与建造(Design&Construction of Apparatus) 莫拉尔教授(Prof.G.S.Molar) 2

实验物理最近之进展(Recent Adv.in Exp.Physics) 墨瑞特教授(Prof.Ernest Merritt) 1

机械学与热力学(Mechanic&Thermodynamics) 同上 4

有限群理论(Theory of Finite Groups) 侯维兹博士(Dr.W.A.Hurwitz) 3

系统心理学(S y s.P s y c h.) 魏陆德博士(D r.H.P.Weld) 3

音韵学(Phonetics) 戴维森教授(Prof.Hermann Davidsen) 1/18

在大学上课数以百计的小时中,据我记忆所及,最富刺激性的一刻是1910年10月6日在洛克菲勒馆(Rockefeller Hall)所做宇宙引力的全班实验。我在中国高等学堂学过重力和引力,唯宇宙引力的说法,即所有物体彼此吸引,在论及巨大物体和行星围绕太阳运转时,只是一种理论而已。这次,教授让我们看到物体相吸简单明了的事实。这项实验称为卡文迪石(Cavendish)试验,两个重铅球相距数英寸排列,在两球之间,用微小扭秤(torsion balance)悬挂另外两个小金属球,在细吊绳上装以反射镜。小球位在一条直线上,该直线与连接两铅球之线成直角。尼柯斯(E.L.Nichols)教授先对我们解说,然后移动两铅球数英寸,一铅球移近一小球,另一铅球移近另一小球,宇宙引力使得扭秤摆动,而致反射光点在墙壁上移动。这种移动情形只能在几秒钟内看到。我们兴奋地在地板上跺脚,这种动作是我到绮色佳不久后学到的。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那次实验——宇宙引力是我所看到的最动人的一次物理实验。

我本来主修数学的,可是从上列的课程表,可以看出我选修的物理课程如不比数学课程多,至少也相等。在我读大学的初期,我的兴趣已扩及语言、哲学和音乐。

如我常说的,近几十年来我的主要职业是在语言方面,与其说是改变初衷,毋宁说是回到旧好。在“早年回忆”中我叙述过我对中国各地方言颇有兴趣。所以这次我修毕康奈尔需要的语文学分后,我又主动从宾州史克兰顿城(Scranton Pa.)的国际函授学校学习法文。那真是一所学校,因为他们不只供应详尽的课本,还给你留声机片——在那年代用的是腊筒。在空白腊筒上我不但可听,且可用他们供给的设备在未录音的留声机片上,录下练习,送到学校改正。不幸有一次练习未寄回来,后来我读到国际函授学校已处于破产境地(I.C.S.was in receivership)。那时是“世界语运动”的初期,我加入了“世界语俱乐部”,为其活跃分子。我的中国同学之一吴康,自名为Sol-visto K.Wu,也这样签名。我的年长朋友胡敦复后来做(上海)大同大学校长,称自己的学校为“乌托邦大学”(Universitato Utopia)。我对语言学发生浓厚兴趣是在选修戴维森教授所教音韵学之后。学了国际音韵字母,使我大开眼界,也大开耳界。以后在哈佛大学我选修更多音韵学课程,兴趣更为提高。

我对哲学方面兴趣也不小,在康奈尔第一年,兴趣就从数学转移到哲学。哲学入门是齐莱(Frank Thilly)教授教的;客座讲师协佛(Visiting Lecturer Henry M.Sheffer)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觉得他讲的课值得“彻底享受”(1912年2月12日日记)。后来协佛在哈佛指导我写博士论文。克雷顿教授教导我逻辑学和其他课程。1913年5月10日晨,天气异乎寻常的冷,教室内温度是华氏四十度,克教授一面试探微温的散热器,一面举首看窗外,顺便以实用主义对理想主义的口吻说:“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光线,而是更多的热。”博得满堂——课堂也——彩。

在校内及校外,均使我提高对音乐的兴趣。在林登道安顿后不久,我以二百二十元买了一架二手货钢琴(原价三百五十元),分期付款,每月付三元五角。清华奖学金一个月只有六十元,全部开支(包括学费)包括在内。可是那个年头,物价便宜,我们付女房东膳宿费三元五角,早餐竟可吃到牛排大餐。现在回头来再说音乐。我常去听音乐会及私人演奏,诸如弦乐四重奏的崔沃(J.E.Trevor)教授、侯维兹(W.A.Hurwitz)博士、同学卡甫(Isidor Karp)和波飞(Perfy)先生。有些学生对于音乐兴趣极大,自排队购买每年一度“节日音乐会”(Festival Concerts)季票一事,可见一斑。有一次我清晨4时即起床,到毛瑞尔馆(Morrill Hall)前等候开始售票,唯仍排到第三十名。又有一次我凌晨2点钟就到毛瑞尔馆排队,然后由邹秉文(1915班)接班,我回去睡觉,6点半我又去接替他,等候买季票。我经常去听每周在圣家堂(Sage Chapel)的风琴演奏会。第一次演奏的是姜斯东(Edward Johnstone),我跟他学谱曲;第二位是括尔斯(James T.Quarles)。我在日记上说,括尔斯教授奏的“罗科哉进行曲”(Rockoczy March)远不如姜斯东奏得好,唯括尔斯则是一位好教师。我跟他学弹钢琴与和声。我将中国一首老调“老八板”谱了和声,他于1914年5月18日风琴演奏会上予以演奏,那是我的“作品”第一次公开表演。我在日记中说“听起来非常美好”。我第一次印行的曲谱是“和平进行曲”(March of Peace),刊在1915年在上海出版的(中文)《科学》第一卷第一期一百二十一页,那首曲子像以后多数我谱的曲子一样,完全是东方格调。我的另一位钢琴教师是宋尼亚·席佛曼(Sonya Paeff Silverman),她是我数学老师路易·席佛曼(Louis Silverman)的太太。上文提到我数学两门学科得了一百分,其中一门是“方程论”,我想就是他给的。我从席佛曼太太先学弹“布尔格弥勒一百首”(Burgmuller 100),然后学弹莫扎特的奏鸣曲(Mozart's sonatas)。时至今日,尽管常弹贝多芬和萧邦的曲子,而少练习布尔格弥勒,我的手指仍照着布尔格弥勒曲谱滑动。我和席佛曼一家的关系继续了另一个世代。起初,在席佛曼太太指示给我看,某些调子该如何在钢琴弹奏时,我用奶瓶为小拉费尔(Raphael)喂奶。拉费尔长大以后以奚礼尔(Raphael Hillyer)之名为邱拉德四重奏(Juillard Quar-tet)的大提琴手,演奏多年。1943年他在哈佛选修我的粤语课程。一天,我带领全班同学到波士顿侨香餐馆(Joy Hong Restaurant),侍者用广州话问他:“先生,你是什么时候从中国回来的?”他的音调感一定对他学习九种广州音,颇有帮助。

我叙述在常州和南京读书的那几年,曾说我看西方小说中译本,大多在中国,出国之后,从未看过任何小说;唯我对于各种课外读物,以及到戏院观剧则颇有兴趣。米尔(John Stuart Mill)的《自传》和福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自传》给我留下极深印象,想要像他们那样生活。以后侯维兹教授介绍我看《奇异国》(Wonderland)丛书的奇妙世界,我被这些书吸引住,看上了瘾,没有几年,我便将加洛尔(Lewis Carroll)所写的两部名著译成中文:《阿丽思漫游奇境记》(Alice in Wonderland),1922年上海出版;《走到镜子里》(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1938年在上海排版。我常去看戏,但从未喜好过歌剧。我常常觉得在歌剧里,音乐搅扰了动作,动作又搅扰了音乐,可是爱好歌剧的人则觉得两者相辅相成。我喜欢看电影和话剧,像买“节日音乐会”入场券一样,我也排队买罗伯森(Forbes Robertson)演的《哈姆雷特》(Hamlet)话剧。我对戏剧兴趣这样浓厚以致加入中国学生戏剧活动,英文教授桑浦生(M.W.Sampson)曾指导我们演出邓桑尼爵士(Lord Dunsany)撰写的《失掉的帽子》(The Lost Hat)。我甚至试写剧本,那是一出独幕剧,名为《挂号信》(The Hang-Number Letter),大意是说中国学生在美国讲英文的苦恼。这是我写的而在舞台上演的第一个剧本,唯系由学生主办。

在康奈尔大学的中国学生创办《科学》月刊以后,需要远较严肃的写作。这个刊物后来成为一项重要的事业,值得在此叙述一下创办的经过。1914年6月10日,我在日记上写道:“晚间去任鸿隽(叔永)房间热烈商讨组织科学社出版月刊事。”我们都用文言撰文,安排《科学》月刊在上海出版,由朱少屏先生任总编辑。第一期于1915年1月出版,共一百二十一页,十一篇文章、科学消息,和一件附录,即我作的“和平进行曲”。除出版月刊外,不久又组织了“中国科学社”,以任鸿隽为会长,杨铨(杏佛)为编辑。因为这个月刊不似《东方杂志》那样大众化的刊物,我们得要用从奖学金中特别节省下来的钱,支持这个刊物。有一段时间,我以汤和苹果饼做午餐,以致得了营养不良症。可是不久,这个刊物发展成为组织完善的科学社,当其多数在美活跃会员毕业回国之后,科学社迁到上海,继续发扬光大,直到1950年左右,别的同类刊物使其无必要(如任鸿隽所说)倡导科学的重要性。

除了在上海出版《科学》外,我和中国的联系并不多,只经常和我堂表兄弟姊妹以及我最喜欢的姑母侬姑通信。那时中国最振奋的事件是1911年推翻帝制的革命。10月10日之后不久,同班同学王预叫住我说:“好消息!好消息!”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革命的事,我便提醒他在南京的时候,我们这些醉心革命的学生在追悼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奉命“举哀”之际,实际高声大笑,因为我们全跪在祭坛前,没有人能听出有何不同。

那些年另一件重要大事是1914年的欧洲大战。我们并未认清那次战争的重要性,我在1914年7月31日的日记上只记“欧战迫近,何等荒谬!”继续忙于科学社开会等等。8月20日我记“见到飞机”,那些双翼飞机还不能用于作战。

除了编辑《科学》月刊等活动及听音乐会和看电影之外,在运动方面我也颇为活跃,中国学生很少有长的身高体壮足可加入美国队的,唯我们有自己的各项球队。“中国学生联盟”分东、西两部,东部包括中西部,每年夏季(有时还加冬季)举办一次讨论会,除讲演、音乐会及其他文化活动外,通常还有运动会。1913年8月25日,我获一英里竞走冠军,成绩是十分四秒,那时的世界纪录是九分钟。1915年我又获胜,成绩是九分五十一秒,唯1918年切除盲肠后,便未获胜过。

在康奈尔的中国以及美国学生在运动方面表现颇佳。我们不但每星期须有两次走或慢跑两三英里,且必须能游泳六十英尺方可毕业,就是每天在校园走上走下也算是一项运动,特别是冬天在一英尺深的雪里跋涉。外国学生免除游泳的规定,但我仍然学会游泳。

溜冰是我们中国学生学习的另一项体育活动,琵琶湖(Beebe Lake)近在校园旁边。一种变态溜冰是从图书馆斜坡前冰冻的人行道上滑溜而下,学生多喜欢这么做。整个冬季,斜坡光滑如镜。出乎我们想象之外,出事率极低。

尽管纽约州中区气候严寒,我感冒的次数反比平常减少。我住进学校疗养院只有一两次。我听从校医韦礼斯(T.W.Willis)的劝告,镶上假牙,使得我健康有了进步,也对我的心理发生有利的影响。如前文所述,我年轻时候跌掉两颗门牙,以后便羞于言笑,别的孩童常取笑我说:“谁拿走你的前门?”我讲话虽仍发音明晰,可是遇到f及唇音,我得以上唇盖住下齿,发出唇齿音,而非齿唇音。牙齿镶好之后,经过一段短时间才完全适应,我觉得我是一个勇敢的新人,完全具有面对世界的信心。

我在绮色佳时常长程散步,最长的一次是和任鸿隽、杨铨、邹秉文及其他人,于1913年7月20日往返陶哈欧瀑布(Taughanough Falls),来回二十三英里。初到美国四年之间,我从未离开绮色佳,直到1914年7月4日,我才搭乘火车前往水牛城,参观设在尼亚加拉瀑布城(Niagara Falls)的晒待得小麦公司(Shred-ded Wheat Co.)。我既然开始旅行,在寒暑假期总要长途旅游,有一次曾远至波士顿。

我在美国的第五年和前四年颇有不同,主要的变更是改变我的主修课程,从数学转到哲学,我获得哲学研究奖学金。我曾读过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著作,我在1914年7月10日的日记上说罗素的《哲学论文集》(Philosophical Essays)“极符合我的想法”。我对柏拉图的《共和国》(Republic)和休谟的《论文集》(Hume's Treatise)等等,也曾多方涉猎。因为我一直选修哲学课程,我觉得转系并不是太大的改变,仍有余暇做课外活动,甚至在寒暑假出外旅行。1915年1月及2月,我去程奈塔代(Schenectady)拜访达维一家人(Wheeler P.Daveys)、通用电气公司(G.E.Co.)和联合学院(Union College)。这是我第一次拜访美国人家庭。在纽约中央大火车站(Grand Central Station),我的老同学路敏行来接我,并引导我各处观光。我参观了哥伦比亚大学,看了《莱茵的黄金》(Rheingold)——我第一次看的歌剧——《阿依达》(Aida),并听了一个交响乐团的音乐会(Philharmonic concert)。在候夫曼(Joseph Hoffman)钢琴演奏会上,坐在我旁边的女孩深受乐声感动,每演一曲后,她必悲伤叹气。我登上乌沃斯大厦(Woolworth Building),那时帝国大厦(Empire State Building)尚未建造,参观了格兰特(Grant)墓、水族馆及大都会博物馆,在布鲁克林(Brooklyn)桥上走了一段路,总而言之,像任何观光客一样,游历了纽约。我随后搭乘浮尔河轮船(Fall River Line)经由科德角运河(Cape Cod Canal)前往波士顿及剑桥。南京同学吴康来接,我和他已有四年未见。我晤见了数学教授韩廷顿(E.V.Huntington)和哲学教授伍德斯(J.H.Woods),这两人后来对我在哈佛学业助力颇大。这次我拜访的贝夫(Paeff)一家人,以后我常去走动,宋尼亚·贝夫(So-nia Paeff)在绮色佳曾教我弹钢琴(她丈夫是路易·席佛曼,我的数学教师),我多次看到她的姊妹,贝丝(Bessie)、安娜(Anna)和小“瑞娃”(拼为Reeva?),实际上是Reba,以后我称她为瑞葩。那一学年,除了正课之外,我读了许多罗素的著作。我写的一篇哲学论文,竟得了奖。中文《科学》月刊创刊号于二月出版后(上文谓于一月出版),我撰稿、编辑,颇为忙碌。四月,我从哈佛听到我获得了乔治与马莎·德贝哲学奖学金(George and Martha Derby Scholar)。6月1日,我在康奈尔上了最后一课——形而上学研讨。临行之前,我参加了1914年6月16日康奈尔第四十七届毕业典礼。在典礼中,还有在史密斯馆(Goldwin Smith Hall)前举行首任校长怀特(Andrew D.White)塑像揭幕式,怀特校长说,在自己塑像前讲演,颇觉尴尬。

在康奈尔大学待了四年没动以后,我才开始习惯到各地走动,在离开康奈尔去哈佛之后,我到各处旅行颇多。1915年夏,我和高班同学(康奈尔1912班)Robert W.King拜访葛兰(Watkins Glen),后来在1938年抗日战争期间,我曾将日记和我拍摄的四千五百张照片从中国寄与我这位金(King)同学托他保管。在纽约时,胡适与我们的共同朋友威廉丝(Clifford Williams)小姐请我晚餐,我第一次到哥伦比亚特区的华盛顿市,和清华学生监督黄佐庭以及后来在1920年代任清华大学秘书的李冈发生接触。那年暑期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前往巴尔的摩(Baltimore)拜访嘉化,他是1908年在南京时候我的第一位美国老师。这是我第二次拜访美国家庭,第一次是半年前访问达维家,上文我曾提到过。我对小玛格丽特·达维的幽默感留有深刻印象。我们大部分时间谈论在南京的往事。同年夏天,中国学生会议在康州中城(Middle-town)举行,我参加一英里竞走,成绩是九分五十一秒。其他我访问的城市有哈特福(Hartford)、春田(Springfield)和普洛维腾(Providence)等,在普洛维腾,我看到康奈尔同学郝斯(Raymond P.Hawes)。最后我到达麻州剑桥,暂时和胡刚复(我多年同住一室的胡明复之弟)住在一起,不久迁于哈佛广场附近的“学院寄宿舍”(College House),我住在把角的一间房,正对“一神教堂”(Unitarian Church)的钟楼。于是在1915年9月10日,便展开我在哈佛的三年生活。

(选自赵元任《留美十年》,《赵元任全集》第15卷,商务印书馆,2007年)

注释:

[1]本文原为英文写作,译者张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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