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邱华栋的作家式批评不同，季红真的文章另有一种理论性的意味。在《神话结构的自由置换——试论莫言长篇小说的文体创新》一文中，她试图以神话这一文体形式的最基本结构为突破口，去理解莫言如何在其小说创作中确立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在她看来，泛乡土社会是莫言叙事最基本的视角，也是决定其神话思维的要素。莫言的视野自由地在历史和现实之间频繁切换，以叙事者的夹叙夹议赋予历史以灵魂，从而使看似荒诞的故事情节揭示出现实的神话性质。莫言以历史题材来建构神话，又以现实题材来解构当下的神话，在神话与现实的频繁交叉中形成复杂的互见关系，从而昭示了他所着力书写的特殊时代。在莫言的神话结构当中，儿童心理与想象力是非常重要的，使莫言的神话思维不仅能够借助已有的各种神话及其变体，而且还呈现出神话不断被接受和创生的心理模式。从《透明的红萝卜》到《生死疲劳》，莫言借助儿童不受约束的独特想象力，使他笔下的神话具有了民族集体无意识的重要价值，以体制外的叙事记忆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乡土中国，尤其是其主体农民，在现代性进程中的种种遭遇。以儿童心理为胚胎的神话结构，置换在不同的外部形式中，就形成了莫言长篇小说不同的文体形式，使莫言的长篇小说体现了民族民间原始思维的一般特征，也体现了这个大背景中莫言个人的创造才华。
张清华始终保持着对莫言的关注，2003年曾发表论莫言的长文《叙述的极限》，这里选编他的《天马的缰绳——论新世纪以来的莫言》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对2000年以后莫言的《檀香刑》、《四十一炮》和《生死疲劳》等作品所呈现的艺术特征作了系统概括和深入分析。在他看来，莫言早期作品即已着意经营“戏剧化”的文本结构方式，而新世纪的创作中更延续了这方面的探索。小说强烈的形式意味更有助于浓缩、涵盖和“虚化”其内涵的丰富性，抵达历史深度，避免风险与肤浅。就莫言创作所依傍的美学资源而言，新世纪的莫言越来越从欧风美雨的西方文学理念转向中国本土寻找滋养，这既表现在其小说中的中国式历史观念，也表现在其作品的哲学核心，更外在地表现为向中国传统小说技艺的学习。本土化无疑是中国小说的方向，而如何将传统与现代融合，锻炼成为一种民族文化复兴的可能，却是一个难解的问题。或许莫言已经在用自己的尝试为我们作答。同时，张清华也表示了对莫言近期创作的困惑：莫言晚近的作品中，更多表现出一个成熟作家追求个人风格和表达私人经验的诉求，而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与集体记忆相疏离，造成了历史叙述的稀释，这或许正是《四十一炮》和《生死疲劳》不如《檀香刑》更不如《丰乳肥臀》收获那么多掌声的原因。对于具体小说的感受或许见仁见智，但张清华在此提出的小说如何妥善处理集体记忆和个人经验之关系的问题，确实值得关注。
旷新年总是有很独特的文学史视野，即使从一部作品切入，也能借此扭住历史的脉络。《莫言的<；红高粱>；与“新历史小说”》一文即从莫言的写作如何突破当代文学传统规范的角度重新解读《红高粱》，揭示其革命性意义。文章格外关注《红高粱》这部早期作品，是因为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它既是“寻根文学”的终结，也被视为“新历史小说”的重要起源和代表作品。《红高粱》中人物的描写方法与当时有关人物性格复杂性的理论探讨存在着密切关联，恰恰反映了当代典型理论的重要变化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规范的崩溃及其对于创作的影响。《红高粱》与“新历史小说”潮流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红旗谱》为代表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强大规范，构成了明显的对话关系。“新历史小说”取消了对世界的确定解释，不相信能够确定把握世界的真实性，从而使“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推动历史的革命理想、阶级斗争和历史理性一一崩溃，代之以个人的原始欲望和盲目暴力，以其“情欲化的历史”与“迷宫般的历史”有力地完成了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颠覆和重写。
《酒国》是莫言的长篇小说中经历比较特殊的一部，刚刚出版的时候反响寥落，并未引起注意，却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杨小滨的长文《盛大的衰颓——重论莫言的〈酒国〉》，即是对《酒国》的一次颇具力道的充分解读。杨小滨将“颓废”作为解读小说的重要关键词，认为《酒国》首先是对社会文化颓废性的自我反思，莫言是用创作风格上的颓废性来测量时代精神的颓废，通过观察整个民族都在遭受或享受的内在颓废，来把握社会历史施加于它的外在暴力。就小说而言，根本的颓废是话语的颓废，莫言在小说中以颓废的话语打造出万花筒般绚丽多彩的场景，这种叙事话语的过剩成为小说修辞上解构力量的决定性因素，使小说的叙事不再居高临下，而是在过度的修辞或叙事反讽中显示出自身的不足与困境。在莫言的无情反讽中，表现同时表现为对表现的质疑，暴露了表现过程中的裂隙。
虽然《蛙》为莫言带来了诸多荣誉，但或许因为发表太近，关于它的研究文章并不多见，在少有的几篇当中，管笑笑《发展的悲剧和未完成的救赎——论莫言<；蛙>；》一文写得较为饱满和深入；她作为莫言女儿的身份，似乎也有理由让我们相信，她的解读将令我们在最大程度上贴近莫言的意图。文章以姑姑与蝌蚪两个人物为切入点，以二者共同的知识分子身份为核心展开对小说的分析。在姑姑的年轻时代，她的知识分子身份显然是不被主流社会认同的，这正是姑姑为何格外极端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潜在心理根源；但也正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特征使晚年的姑姑从一个强悍的恶魔变为一个惶惶不安的忏悔者。中国在现代化进程当中必然要付出的巨大历史代价，由姑姑这个普通的乡村医生，这个最默默无闻的知识分子来承担，但商业时代的到来颠倒了严肃的命题，使姑姑的赎罪永远无法完成。在作者看来，如果说姑姑代表了知识分子敢于直面历史的一面，尚算是一个无路可走的悲剧英雄，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出现的剧作家“蝌蚪”则相对而言卑微、怯懦，他的忏悔让我们看到的恰恰是人性灵魂深处的黑暗。作为知识分子，他的赎罪不但苍白无力，而且逐渐竟因私欲沦为商业强权损害他人的帮凶。在管笑笑看来，《蛙》对于知识分子与历史、人性关系之书写是复杂的，超越了简单的二元对立，它要求我们每一个历史的亲历者从审判席退位，转而重新审视自己。
本书的压轴之作选了程光炜的《魔幻化、本土化与民间资源——莫言与文学批评》。该篇在诸多文章中显得颇为独特。它并非对莫言作品的评论，而是对评论之评论。程光炜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莫言的评论做了大致梳理，展示了批评家们如何围绕“魔幻”、“本土化”和“民间资源”三个术语建构起对莫言作品的批评话语，并结合批评产生时的时代意识、文化气候、文坛意气和批评者自身的个人痕迹，揭示这些批评话语的根源和限度。这篇文章的研究理路实际上与程光炜近年来对文学史写作的反思一脉相承，研究对莫言的评论，其实是以此为镜，观察第一时间阅读作品并与作家对话的文学批评，如何深刻影响了文学史的写作，成为文学史撰写者在考虑叙述框架、展开问题和形成定论时可供对话的资源；而与此同时，作家又如何应对文学批评的命名和框定，如何接受批评话语一定程度的改造，又以其创造力从话语的阴影中突围而出。
程光炜的文章，亦可提醒我们，在阅读这本资料汇编时，我们同样应对种种批评话语保持谨慎和警惕。
编者也将自己解读《月光斩》的一篇文章选在其中，以就方家。这是我从发表于2010年第5期《上海社会科学》上的长文《“动刀”：当代小说叙事的暴力美学》中节选的一部分。试图选取一个“动刀”的独特视角来看莫言短篇小说的艺术手法，并由此看当代小说如何用美学的效果化解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冲突。
如上所述，本书选文自2004年起，而下限则止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之后批评界对于莫言的评价论述，想必会有所不同，而本书的下限设定，恰恰是希望避开有意无意的后见之明。相信这里编选的文章也可以说明：诺奖对于莫言恰如其分，莫言对于中国当代文坛和对于文学史的重要性，早有定论。除了研究评论文章之外，我们也编选了莫言本人2004年之后的几篇创作谈和访谈，希望以这样的方式让莫言自己说话，表达对于文学和世界的理解。
因阅读范围和能力所限，本书难免有遗珠之憾，望读者与同行批评指正。
这里要感谢华夏出版社，能鼎力支持出版这部文集，这完全是出于对中国文学的一份热爱和责任。尤其要感谢责任编辑高苏，他几乎是在莫言获奖的第一时间，迅速做出反应，与我联系要编选这样的一部研究文集。只是我近来杂事缠身，拖至现在才完成选编工作。好在有我的博士生丛治辰和何瑛竭力帮助，他们搜集了大量材料，我们一起研究，反复甄选。他们付出了辛劳工作，才有现在的成果。在此一并致谢！
2012年11月19日于北京大学
注释：
[1]参见《丰乳肥臀》，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该小说初版于1996年，作家出版社。
[2]参见《檀香刑》，作家出版社，2001年，第517—5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