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是现房，交完首付款后，我们便拿到了新房钥匙。接着，我们开始琢磨着装修了。为了省钱，我们将川的大哥叫来帮忙。他的大哥在老家就是做室内装修工程的，手下有几个工人。于是，大哥在我们的邀请下，带了三个工人来到上海，大嫂顺便也来给他们做饭。按照老家的行情，他们的工钱每人每天50元，另外每天50元的菜金，来回车票我们买。为了省钱，我们也没有请装饰公司设计，而是按照我的设计，装修一切从简。
新房装修是个劳民伤财的辛苦工程。好在那时我因为驻上海记者站，所以有时间“假公济私”，除了编稿期间，我几乎每天都在建材市场上转悠，寻找价廉物美的建材。因为手头资金有限，我们只能不停地压缩预算。
有一天，我和川下班后去建材市场买瓷砖，好不容易找到了心仪的瓷砖，有一番讨价还价，天已擦黑。卖瓷砖的老板说，我们的价格压得太低，他不负责送货，我们得自己取货，而他的仓库还在宝山。好在瓷砖不多，我们花30元钱，叫了一辆三轮车往家拉瓷砖。回家的路上，月亮已经升了起来，此时我早已饥肠辘辘，走路都没了精神。川叫我坐在三轮车上，车夫在前面使劲蹬车，他就在后面帮忙推车。那时正是炎热的8月，坐在一堆瓷砖上面的我虽然浑身累散了架，满身臭汗，却感到无比快乐。我遥望着月亮，脑海里一遍遍想象着我们的新房装修好后是什么样子？这就是我们一辈子的家了吗？到上海打拼八九年，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简直像做梦。
虽然后来我又亲自装修过三套房子，而且一套比一套大，但没有哪一套房子像天馨花园的第一套房子那样，让我倾注了如此多的心血和希望。
房子终于装修好了，两个房间的地板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水曲柳木地板，墙壁只是刷上了简单的白色乳胶漆，客厅、厨房和卫生间全都铺着地砖。70多平米的房子，当时的装修费用总共控制在2.5万左右，其中还包括人工费和材料费，算是简装至极，但很温馨。
从装修房子开始，川就退了租房，搬到了新房里住，同时给他的大哥做下手。不过，由于当时忽略了新装修房子里的甲醛对人体的巨大危害，而且我们买的都是便宜建材，导致川后来有半年时间一直肠胃不适，还时常头晕，当时还以为是肠炎，后来才知道是装修后遗症。好在他抵抗力很强，半年后就安然无恙了。
房子装修好了，我们开始像蚂蚁搬家一样，我只要看到工资卡上多了一笔钱，马上就换成家具或电器搬进家门。组合家具7000多元、电视5600元、布艺沙发2000元、玻璃餐桌和椅子1200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家里的每一颗钉子都是我的字换来的。此后回到家，慵懒地躺在松软的布艺沙发上，看着落地窗外郁郁葱葱的花园，一股惬意和幸福涌上心头。还有什么比自己亲手创造一个完美的家更让人有成就感呢！
但是，这套我一手创造的新房子，并没有让我享受太久，2000年春节过后，由于杂志社创办了《知音》下半月版，编辑部人手紧张，我和同事被单位招回了武汉本部，此后我只有趁着出差之机回上海，享受一下新家的温馨。
人，有了压力就有动力。为了尽快还掉购房借款，我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其余时间都用来爬格子。那时候没有电脑，只能用手写。为了多找新闻素材，我每月都要去全国各地出差组稿、采访，回来后赶紧写作。在编稿期间，我从来没有在凌晨两点之前睡过觉。那时觉得身体好，扛得住，殊不知，如此透支体力的后果将得不偿失。虽然每天忙得像陀螺，但看到自己写的文章一篇篇发表，看到自己的名字一次次出现在刊物上，看到工资卡上刷刷上涨的数字，还是感到无比充实。
整个2000年，我都在还债。只要工资卡上存够了5000元钱，我就会取出来还给朋友。到了年底，季度奖加上年终奖，居然还盈余2万元。
2001年春节前夕，我背着一只双肩包、提着行李箱飞回上海过年。回到家，我从背包里掏出两扎现金，递给川。他惊讶极了——整整2万块！我和他从来没有亲手拿过这么沉甸甸的一笔钱。拿着钱，川有些愧疚，说作为一家之主，他更应该承担家庭重担，可现在却让我一个人在外辛苦奔波……看着他忧郁叹气的样子，我有点心疼。无论什么性格的男人，都是有自尊心的。他的性格使他喜欢安于现状，但内心里却又因此感到愧疚不安。
那时候，川已经正式下岗，他的心情很不好。我也特别注意说话方式，尽量不去打击他的自尊心。我只能劝他不要着急，他还年轻，天无绝人之路。当时我们有过很多想法：一是开健身房，自己做健身教练；二是像他的很多同事一样，去学驾驶，有一门技术；三是在小区里租个临街的铺面，开个小店或餐馆什么的。但第一和第三个想法都需要资金投入，所以不太现实，唯有第二个想法看起来比较切实可行。当时，上海的驾校收费比较高，要4500元。川舍不得，经我一番劝说，他还是去报了名，和他两个要好的同事——小张和小龚一起去学驾驶。
拿到驾驶证之后，小张和小龚选择了开出租车，加入了宝山的一家出租车公司。我建议川也去开出租车，但他却不愿意，他说他对上海的路形不熟，遇到刁钻的客人怎么办？而且开出租车又辛苦又危险……我知道他是在找借口，但我无法逼迫他去做不喜欢做的事情，只能顺其自然。虽然我觉得他这种畏首畏尾的个性十分不利于他在社会上的立足，但我也不忍心他为工作的事情焦头烂额。何况，我们的日子正在好转，即使他一年半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我们也不至于闹“饥荒”。
后来，他参加了单位办的下岗工人岗位培训班，学习了超市理货。不久后，单位便安排他去大润发超市实习。去了几天，他又打电话告诉我，说身为一个大男人，做一个超市理货员没什么前途，况且时间长，工资少。我只好劝他别着急，再等等，说不定会有更好的机遇。
有一次，他在电话里向我抱怨：“你在上海认识那么人，怎么不帮我介绍一个合适的工作？”听他这么说，我的心里也有些怨气。我不是没想过帮他，但他能做什么呢？拉广告业务，他木讷口拙，不善与人打交道；搞销售，也需要头脑灵活，八面玲珑。这些工作他显然都不合适。我也曾和帮助过我的上海唐神广告公司的老总沈刚联系过，看他那里是否需要员工。他听说川会开车，当即表示可以让他去该公司做司机。可是，当他得知川对上海路况不熟的时候，便犹豫了。我当然理解。如果川先开两年出租车，熟悉了上海路况，然后再进某家单位做个司机，便十分容易。可他除了会健身、木工、水电工等简单的体力劳动外，其他一概不会，叫我如何帮他？但这些抱怨我不能说给他听，否则会伤害他的自尊心。我只能劝他耐心等待。
如今想来，他的惰性也和我的“纵容”有关，我应该像个市侩的家庭妇女，逼迫他出去挣钱养家，而不是自己“重担一肩挑”，让他“无事一身轻”。
在家赋闲三四个月之后，川终于等到了去闸北区一家物业公司做后勤的机会，每月1000元工资，工作也比较轻松，只是负责小区居民的水电方面的维修工作。他比较喜欢动手，不喜欢动脑，所以他对这份工作比较能够接受，虽然工资很少。但物业公司每月还根据员工的表现，有一两百元的浮动奖金。平时，他还照例去健身房练健美。他认识了宝山区一个健身房的老板，对方看他肌肉结实，人也厚道，就让他免费健身，不过有个要求，让他做该健身房的业余教练。川自然求之不得。他的工作比较悠闲轻松，每天早上8点上班，晚上5点半下班。为了上下班方便，他买了一辆助动车，骑车15分钟可到公司，十分方便。
“我的同事听说我住在天馨花园，却在这里做后勤，觉得不可思议。”有一次，我们通电话时川这样对我说，言语里有些失落和自嘲的意思。我不知如何回答他。性格决定命运——这是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但我不能对他说。
我每个季度都会给他的建行卡上汇款。有时候，我直接将稿费寄给他，这些钱，足以支付房子的按揭。
这样的日子，一过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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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武汉市东湖路16号的老《知音》大厦，还是现在的东湖路169号的新《知音》传媒出版集团，在前台大厅的墙上，无一例外地镶嵌着12个浮雕一样的金色大字——“以实力争地位、以创新求发展”。这不仅是一本杂志的宣言，也是我们每个员工的座右铭。
初到《知音》的两年，我像一只上满发条的闹钟般疲于奔命。在这个“以实力争地位”的地方，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编辑部每三个月统计一次发稿排名，实行末位淘汰制，优胜劣汰，残酷而公平。有一天夜里，我梦到定稿了，却没有一篇是我的，我急得大哭，最后被自己的哭声惊醒……从噩梦中惊醒的夜晚恐惧而凄凉，枕边是空的，被子是凉的。此刻，多么希望有个强劲的臂膀，揽过我瑟瑟发抖的肩，轻拍我的背，告诉我：“别怕，一切有我。”这是多么普通的一句话，但是却不可遇、亦不可求。
我也知道，这是我的咎由自取。我完全可以向自己的男人示弱，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争……安心做一个小女人，躲在他的臂膀下，毫无主张地依赖他，逼迫他强大和强壮。只是，上帝没有赋予我那样的秉性。
没有退路，才能绝地反攻，才能发挥最大潜力。
为了尽快建立起自己的作者队伍，我坚持每月都出差。每到一地，人生地不熟，我总是先买来当地的所有报纸，一边寻找新闻线索，一边记下报纸上写特稿的记者的名字。然后再按图索骥，打电话到报社找这些记者。一般情况下，这种做法十分有效。新闻界的同行基本相通，然后我再通过这些记者的介绍，认识其他记者。通过如此滚雪球般的介绍，我渐渐地在全国有了自己的作者队伍，有时即使我有一个月不出差，也能通过长途电话约到稿件，我的编辑工作就这样一点点开展了起来。
除了组稿，我还亲自采写。在我的采访经历中，有一次最为刻骨铭心，那也是我去得最远的一次——只身跑到青海湖，采访一位在青海湖鸟岛上研究黑颈鹤的生物学家。当初，我是为了核实一个作者提供的新闻线索的真伪而去的。没想到，当我乘飞机到达兰州，再从兰州转车赶到西宁时，却发现，作者提供的那个新闻线索根本子虚乌有。而且，我怎么也联系不上那个作者了。打手机不通，打传呼不回。我又恼火又庆幸。恼火的是：千里迢迢来到如此偏远的地方，一个熟人、一个作者都没有，如何完成此次出差任务（我们单位有规定，如果出差没有拿回当地的稿子发表，出差费用不报销）。庆幸的是，我幸亏亲自来了一趟，如果我听信作者的一面之词，编发他胡编乱造出的稿子，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既来之，则安之吧！我这样安慰自己，只好沉下心来寻找新的素材。我想，青海这么大，珍稀动物那么多，难道在保护和研究珍稀动物的生物学家中，就没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发生过吗？
我在西宁宾馆住下，然后买了一份西宁地图，回到房间就拨“114”电话，查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等单位的电话。没想到，几个电话打下来，居然打听到了一个十分感人的故事——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有一位长年在野外研究鸟类的生物学家，名叫李来兴。李教授为了研究我国独有的珍稀物种黑颈鹤，在青海湖鸟岛生活了十二年，他的妻子因为寂寞难耐，与他分道扬镳了，但李教授依然痴情不改，独居鸟岛，研究黑颈鹤，无怨无悔。后来，一位同样深爱黑颈鹤的红颜知己来到了他的身边，与他结缘……
我心头一亮，多好的素材啊！如果不亲自来一趟，如果不大胆地向各个单位打电话询问，这种鲜活而感人的素材就会被埋没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登上了前往青海湖的班车。颠簸了三百多公里，才到达青海湖。我果然不虚此行，我顺利地在鸟岛上找到了一脸黝黑的李来兴教授。在青海湖畔，在鸟岛，我的采访机中录进了成千上万只鸟儿的鸣唱，也录进了李教授五味俱全的回忆……
后来，这篇题为《青海湖，我无悔而永恒的黑颈鹤之恋》发表在了2000年第9期《知音》上，感人肺腑的故事加上优美浪漫的文笔受到了读者的好评。甚至有些我并不相识的作者，也主动跟我联系，给我题材和稿件。有些作者还把这篇文章当成了写爱情故事的范文。中央电视台某栏目组也因此稿，向我联系李来兴教授，拍摄了他在青海湖鸟岛的纪录片。
对我来说，找作者和线索都不难，难的是去采访名人，有些名人十分亲切随和，有些名人则相反。
2000年冬天，我出差北京，经一位朋友介绍，去采访音乐家蒋大为先生。那天，我冒着漫天大雪，捧着一束鲜花，找到了蒋大为先生的家，很顺利地采访了蒋大为先生。我在蒋家呆了两个多小时，和蒋大为先生聊得十分愉快。他感动于我的执著，还特意挥毫泼墨，为我题了一幅字。后来，我写的那篇《蒋大为细说父女情》一文在《知音》头条发表后，我特意给蒋大为先生寄去了几本杂志，他阅读后十分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