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期定稿后，胡社长和雷总编都会给编辑们开编后会，评价每篇稿子的优劣与得失，发出来的稿子它好在哪里，没发出来的稿子缺陷在哪里。通过一一点评，使编辑们对稿件的把握与主题的提炼的水平大大提高，这也是《知音》特色之一，这个特色，延续至今。而我，更如海绵吸水，认真地记下社长和总编的每句点评，对我来说，这是拿钱也买不到的宝贵知识。
万事开头难，一旦开了头，便开始顺风顺水。自从打响第一炮之后，我每月都能顺利完成版面任务。那时，最痛苦的事莫过于誊抄稿件。每个月，我至少交五篇稿子，每篇稿子约六千字左右，至少要誊写三万多字。有时反复修改，就必须反复誊写。在每月编稿期间，我从没在午夜12点之前睡过觉。
从第三个月开始，我和几个同期招聘来的同事搬进了水果湖刘家湾宿舍。那是单位租的一套民宅，共三层，一二楼住着男同事，我和另两位女同事住三楼。那套房子掩藏在几栋高楼之间，夏天闷热难当，冬天阴冷潮湿，木门因受潮变形都很难关上，厨房里蟑螂和老鼠横行，锈迹斑斑的自来水管里常常爬出一团团令人毛骨悚然的红色线虫……
夏天的武汉是一座不折不扣的“火炉”，可就在这样的火炉里，我竟然没钱买空调和电扇，也没钱买床。那时候，我在上海打工攒的一点钱早已在两次的飞行和这几个月的生活费中花掉了。加上开头几期没发稿，我已入不敷出。在我花150元钱买了一张书桌和一把椅子后，我已身无分文。幸亏陈清贫把他家闲置的一只行军床借给了我，美术编辑段志华老师把家里闲置的一台窗式空调借给了，我到武汉之后的第一个简陋小家就这样拼凑了起来。
这间房子的环境实在糟糕。因为楼下开着小餐馆，更是乐坏了一堆硕鼠。白天，那些一尺来长的硕鼠们就大摇大摆地在楼房间穿行，抢食物，抢地盘，打架斗殴，不亦乐乎。而夜晚，这些家伙就更猖獗了。有一天晚上，我正伏案编稿，不知不觉到了深夜，楼下的餐馆早已打烊，周围的居民都进入了梦乡，一片寂静，这时正是编稿的好时光。我正奋笔疾书着，忽然听到背后有小小的喷嚏声，我下意识地回头一看，天！一只比小猫小不了多少的大硕鼠正趴在门口目光炯炯地瞪着我呢！我与它对视了好几秒，它居然一点都没把我放在眼里，不跑不躲，不惊不怕。我先是害怕，接着生气了，人人都说胆小如鼠，可这个家伙居然没把人放在眼里，它一定是想到我的房间里乘凉呢。我迅疾地站起来，顺手抄起床头的一根木棍（这是平时放在床头以防不测的），可它一转身，“嗖”地从离地有七八公分高的房门底下窜了出去。只剩下惊魂未定的我，兀自握着棍子，半天回不过神来。不过，作为一个农村人，对生活要求都极低。何况，比起当年我在上海租住厨房，遭遇大蛇惊吓和漏雨之苦，这里可算天堂。
尽管囊中羞涩，生活还是要继续。我向陈清贫借了700元钱，买了一只数字BB机，这是工作必须的。之后，我又买了一只小煤气灶和一些油盐酱醋，电饭锅是从上海带来的。晚上，下班回来时，顺便从菜场带点菜，炒一个菜，做一个汤，一碗米饭，足以果腹。有时，一碗面条，一盆炒青菜，或者是一个番茄炒鸡蛋，也可以吃得很惬意。有时候，寒酸简单的日子，也可以过得幽雅而精致，知足与否，主要看心情。再说，经历了过去的种种艰难困苦，能够做着心仪的工作，我已十分满足。
武汉的夏天真热啊！虽然有台窗式空调，但制冷效果并不太好，为了降温，我每天下班回家就用凉水冲地，这样屋内很快就会凉下来。最麻烦的是洗澡，因为没有热水器，夏天，我经常用冷水冲凉，谁知一开始洗成了“热伤风”，鼻塞高烧打寒战，难受之极。但渐渐地便锻炼出体能了，整个夏天，我一直用凉水洗头洗澡，却也很少伤风感冒。但进入10月底，凉水冲到身上已然刺骨，只能另想办法。
我去买了两只开水瓶，加上同事的两只，四只开水瓶灌满开水，在卫生间用盆子冲洗，这确实是一个好办法，我的同事后来也仿效我。洗澡问题解决了，最难解决的问题是晒被子。那是个终年不见阳光的屋子，冬天时的被子永远潮湿冰冷，尤其是垫在床单下面的那一床被子，久而久之，睡在一团湿被中的我，开始腰酸背疼，关节酸痛。这样的日子，一过两年。
刘家湾离单位大约三四公里，却没有一条直接到达的公交线路，快走也得50分钟才能到单位，冬天时我坚持早起步行，权当锻炼身体。但到了夏天，步行成了受罪，刚走十分钟，便已汗流浃背。有一个月，我发了工资，花170元钱买了一辆女式自行车，从此开始骑车来回。
我很喜欢花，每天下班，会在菜场看到一些卖花的女子，3块钱就可以买一把小雏菊或扶郎花。我常会买一把小雏菊，回来插在玻璃瓶里。等到它们快要枯萎时，我就把它们移植到外面一只闲置的花盆里，每天浇水，这样，插在土中的小雏菊花期可以延长一倍。每天下班回家，看到灰暗的阳台上一盆郁郁葱葱的黄色雏菊，那种朴素的温馨，让人觉得简单的日子也可以过出芬芳的味道。
73
到《知音》后不久，我就经历了一次记者生涯的巨大考验，也是我人生中最刻骨难忘的一次采访——那就是1998年夏天那场百年罕见的大洪灾。那时我刚到杂志社三个多月，7月下旬，我去了安徽出差，7月30日，我从合肥回到了武汉。那时，几乎大半个中国浸泡在浊浪中，其中尤以九省通衢的湖北省洪灾形势最为严峻。《人民日报》甚至用《武汉头顶一缸水》这样的标题来形容武汉的水患之重。
8月1日夜里，湖北省嘉鱼县簰洲湾遭遇溃口，数万百姓一夜之间失去家园。2号上午一上班，杂志社领导便紧急开会，决定成立抗洪采访小组，派遣一批男编辑上抗洪一线抢采新闻，加印《抗洪特刊》，配合全国如火如荼的抗洪救灾行动。
陈清贫第一个报了名，之后又有几名男编辑踊跃报名。我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匆匆跑到雷总编办公室，自告奋勇请求去前线采访。可雷总编怎么也不答应，他说为了安全起见，女编辑不必去抗洪一线采访。
“反正我在武汉就一个人，也没什么好担心的。”我说。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架势。见雷总编不肯答应，我干脆赖在他办公室不走。最后，大概被我缠得没办法，雷总编和胡社长商量后，还是决定让我加入采访小组，我被派往簰洲湾。
8月3日下午，我随原湖北省妇联主席（现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蒋大国女士一起坐车赶往簰洲湾。蒋主席是去代表省妇联捐款慰问，而我是顺便搭车去一线采访。8月，是一年中最热的月份，武汉那几天的室外气温高达40多度。在车上，我已感到左侧太阳穴不停地突突跳动，头脑发胀，我预感到大事不妙——偏头痛又要开始发作了！由于走得匆忙，除了几件换洗衣服，居然忘记带“救命药”百服宁了。而我因刚刚出差回来，还没好好休息，加上天气过分炎热，所以偏头痛不失时机地发作了。
武汉到簰洲湾约两个多小时的车程，蒋主席不时和我闲聊几句，她的话在我耳里全都带着回声。在强打精神和蒋主席闲聊的背后，我的偏头痛像暴雨来临前的乌云，一点点加压，一点点沉重。
车到嘉鱼县，当地妇联干部严姐将我领到招待所，让我先休息一下。我心想：这个时候在招待所休息，简直天理不容啊！我坚持要下簰洲湾。严姐说，现在没车了，况且天也快黑了，下去不安全，还是休息一夜，明天再去不迟。“招待所里还住着几位舟桥旅部队的官兵，明天一早，你可以乘他们的车去簰洲湾，怎么样？”听严姐如此一说，我也安心了。况且，此刻我的头痛已经发展成了疾风骤雨，当务之急是要休息好，才能保证第二天的精力。因为头痛，我没吃晚饭便倒头就睡。严姐不放心，还是给我找来了止痛片，我吞了两颗后昏沉沉睡去，夜里感觉浑身燥热，我明白是发烧了。全身无力，只能继续昏睡。
第二天清晨，高烧奇迹般退去。但喉咙有些痛，我用镜子照照喉咙，发现溃烂一片，白的白，红的红，煞是可怕。我去招待所食堂买了一碗稀饭，每喝一口，就像一把刀子从喉咙口刮过，痛得刺心。可是没办法，为了接下来的体力，我必须强迫自己喝下去。
严姐一早赶到招待所，她见我病成这样，劝我在招待所里休息，或是回武汉去医院看病。可这是我第一次采访啊，我怎么能当逃兵空手而回？我大把地吞下消炎药，然后整装待发。
湖北舟桥旅部队的一位参谋长就住在我隔壁。一早起来，我就央求他带我去灾区。这位参谋长一脸严肃：“不行！那里太危险，你一个女孩子，不能下去！”
我只能不顾面子地软磨硬破。“如果你们不带我下去，我这回就算白来了，我回去无法向单位交差，求求你们吧！我保证一切行动听指挥。”也许见我可怜，也许见我决心太大，这位参谋长最后还是无奈地点头同意。
那是我至今都无法忘怀的悲壮刻骨的一幕：冲锋艇在洪水里突突地行驶着，我穿着橘红色的救生衣，头戴草帽，三名战士满脸肃穆，紧盯着水面，浑浊腥臭的水上漂浮着各种动物的尸体，有些动物的肠子都漂了出来，惨不忍睹。水面上不时掠过一座座房屋的顶，那些十多米高的杨树如今也只剩下一米来高的树梢，有几只大难不死的鸡凄凉地蹲在树梢上。我对战士们说：“我们把鸡救回去吧。”他们摇摇头：“不可以的，它们身上现在沾满了细菌病毒，带回去就是祸害。”那几只可怜的鸡蹲在树上，目送着我们从它们身边掠过，眼神充满哀伤。
冲锋艇开到溃堤的地方时，速度明显减慢，我听到冲锋艇上有一位战士小声地喊起了“杨德林”、“叶华文”的名字，声音低沉哽咽。我问他们在喊谁，他们说：“是我们牺牲的战友的名字，希望他们能听到呼唤，漂浮起来，好把他们带回去……”我浑身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他们……怎么了？”
“1号夜里，簰洲湾险情突发，他们赶来营救群众，没想到半路遭遇溃口，他们和军车一起全被冲进了水里，淹没在了沙土中，再也没有出来……”一个战士小声说。我头皮一麻，眼泪止不住地滚落下来。我实在难以相信这一幕——也许，就在我们的冲锋艇行驶过的水面下，一个年轻的生命已被泥沙掩埋，我们不知道他的故乡在哪里，但从此，他的故乡在这里。
此刻，水面上阳光普照，水面下，英魂缱绻。我情不自禁地望向水底，混浊、肮脏、深不可测，什么也看不到。但我相信，他们真的在这里。
“杨德林、叶华文，你们出来吧，我们带你们回家……”战士们一边小声地喊着战友的名字，一边哭泣。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什么呼唤比这更凄凉刻骨，更让人揪心落泪的了！在我们的冲锋艇驶过的水面下，在深深的泥沙和军车的掩埋下，那一个个年轻英俊、生龙活虎的战士已经一去不返！他们再也听不到战友深情的呼唤，再也不能给心爱的女孩写情书，再也不能回到父母身边享受天伦……在我们的脚边，放着几只长方形的塑料袋，那是准备包裹牺牲的战士们用的。我多么希望它们不能派上用场，又多么希望它们能够派上用场。
更刺痛人心的一幕，是在一辆打捞起来的军车上。那辆侧翻着的军车里灌满泥沙，在驾驶室里，赫然躺着一条未拆封的“红金龙”香烟。一位正在现场的部队领导哽咽着向我介绍：“这是八一建军节那天，上级领导慰问部队时给战士们发的，战士们没舍得抽，说是要圆满完成这次抗洪抢险任务后才抽个痛快，没想到，他们永远也抽不上了……”话音未落，这个铮铮铁汉已经忍不住泪流满面。
现场的一幕幕让我的灵魂一次次地震颤不已，如果不是职业使命，我也许根本不会有机会接受这次灵魂的洗礼。几个小时前，我还为头痛和喉咙痛而“痛不欲生”，可是，在这场悲壮的战斗里，我的这点病痛与那些为抗洪牺牲的官兵比起来，是多么的微不足道。生命的伟大与渺小，要看生命的行进与终结方式。生命终结在战场，这是哀痛中的荣耀，也是悲伤中的骄傲。
晚上回到招待所，才发觉喉咙疼痛加剧，揽镜自照，发现咽喉深处一片白点。严姐赶过来看我，她仔细查看了我的喉咙，忽然惊呼：“会不会是白喉？你今天去了灾区，现在灾区病菌繁殖极快，加上你本来已经生病，抵抗力弱，病菌趁虚而入，导致你的病情加重……白喉这种病发起来比较严重，你还是赶紧回武汉的医院治疗吧……”
就这样做逃兵？我使劲摇头。“反正这病死不了人，我一定要完成任务才回去。”我一边说，一边将严姐带来的各种消炎药往嘴巴里塞，严姐吓坏了，说没见过这样吃药的。我开玩笑说：“这么多的药，应该总有一种药会起作用吧！”
谁知，这天夜里，高烧再次袭来，浑身滚烫，我挣扎着下床去卫生间冲凉，差点摔倒在卫生间。
第三天早晨，喉咙依旧剧痛，我还是忍痛去招待所食堂喝了一碗粥。然后去灾区采访灾民。
簰洲湾6岁女童江珊是这次洪灾中的幸运儿，她在那个水怪狰狞、浊浪滔天的恐怖暗夜里，勇敢地爬上一棵大树，紧抱树干整整8个多小时，直到天亮后被营救人员发现，方幸免于难。当我见到这个孩子时，我再次为这个大难不死的孩子的顽强生命力而唏嘘和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