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为将来的命运默默祈祷的时候,我不期然地接到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编导沙碧红的电话,她说是看到《新民晚报》上刊登的《打工妹飞出国门》的报道后知道我的,想约我做一档节目。原来,就在我飞往香港和泰国参加《知音》笔会的同时,《新民晚报》的特约通讯员申明坤得到这条消息后,写了一篇通讯,发表在了《新民晚报》上。结果,全上海人都知道了:有个仅仅小学毕业的农村打工妹,因为勤于笔耕,被全国著名的《知音》杂志社邀请出国旅游了……一夜之间,我成了上海打工一族的佼佼者,成了所谓的“名人”。这是我回到上海后才知道的。
电话中,沙碧红编导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她也看到了我写的刊发在《知音·海外版》的《打工妹难嫁上海人》那篇文章,她想以此文为主线,拍摄一组打工妹在上海的打拼和情感经历。我作为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打工妹代表出镜。
上电视啊,而且是中央电视台,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回家和川商量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却有些顾虑,觉得这样做有出风头之嫌。或者,在他的内心里,并不希望我“出风头”。我说:“可我已经答应沙导了,怎么办呢!”
“随你吧,唉……”他叹息一声,不再多说。
采访是在我们的小出租屋里进行的。狭窄的房间令摄像师赵布红先生十分犯难。最后,他们让我坐在床上,赵布红将摄像机固定在床对面的角落里,而他自己只能委屈地蜷缩着了。在我接受采访的时候,川竟然躲了出去。我有些生气和懊恼:不管怎样,你该在家陪着我吧?
令我难为情的是,我不仅不会化妆,也没有化妆品,就那样素面朝天地面对镜头。更让我沮丧的是,我根本没有漂亮衣服,沙导在我简陋的衣柜里翻来翻去,只翻出一件我自己做的白衬衫,配上石川先生送我的那条格子裙裤,加上一条米色背带,稍微有点洋气的样子。但因为是坐在床上,整个人看上去显得臃肿。我暗暗懊悔,早知道这样,该去买件新衣服的。
第一次面对镜头,我紧张得说不出话,脸涨得通红,说话词不达意,结结巴巴,沙碧红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喊停,一次又一次让我放松点,自然点,不要紧张。我想放松,但是灼热的灯光炙烤着我。我不得不频频喝水,使自己放松,但喝水时拿杯子的动作又是那么生硬做作……唉,天生不是做演员的料。我不由想起一句话:生活本没有导演,但我们每个人都像演员,为了合乎剧情而认真地表演着。
第一天整整拍了四个小时,直到深夜,总算拍完了一部分。沙导说第二天还要去拍服装厂,她已经和服装厂负责人都联系过了。
因为太过激动和兴奋,我的偏头痛又犯了。每次犯病,左边的脑袋里就像伸进了一只钩子,不停地在里面钩动着神经。有时候,又好像血管堵塞了一样,沸腾的血在表皮下突突地跳着,像要寻找一个缺口,喷薄而出,粗涨的血管隔着皮肤清晰可见。每当偏头疼发作时,百服宁就成了我的救命药。
但是,这天的头痛有点蹊跷,我吞了一颗百服宁,用拳头抵着额角,想努力睡过去。可脑袋像一座急于喷发的火山,沸腾着,狂躁着,折腾得我死去活来。川早已在我身边呼呼大睡,根本不管我的头痛。我只得爬起来,昏沉沉地再服了一颗百服宁。没想到从此落下祸根,以后每次头痛,总要服两颗百服宁才见效。
没想到第二天的采访十分顺利,出乎我的意料,服装厂领导还设宴招待了沙导一行。有半年没见面的石川先生左右端详着我,说我变了,变得自信而有气质了。我笑着对他说:“这都是您教我的啊。去年您给我送行的时候,送了几句话给我,我一直记在心里呢。”
“因为你值得我指教啊!换了别人,给我钱,我都不指点他。”石川先生笑眯眯地说。是的,这话我相信。有些话,是值得铭记一生的。有些人,是值得敬重一生的。无论我走到哪里,我永远铭记与敬重那些指点过我人生迷津的人!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人都乐意指点别人的缺陷,修复别人的自信的。唯有那些值得别人指点的人,才能获得如此幸运。
69
仿佛天意注定,我的命运在1998年这个平淡无奇的春天苦尽甘来。4月初的一天,《知音》杂志社总编室主任钱钧给我打来电话,通知我去《知音》杂志社面试,他说老总对我写的文章十分欣赏。在全国各地上千名应聘者里,我是为数不多的十多个得到面试通知的幸运儿之一。钱主任让我赶快将自己的简历传真过去,在所有应聘者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交上简历。
这个消息,真是让我又惊喜又为难。惊喜的是,面试就意味着有一半的成功希望了,我的一只脚已经跨进了《知音》杂志社的门槛!而为难的是,我的简历如何去写呢?如果我说出只有小学毕业,刚刚萌芽的希望会不会就此夭折?
但我也只能实话实说告诉钱主任:“钱主任,不好意思,我只读到小学毕业,所以没有什么简历,也没有文凭,我在复旦自修的新闻专业还没有通过全部考试呢!我写文章,全是靠天分自学而成的……”钱主任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嗯,我已经比较了解你了,但按照杂志社规定的应聘程序,你还需交一份简历,我们要存档的。要不你口述一下自己的简历,我帮你写一个吧!”
于是,我通过电话,简单地把自己的“简历”向钱主任介绍了一遍:“1970年1月1日出生(其实是正月初一,但身份证上是1月1日),籍贯江苏,1983年小学毕业,1984年—1989年砸石头,1989年8月至今在上海打工……”
说完了,我忐忑地问钱主任:“我没有文凭,还有希望吗?”
钱主任叹了口气:“这就不知道了,说实话,这次所有应聘者的条件都比你好,最低的学历也是大学中文或新闻本科毕业生。你是否能被录用,就看你的运气啦!4月14日上午9点在知音大厦面试,你准时赶来吧!对了,这批应聘者里,你来路最远。我们通知面试的其他人,基本上都是湖北境内的。”
心被悬了起来——奇迹能发生吗?
回家后,我满怀喜悦的心情,将此好消息告诉了川,他依旧是那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态,他淡淡地说:“这说明你已经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进入知音了,剩下的百分之五十,就看你面试时的表现了。”这一刻,我觉得他是那么善解人意,那么超然豁达,如果他说一个“不”字,我想我一定会犹豫自己的选择。但他没有,他始终对我“放任自流”,对我无比信任和迁就。没有他的支持,我的追梦之旅,一定不会如此顺畅。
那时候,从上海到武汉,坐火车约需二十多个小时。川建议我坐飞机去,说坐二十多小时的火车太辛苦,我采纳了他的建议,心里又增一份感动。
工作怎么办呢?我犯愁了。
“你还是请几天假吧,等你通过了面试,再辞职不迟。”川说。
我没有立即表态,心里却另有打算——我想干脆辞职。
“那样太冒险了,万一知音不录你,这边工作也丢了,你怎么办?”听了我的想法,川毫不犹豫地反驳。在这点上,他开始固执己见。可我也像鬼迷了心窍,非要辞职不可。
直到现在,我都回忆不起当时为何会有如此大胆的举动。是为了让自己背水一战,孤注一掷?还是因为太过自信,认为自己一定会被破例录取?我都不不知道。只知道自己迟早会辞职,迟早会走上梦寐以求的文学之路。
当我跟公司老板张华辞职的时候,他很吃惊,因为当时莘庄办事处已经比较稳定了,如果我坚持下去,很有机会自己成为真正的老板的。我对张华说,挣钱固然重要,但比挣钱更重要的,是圆梦!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写作,现在有一个绝好的机会摆在我面前,我是不会放弃的。
张华很惋惜,他认为我的离去,就像一个未来的千万富婆随手丢掉了一座金矿、赤足去追寻自己的所谓的梦想一样。
我说:“如果你现在在我面前放一堆钞票,和一个做编辑的机会,我一定会选择做编辑。因为我做了编辑,既圆了梦,也可以挣钱啊!”张华无奈地摇摇头,感慨地说:“你迟早会闯出名堂的,因为你的心太不安分了。”
1998年4月12日,是个云淡风轻的春日。暖风早就吹开了浦江两岸的绿叶。爱美的女孩子早就迫不及待的脱掉了毛衣,穿起了漂亮的衬衫和风衣。天是蓝的,阳光是温暖的,而心情,是愉悦的。这一天,我穿着白衬衣,牛仔裤,藏青灯心绒外套,白色的衣领从里面翻了出来,朴素淡雅,干净利落。而上了摩丝、看起来一丝不苟的短发更让我显得英姿飒爽。这也是我能拿出手的最好装扮了。
这一天,是我飞往武汉《知音》杂志社面试的日子。面试是在14日,我决定提前一天到达武汉,熟悉环境,以免临时紧张。
沙碧红导演知道我要去武汉面试,她鼓励我说:“小赵,如果你这次应聘上了,我们就要拍你离开上海、去武汉工作的镜头,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你是优秀的,一定能成功!”
这一天,我没让川送我去机场,因为他要上班。我一个人拖着那只深绿色的行李箱,先坐车到人民广场,再从人民广场转车到虹桥机场,路上辗转了三四个小时,终于到了机场。我乘坐的航班应该是晚上8:35分从虹桥机场起飞的。可是,也许是应了好事多磨那句话。当天,因一架韩国货机在虹桥机场降落时出了故障,导致当天的所有航班被迫取消。上万名旅客被滞留机场。其中就有我。焦急、不安、沮丧、无奈,是所有被滞留旅客的共同表情。随着时间的推延,大家越发怨声载道,有急事在身的旅客已经怒发冲冠,围着机场的值班主任柜台发火吵架,有的说要机场赔偿自己的损失,有的要求退票,整个机场大厅闹哄哄一片。据说这是虹桥机场百年难遇的“意外”,为什么偏偏让我遇上了呢?我的心有点沉:难道这是个不祥的预兆?
当夜,机场将所有滞留旅客拉到附近的宾馆饭店住下,等第二天机场解禁后出港。直到第二天晚上20:40分,我才乘上CZ3572次航班飞往武汉。夜色中的飞翔有点神秘,随着飞机的攀升,感觉自己距离地面越来越远,离天空越来越近。此时,我的心也随着飞机开始起飞——武汉,那个据说夏天热得像蒸笼的城市,会接纳我这个寻梦的外乡人吗?
到达武汉时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夜晚的武汉有些朦胧,道路没有上海的宽敞,出租车没有上海的干净,建筑没有上海的气派,路灯没有上海的明亮……我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有一点点失望。然而心底却有一簇明亮的火焰,不停地闪烁着。那是《知音》给我的希望之光。
当晚,我住在水果湖省委招待所,这是我的责编陈清贫介绍的。这一夜,我兴奋难眠,不知第二天的运气如何。我像一个虔诚朝拜的佛徒,不远千里,不辞艰辛,来到自己久仰的圣殿。而《知音》,这座我心中的圣殿,会对我敞开它慈悲的胸怀吗?
四月的武汉感觉比上海的温度要高两三度,早上起来,就已经感受到太阳灼热的温度了。这是个十分晴朗的天气,东湖路上的法国梧桐正在扬花,飞絮铺满了一路。我知道那玩意儿钻进皮肤或眼睛就会奇痒无比,我很奇怪:上海的梧桐树早就被嫁接成了不会飞花的品种,为什么武汉的梧桐还继续飘扬着这种讨厌的花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