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76年9月上了小学。原以为长大一些后，所受的欺凌会少一些，其实不然，学校更是个爱憎分明的小社会。第二年，治疗好烧伤的美华上幼儿园了，我们每天手牵手上学放学，依然日日行动如鼠，孤独而坚定地行走在悠长悠长的小土路上。每天最大的安慰是放学回家时，远远望见母亲等在马路边的瘦弱身影。
母亲身体不好，头痛和胃痛时常折磨她。母亲的呻吟是贯穿我整个童年时代的忧郁音符。每当我和美华放学回家，没见到母亲站在门前引颈眺望的身影，我的心就会莫名地沉下去，我知道，母亲十有八九又病卧在床了。母亲一病，我就觉得，唯一可靠的一棵树也倒下了。于是我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做饭洗衣、割羊草煮猪食，帮妹妹梳头扎小辫，甚至缝补衣裳。7岁，小萝卜头一样瘦小的我不得不开始当家。
原以为美英会在我家风雨飘摇时助一臂之力的，这也是父母抱养这个女儿时的初衷，但她没有，也许是怕麻风病，也许是怕我们的连累，反正美英经常上工从我家门口来来去去，就是不进门，甚至不会扭头看一眼。
在父亲住院的三年时间里，我艰难而不屈地成长着。
在学校里，我是最受同学欺凌和冷落的一个，甚至没人愿意和我坐一张课桌，最后和我分在一道的，是个不能控制自己大小便的傻子。无论春夏秋冬，傻子总穿开裆裤，为的是可以随时“方便”，他几乎每天都会在课间随心所欲地拉一泡屎，并且是坐在板凳上拉。我报告老师，老师便指派我将傻子的板凳拿到门口的小河里洗干净。我一言不发地照做不误，我整整帮傻子洗了一个学期的板凳，不但洗板凳，我还得给他擦屁股，那时候没有卫生纸，只能用小树枝、小篾片刮。给傻子刮一次屁股，我得至少寻觅七八根小树枝。后来学校让傻子退了学，我帮他洗板凳和擦屁股的任务才算结束。
小学时更深的一次屈辱记忆是被人逼债。债务是一分钱。债主是同班同村的一个姓祁的女同学，借钱是为了买一块橡皮。因为我暂时还不起，一天中午，祁同学带领几个同学把我拦在马路上，逼我还钱。我恳求她再宽限几天，可祁同学不干，她吊住我的书包，死死地拖。我委屈、惊吓不过，“哇”地一声号啕大哭。祁同学怕了，立马和同学作鸟兽散，留下我瘫在阳光正午的泥土路上孤苦无助地放声大哭着。
后来是母亲闻讯赶来，将我拉回家。母亲得知缘由后，沉着脸从裤腰处的口袋里掏出一分钱纸币，拉着我到祁同学家还了。回来的路上，妈妈警告我：你给我记住，以后不准向任何人借钱借东西！这件事给我印象深刻，一直刻到现在，轻易不敢负债。
我7岁的时候，家中还发生过一件极为悲惨的事情，我的小叔，也就是我父亲的弟弟不幸因病去世。小叔长得极帅，人又聪明，但因身体原因，一直未婚，35岁时还因病被截肢。因此，父母同意将我名义上过继给小叔，将来我给小叔养老。一年级暑假期间，我去老家陪小叔和爷爷。爷爷家的夏夜很安静，屋子后面有个竹园，长着茂盛的青竹，入夜，如有风雨，竹叶婆娑，雨声绵绵，是最好的安眠曲。窗外的篱笆墙上爬满白色的金银花、粉红的蔷薇花，还有小朵小朵却奇香扑鼻的茉莉。金银花和茉莉的香味从敞开的窗户间漫进屋子，连梦都是香甜的。所以，在我小时候，极愿意去爷爷家过暑假。
晚上，我和小叔睡一个房间，但让我纳闷不解的是，失去一条腿的小叔夜晚时总是不知去向，每当我睡着之后他才回来。有个雷雨之夜，小叔又要出去，我坚决地要跟着他，小叔却大发脾气，把我骂了一顿。我委屈得大哭一场——我是怕拄着拐杖的小叔摔跤啊！以后的夜晚，小叔依旧神秘地外出，这也成了我心头最不解的一个谜。后来依稀听大人们闲聊，说小叔原本有个初恋对象，因为小叔生病，对象家里不肯他们继续交往。后来，对象在家人逼迫下出嫁了。只是，依然私下里和小叔“偷情”。放在现在，小叔是不道德的“第三者”。可是，请原谅我的小叔吧，他不过活到36岁。想起这些，依然心疼。在小叔短暂的生命里，美丽而伤感的爱情是他生命中唯一的亮色。只是不知道，小叔临去时，是带着遗憾，还是带着满足？
6
如果用植物来比喻童年时的我，狗尾巴草应该是最恰当的——它在农村随处可见，人和动物都不喜欢它，但它总是倔强而卑微地生长着，任何雪雨风霜都不能使它彻底枯萎和灭绝，它在自己的世界里悄然生存着。
在我上二年级时，母亲又患了一种容易昏厥的毛病，她有时正好好地吃着饭，会突然往后一倒，人事不醒，呼吸微弱。母亲第一次发作时我以为她不行了，和妹妹吓得哭叫不已。邻居顾大妈一家闻声而来，有的掐人中，有的往母亲嘴里灌水，母亲呛着了，便咳嗽着悠悠醒来。这一招我学会了，后来的若干年，我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抢救过母亲无数回。母亲对我感激不尽，总说她的命是我给的。
很多个夜晚，我守着昏昏然的母亲不敢入睡，怕她昏厥后得不到及时抢救而永不醒来。我一边守着母亲一边就着煤油灯看课本，母亲的床边踏板上放着一张椅子，椅子上放着一个母亲陪嫁来的旧木箱，木箱上放着煤油灯，为了省油，我把灯芯调到最小，然后坐在床沿上，趴在木箱上看书。灯芯烧久了，会结出灯花，我会用剪刀剪掉灯花，煤油灯就会更亮一些。长夜漫漫，我习惯了在黑夜中阅读。那些课本也成了孤寂的寒夜中唯一让我感到温暖和不再害怕的精神抚慰。我总是等到母亲睡到发出均匀的鼾声才放心地睡觉。长此以往，老师还没有教到的课文我都超前读完了。当老师刚开始讲新课文时，我已会将新课文倒背如流，作业也做得整齐正确，老师很惊奇，视我为“神童”，并号召同学们向我学习，但没人得知我的成绩包含有多少心酸。
在学校里，我独来独往，没有朋友和玩伴，唯有学业令我扬眉吐气。
也许是与生俱来，也许是父亲的遗传，我如饥似渴地喜欢学习。从一年级起，我一直是班级里的学习委员，作文尤其优秀。深得老师们喜爱，纷纷预言我是上大学的料。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大学是个什么概念，但我能够想象得到，能够读大学，一定是人生的最高目标。母亲每次去医院看望父亲时，总会把我的学习成绩如实地告诉父亲，父亲也每次都让母亲转话给我：要戒骄戒躁，再接再厉。
父亲的病情也在一日日好转，他还成了医院的生产组长，带领一些病情较轻的病友在医院里开荒种地，他们在医院的房前屋后种上蔬菜，栽上果树，养了鸡鸭，自给自足，像个幸福的小农庄。
我读二年级的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父亲竟然挑了一担香喷喷、黄灿灿的香瓜，走了十多公里路，送回家来给我和妹妹吃。那天傍晚，放学后的我正在家门口的地里割羊草（那时候，生产队要求每家每户按人头养羊，我家四口人，养了两只羊），偶然一抬头，忽然看到西边马路上晃悠悠地走过来一个人，挑着颤巍巍的担子，夕阳将他的身影拉得老长，这不是我日思夜想的父亲吗？
身材像极了父亲。我急忙提着篮子跑回家，冲进门就喊：“爷回来了！爷回来了！”（爷，即父亲，此为苏中农村方言）此时，母亲正围着围裙，蹲在灶前烧火煮粥，闻言嗔道：“瞎说什么，你爷这刻儿怎么会回来？”
“真的真的，不信你出去看。”我满心兴奋。母亲还半信半疑，已经被我拉着奔出门外。母亲手搭凉棚，向西边的路上看去。那时的夏日傍晚极容易看到晚霞和火烧云，就像天上着了火；又好像一位了不起的画家将天空作为调色板，用大块的橘黄和大块的红色画着抽象派油画一样，美得让人陶醉。只是这样的美景稍纵即逝，几分钟后，夜幕倏然而降，遮盖了所有颜色。父亲就在这晚霞稍纵即逝的时刻，出现在了我和母亲的视野里。
母亲眯眼看了好一会儿，终于笑起来，然后快步迎着父亲奔过去，伸手接下父亲肩上的担子，两人有说有笑地往家走来。这一幕，至今如此清晰地深刻于我的脑海，像一幅永不磨损的油画，永远悬挂在记忆深处。
分别一年多，这是父亲第一次从医院回家来看望我们。母亲又点了一盏煤油灯，放在八仙桌上。以往，我们家里从来只点一盏灯的。坐在桌前的父亲欣慰地一手搂着我，一手搂着妹妹，感叹着我们长高了。我和妹妹争相向父亲展示自己乖巧听话的一面，我给父亲用扇子扇风，妹妹给父亲唱儿歌。母亲欢快地在厨房里忙碌着，她特意去邻居顾大妈家借了两个蛋，和上面粉，为父亲摊了两张鸡蛋饼。但在喝粥的时候，父亲没有吃一口鸡蛋饼，全都分给了我和妹妹。父亲在家真好啊！又热闹，又有好吃的。
只是这样的快乐时光，也像晚霞一样稍纵即逝。随着第二天一早父亲的离开，我和妹妹的天空又被抹上了沉重的灰色。只是父亲挑回来的香瓜，让我和妹妹享了好几天的口福。当然，如此难得的好东西，母亲是不会忘记隔壁邻居家的。
转眼就是我三年级的暑假，我的心情无与伦比的欢欣，因为我这个暑假将要在父亲身边度过。他的病据说已经完全治愈，再接受两个疗程（半个月）的巩固治疗，父亲就可以出院回家了，这真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父亲捎话回来说这个季节正好桃子和香瓜都熟了，他的病房后面就是一块香瓜地，那块香瓜地成了我最向往的天堂。我一直有个心愿——要在父亲出院之前，亲自去他的香瓜地里摘香瓜。
暑假一开始，母亲就带着我和美华去了医院。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见父亲了，他看上去一副健康的样子，秃发的头上戴着帽子，眉毛和睫毛是不会长出来了，但我已习惯父亲这种另类的清秀。
父亲在医院门口迎接我们，我和美华抢着叫“爷”，父亲极慈祥地一手牵一个女儿，满脸柔情。一路上不断有人和父亲打招呼：“赵夕贵，你的丫头来啦？”父亲答：“是呀，来啦！”父亲的笑容里透着骄傲和满足。
我没觉得这个夏天有什么异样，医院里的栀子花祥和而平静地开放着，幽幽散发着阵阵清香。我的心情好得无法形容，我天真地想：我一定能过一个非常快乐的暑假。
母亲第二天一早就带着妹妹回家了。母亲临走关照我：“萍后（我的小名），好好照顾你爷，过半个月，我跟你大伯来接你们回去。”
我快乐地点着头，这是一个多么光荣而又美好的任务。我牵着父亲的手目送母亲牵着妹妹的手回家去。和无数个夏天的清晨一样，这天早晨天高云淡，空气中飘着栀子花的浓香。母亲挥手让我和父亲回宿舍去，而父亲坚持要等母亲走到拐弯看不见为止。父母的恩爱让懵懂的我有一点点的感动，他们如此相爱，爱得深沉而又不露痕迹。
母亲和妹妹就这样毫不设防地走出了父亲的视线与生活。父亲和母亲一定都把希望寄托在不久后的相聚上了，所以离别没有任何伤感与留恋。由于要赶在太阳升高之前回到家，母亲的步子甚至有点急促，对于不久后的灾难一点预感都没有。我也是。
7
父亲所住的医院在那时的我看来很大，有十来排平房，每排平房后都有一块栽着桑树的园子，桑树园里种着香瓜。我只要翻过父亲病房的窗户就可以偷偷去摘香瓜了。事实上我也这么做了。一天下午，趁别人都在睡午觉，我用两只凳子垒起来放在窗台下，我先爬上凳子再爬上窗台，一翻身就到了窗外，我像个耗子般借助于桑树的隐蔽在瓜地里穿行摸索。那种做“小偷”的感觉非常刺激，寻香瓜的过程更是令人激动。第一天我就收获不小，摘了起码七个瓜，还有一对“双胞胎”瓜，白皮，闻起来一股甜香。我把它献给了父亲。
晚上，父亲带我去外面乘凉，那里靠近江边，江风很大，蚊子也很多，父亲会给我的身上抹上清凉油防蚊子。他再也伸不直的手指粗糙地划过我的皮肤，有时候会留下一道道印子。父亲有时候会随意地问我：萍儿，爷变得这么丑，你会不会嫌弃爷？我说：你哪里丑啊，你很好看。爷就叹口气，不再说话。事实上，医院里当时有很多已经治愈但无家可归的病人，他们要么是被家人嫌弃，要么是被社会摒弃，只能在医院里呆到离开这个世界为止。所以，父亲当时问我那样的话，也许正因心有隐忧吧。
那时的夜晚总是能看到满天的星星，像无数的碎钻石在黑天鹅绒般夜空的衬托下熠熠生辉。父亲总会指着一颗颗星星，给我讲关于星星的神话传说。
一次，他指着天空中三颗并排在一起的明亮的星星告诉我：“那颗中间最亮的星叫牛郎星，他两边的小星星叫扁担星，这是牛郎挑着一儿一女，想要渡过银河，去和对面的织女星相会呢。那道银河，是王母娘娘用簪子划的……”偶尔，会看到一两颗流星拖着尾巴从夜空一闪而过，掉落在遥远的天际。父亲就会说：地上死了一个人，天上就会掉下一颗星。
“那我们死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星星掉下来？”我天真地问。父亲嗔怪地拍拍我的脑袋：“不准说这不吉利的话……”
“为什么说死就是不吉利了？”我十分纳闷不解，也想打破砂锅问到底。但父亲并不回答我，而是久久地仰望星空，不知在想些什么。
难道是冥冥中的注定吗？就在这次“不吉利”的对话之后，父亲，这颗我心中最亮的星星，便从我的生命星空中悲凉地坠落了。
那是1978年的8月21日（阴历七月十八），从这天开始，我所有的欢乐和幸福戛然而止。命运在这里走出了它的分水岭，带着我泅向苦难之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