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曾经说，母亲浑身上下透出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的风韵。革命与浪漫，都是她追求来的结果。她的少女时代是在马桥镇度过的，她的美貌和文艺才华早就被人注意，但马桥镇太小，少女乔丽敏在那里英雄无用武之地。也不知道是妒忌还是偏见，马桥镇人对母亲的评价显得不三不四，他们暗地里叫她“肉铺家的王丹凤”，这绰号暴露了我母亲的出身门第，也暴露了我母系的血缘。在马桥镇上我有个外祖父，但是我从来没见过他，为什么呢，他是屠户出身，一辈子在宰牲口卖猪肉，这门第不是资产阶级，不是地主富农，但也绝对不是无产阶级，这不三不四的家庭出身，与母亲是不匹配的。传说外祖父在饥荒年代卖过人肉馒头，来一次运动，这丑闻就被张扬一次，我母亲无法忍受这种屈辱，一个逃离家庭的计划悄悄酝酿了好几年，终于在她十八岁那年付诸实现。有一次回家，她打碎了心爱的储蓄罐，一边清点储蓄罐里的钱，一边向家里人隆重地宣布，她与这个家庭划清界线了。家里人问她，怎么划清？她说，不吃你们的，不穿你们的，我出去独立生活。家里人又问，你一个女孩子家，靠储蓄罐里这点钱怎么独立生活？你到底有没有对象？你的对象到底是谁？母亲对家里人低估她的未来很愠怒，她说，什么对象不对象？我的对象，告诉你们你们也不懂，我的对象就是文艺舞台！你们别怨我狠心，我不跟你们划清界线，你们就会影响我的前途，你们不要前途，我要前途！
我母亲离开马桥镇的肉铺后在很多地方奔波，她报考过北京的歌舞团，装甲兵的文工团，外省的越剧团，地区的京剧团，甚至还考过一个杂技团，不知为什么每次都是虎头蛇尾，最后一关总是过不了，人家不是嫌她腿短，就是嫌她家庭出身不过硬，总之，正规的文艺团体都不收她，她的盘缠用光了，信心也受到了打击，就放低了要求，转而把目标锁定在群众文艺的舞台上。退一步海阔天空，她顺利地进了丰收氮肥厂，那厂里有一支金雀河地区著名的文艺宣传队。在丰收氮肥厂的文艺宣传队里，我母亲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她的美丽终于引人瞩目了，宣传队员白天包装化肥，利用晚间业余时间排练节目，我母亲不是领舞就是领唱，她走出氮肥厂的大门，蓝色工作服上散发着氨水的气味，但敞开的衣领里有一个鲜艳动人的舞台世界。我父亲那时候还在林场锻炼，他去氮肥厂采购化肥的时候遇见了母亲，第一次见到母亲，他吃惊地发现她工作服里的酱红色的丝绸小袄，原来是跳红绸舞的舞台服装，他不知如何评价她的穿着打扮，更不知如何总结这姑娘身上奇特的魅力，我父亲第二次与母亲见面，是熟人撮合的约会，地点在化肥厂外的排污渠边，父亲看见母亲从后门口袅袅婷婷地走出来，身上打扮仍然鲜艳夺目，这次她的内衣是水绿色的，也很眼熟，他想起来那是跳采茶舞的服装，这次他斟酌过了，第一句话就奉承了母亲，也打动了母亲，他说，小乔同志，你的身上，散发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气息呀。
我父母的恋爱，与其说是恋爱，不如说是发现，是一次互相发现，父亲发现了母亲的美貌和才华，母亲发现了父亲的血统和前途。父亲的身高比母亲矮半个头，他们的婚姻，从前看来就不匹配，不匹配，却有结合的理由，而那年九月，父亲的生活问题东窗事发，母亲不知从哪儿听说我父亲勾引妇女惯用的第一句话，某某某同志，你的身上，散发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气息呀。母亲的肺气炸了，我的肺气炸了，这是那段时间她最常说的一句话。她对我描述过肺部的强烈的反应，我喘不出气，我的肺噼噼啪啪地响呀，我的两片肺叶，至少爆掉一片啦！愤怒和伤痛使母亲再度发现父亲，牛粪乔装成花园，欺骗了鲜花，她一朵鲜花终究还是插到了牛粪上。所有结合的理由都不存在了，分手的理由却越来越充分。母亲开始把洗好的秋装叠得整整齐齐，放进一只樟木箱里，而她以前那些珍贵的舞台服装，都装进了一只皮箱，那皮箱也珍贵，是我母亲文艺生涯的凭证，箱盖子上印了一圈红字，丰收氮肥厂，奖给群众文艺演出积极分子。
那是我们最后的家庭生活，紊乱，压抑，充满暴虐之气。母亲把家务分成了三份，一份归她自己，主要负责我和她的午餐晚餐，另一份归我，主要是扫地抹灰倒垃圾，第三份家务繁重得多，早晨为一家人准备早餐，每天两次打扫厕所，包括我父亲自己的所有日常生活料理，他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都由自己负责。母亲说，她再也没有胃口为父亲洗内裤和袜子了，她更无法为父亲炒菜做饭，因为她受到的屈辱是如此之大，用她自己的话说，她怕忍不住，会在父亲的饭菜里拌上敌敌畏！
我母亲仿照了专政机关惩治犯人的方法，对父亲执行了最后的清算，从院子内的劳动改造到卧室里的特别审查，无一遗漏。父亲最后的家庭生活，依然类似隔离受审，只不过审查者是我母亲，主题便稍有局限，都集中在他的生活作风问题上，偏偏这个生活作风问题，事关人的下半身，好多事是难以启齿的，父亲是个害羞的人，问深了，问细了，他招架不住，开始躲避，母亲一下班回家他就躲在厕所里，半天不肯出来。
我看见母亲从抽屉里拿出她的圆珠笔和工作手册，就知道审问要开始了。去，去把你爹叫出来。她让我去敲厕所的门，我不肯去，她自己去了，拿了把扫帚，用扫帚柄捅厕所的门。父亲终于被她捅出来了，打开门，弯着腰从扫帚下穿过，准备朝院门外逃跑，走到门口听见母亲在后面发出一声尖利的冷笑，他站住了，回头看见母亲用扫帚指着他，严厉地说，你开门，你出去呀，门外天天围了一堆人，要看你库文轩现在的熊样呢，你出去，让他们看去，我看你有没有脸出去！
父亲果然没有勇气出去，他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终于回到屋里，驯顺地坐在母亲的对面。他尝试过用闪烁其词避重就轻的方法回答母亲的问题，这都被母亲看做消极对抗，他们不准我在一边旁听，为了防止我偷看，他们还把房间的窗帘拉上了。有一次我清楚地听见母亲高亢的愤怒的声音传到了窗外，库文轩，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声音来自我家的房间，来自我的父亲母亲之间，让我感到滑稽，同时又感到恐怖。
其实他们越是吵闹，我越是不在乎，他们越是安静，我越是害怕，过度的提防只能引起我的好奇心。他们防得住邻居，防不住我。我有办法看见他们。那天夜里房间里突然一片死寂，那片死寂让我恐惧，我爬上了院子里的大枣树，视线轻易地穿过了房间的气窗。我看见灯光下的父亲和母亲，母亲拿着她的工作手册，坐在写字台边，满面是泪，而我的父亲，正像一条狗似的跪在母亲的脚下，他在褪他的裤子，他又在褪裤子了。他把褪裤子的痼疾带回了家中，固执地向我母亲展示着光荣的鱼形胎记，我看见母亲扭过脸去，厉声呵斥着他，母亲凝视父亲的目光中，除了旧的仇恨，新添了深深的蔑视，还有厌恶。父亲很固执，他的裤子已经褪到了膝盖处，他在地上爬，母亲的脸转到哪里，他就往哪里爬，我看见父亲苍白的干瘪的臀部，在暗淡的灯光下闪烁着尖锐的光，突然，房间里传来父亲的吼叫。
看，你以前喜欢看的，现在为什么不能再看一眼？啊？看我的胎记，我是邓少香的儿子，是真的！
看啊，看清楚，一条鱼呀！我是邓少香的儿子，你别急着跟我划清界线，别离婚，离了婚，你以后会后悔的！
那一瞬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的眼泪，说不清楚是为父亲而流，还是为母亲而流。我说不清楚，我的眼泪是对他们的怜悯之泪，还是恐惧之泪，是伤心过度，还是惊吓过度。我从大枣树上下来，看了看我的家，看了看头顶上暗蓝色的夜空，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见天空就止住了眼泪，我抹干了眼泪，对着天空，恶狠狠地说，离婚就离婚，不离是空屁，离了还是空屁。
他们的离婚其实很顺利，我是唯一的问题。跟父亲就去船上，跟母亲就留在岸上，我又想去船上，又怕离开岸上，我对父亲说，我半年在船上跟着你，半年在岸上跟着她，行吗？我父亲说，我这儿行，去问你妈妈，她那里恐怕不行。我去问我母亲，母亲恼怒地对我喊道，不行，有我没他，有他没我，上梁不正下梁歪，他这种人教育过的孩子，让我怎么教育？
不选不行，两堆不幸的礼物摆在我面前，一堆是父亲和船，一堆是母亲和岸，我只能选一样，我必须选一样。我选择了父亲。如今船民们偶尔还会谈起我当年的选择，他们絮叨地假设东亮如果跟着乔丽敏，他会怎样怎样，库文轩会怎样怎样，乔丽敏又会如何如何，我不听，这假设没有意义，假设都是空屁。就像水跟着水流逝，草连着草生长，其实不是选择，是命运，正如我父亲的命运，与一个女烈士邓少香有关，我的命运，注定与父亲有关。
那年年底，一张下放船队的通知贴在我家门上，我在油坊镇上的家要消失了。我们去船上，母亲也要搬家，她搬家搬得比父亲匆忙，匆忙间拉下了她的工作手册。这是一次意外。母亲离开家的时候手忙脚乱，把一只花布包扔在我的床上，我随手一翻，就把包里面的那本工作手册翻出来了。母亲用画报纸为工作手册制作了一个封套，乍一看，工作手册就像一本隆重出版的书籍，封面是《红灯记》里李铁梅的大半个红润的脸，封底可见李铁梅的一只手，举了一盏完整的红灯。我有半天的时间和机会，思考怎么处置这个特殊的本子，结果我做了一个最大胆的决定，不上交父亲，也不归还母亲，我决定自己藏起那本工作手册。
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是为谁隐藏这个本子，是为了父亲，还是为了母亲，也许是为我自己吧，这个秘密，几乎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对母亲的记录倒背如流，或者说，我对父亲的罪状倒背如流。即使是怀着愤恨，母亲的字迹仍然工整，娟秀，手册上的主题内容并不新奇，记录了我父亲对她的背叛，数量，时间，地点，偶尔地母亲会在空白处留下一些愤怒的批注，无耻，下流，气死我了。让我吃惊的是一些女人的名字，我同学李胜利的母亲的名字也在上面，还有赵春堂的妹妹赵春美，还有废品收购站的孙阿姨，他们平时多么端庄，多么贤淑，为什么他们的名字都在上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