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作品，读过也就读过了，它不会促使你在许多年后的某一天，不得不从书架上找出来，与它如战友重逢样娓娓叙谈，忆旧说新。但是，你读过它，它打动了你，情节、人物，如你在一次遭遇中流过的眼泪，或者，宛若你在桃花运中的一次兴奋，不会再去寻找，却也总使你时时想起，不可忘怀。也许，它们不是传世之作，但它们却有不可泯灭的价值。你的记忆中，有很深的痕迹是它们所刻。因为不能抹去的感动与记忆，最终，你还是得说它们是优秀的、了不得的作品。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这是一部更适合年轻人看的小说。年轻时去看它，其中流荡的激情会更大限度地在你的生命中获得激荡的共鸣。它告诉你的不是人与生命在战争中的屈辱与挣扎，而是描绘青春在枪林弹雨下绽放的滴血之花。这样一部作品，在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作用下，它获得了多大的成功与轰动，只有写了它，还写了与其相类似的《未列入名册》《后来发生了战争》《遭遇战》的瓦西里耶夫最为清楚。这位1924年出生在斯摩棱斯克的一位军人家庭的作家，把他最重要的才华奉献给了“讴歌战斗中的青春”这样的文学事业，他得到了他理应得到的成功与荣誉，不仅在苏联，而且还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在我们这儿，他不是读者最多的苏联作家，但在他的读者中，那种对青春无限热爱、对热血无限敬仰的年轻人，一定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有着不同经历、年轻貌美的五个姑娘，和一个其貌不扬、性格固执的瓦斯科夫准尉在森林与沼泽中同十六个德国兵的相遇，与其说是一场战斗，不如说是作家精心开垦的一块种植与毁灭青春的肥沃而灾难的土地。小说语言有些幽默，细节的的确确生动，人物虽然“跳来跳去”，每一个都像不安分的小鹿，但却能活灵活现地在你眼前摇去晃来。而其中那些充满“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的人物对话与心理活动，因为作品中青春、热血的绚丽与沸腾，如一条奔腾不息的激荡河流，使那欲要表达的爱国情怀和英雄神话，并不是十分的飘浮与空泛，反而使人觉得具体、实在，伸手可及。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河流虽然不能下潜航母，但终归可以漂行船只。作家实在太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不预先在作品中打造爱国主义的舰船，而是先行修挖流淌青春的河道。当河道通了，水到渠成了，又有什么船只不可以漂行呢？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青春万岁、热血如歌、人道精神，诸如此类的“伟大情怀”，一旦有了河，流了水，不正可以顺水而下，去冲击读者的胸腔吗？
瓦西里耶夫不仅热爱青春与英雄，还知道如何地热爱与培育。这是一个作家的思想与能力。
当然，我们没有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读到瓦西里耶夫对人的恰当的理解与尊重，没有更多地读出他对生命消失的痛惜和悲愤，甚至，我们不仅没有感到作家对生命有多少留恋，还感到他以“牺牲”的名义，写了对“死”的颂扬。尽管这样，我们不会去责怪他。因为他可能在动笔写作之前，就已经看到了“黎明”的光明，就已经知道他在做什么，将要做什么。
无论如何，《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给我们的军事文学在书写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时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蓝本，而且，它的示范作用，还将要在很长时间内，有一种研究生充任幼儿园阿姨的效应与意义，仅此一点，对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来说，也许已经够了，值了。何况，在我们今天已不再年轻的时候，虽不去书架上取下它进行一次回读不感到少做了什么，可是说到底，想到它时，内心里不是还有对青春消失的惋惜吗？
《萨什卡》
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相比，《萨什卡》是一部备感冷清的小说。但我总是想着要去再读一遍，总在心里想念着那个叫萨什卡的士兵。而且，我不把他视为苏联的军人，而是看作我们中国军营中的一个“普通人儿”，想象他瘦小，低矮，还有点什么病缠在身上，在连队时不时被干部提及，在战场上不被高大、英勇而又善战的军官们放在眼里；似乎，什么样的任务交给他，都让人放心不下。他没有任何的业绩和壮举，只是觉得连长的毡靴破了，就爬出阵地到德国鬼子的死尸上为连长脱下一双靴子；因为离开了阵地，德国军队向阵地开炮时，他偶然处在安全地带，心里又有些小小的不安；因为负伤要和战友告别时，他觉得有些愧疚，因为伤了就意味可以活着，没有负伤就意味着可能要在下一场战斗中死亡；还有，因为负伤要到后方去，还可以和思念的姑娘相亲相爱……还有什么呢？好像就是这些。仅有这些！比起《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来，《萨什卡》是那样的鸡毛蒜皮，零零碎碎，不值一提。好像，最惊天动地的事情就是在如何对待俘虏的问题上，他和营长争了几句嘴，他希望营长能对德国俘虏好一些；好像还有，在一个兵站因为饥饿，他们抢饭时，他替一个动手打人的军官受了一次过……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读的《萨什卡》，却从来没有忘记过“萨什卡”——这个人，这个兵，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小孩子，就像你在茫茫人海中偶然碰到了一个人，无足轻重地说了那么几句话，却在你以后的生命中时时地记住了他，仿佛，从来没有忘记过；然自己去问自己他有什么值得你去记住时，却又哑然无语，无可回答。说那就把他从你的记忆中抹去吧，却又无论如何挥之不去，招之即来。
你问自己，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是因为文学中说的“这一个”？而这一个又不是中国小说中的阿Q，也不是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妮娜，更不是《红与黑》中的于连，它的“典型”意义远远没有达到那样的一种经典的境界。
是因为你读了太多的如《热的雪》《方尖碑》《未列入名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最后的炮轰》《一寸土》《岸》，这样一些炮火连天、大起大落、大开大合、英勇悲壮的故事之后，又突然读到了一部“于无声处”的“凡人碎事”吗？似乎如此，又不尽然；因为你虽然记住了一些柴草树皮的情节，可仔细一想，这些情节、细节，几乎没有一个是你“意料之外”的不朽之笔。
是因为《萨什卡》作为一部小说，有其无可替代的前所未有的文学意义，从内容到形式都包含着“探险”的经历，从而使你有了久记不忘、久忆可嚼的启示性含义吗？当然不是。它的写法是那样传统，叙述是那样实在，甚至你从它的字里行间感受不到作者有什么过人的才华。
文学就是这样，似乎不该记住的记住了，不该忘记的忘记了。当你今天去回想这些时，去试问这些时，你才隐隐而模糊地感到，之所以你不能忘记“萨什卡”，可能是因为那位叫康德拉季耶夫的作家，对萨什卡这个孩子有着更多的父亲对儿子般的热爱和理解，心疼和尊重，所以他才对“他”的一点一滴的言语与行为，都给予温馨的抚摸与嘱托，溺爱与宽容。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我想是这样。是作家对人物的溺爱。溺爱在小说中到底会产生什么作用，我想还是有一天我再读《萨什卡》才能知道，除非我这辈子不再写那些所谓“军事文学”或“军旅小说”，我就可以不去想它，不去看它了。
《萨什卡》，应该是能给我们的军事文学带来启示的一部书，可惜我们没有像读《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样去读它。
《活着，并要记住》
有许多小说，你仅仅在看了一遍之后，他的故事便永远地镌刻在了你的记忆里，像一颗钉子永远地钉进了一块木板内。作者、人物，乃至小说的名字，都在你的脑海里风吹云散，如很快地雨过天晴一样，连一点潮湿的地皮也没有留下。但是，它的故事、它故事中的情节，却不是雨过天晴，大地依旧，而是雨过之后，地面上生出了一棵树芽，且随着岁月的延伸，那棵树芽在时间中长成了一棵蓬勃之树。
我说的是《活着，并要记住》。
我从来都是把《活着，并要记住》这部18年前看过的中篇的名字，说成是“活着，就不要忘记”，是今天坐下用笔来索检旧有的记忆时，才从一篇资料中更正它是“活着，并要记住”。知道自己18年前都已记错了书名，18年里又时常在许多所谓讲课的地方以错为对，而不愿去顺手查找一下资料，不是因为人懒，而是不愿去修正读一部书后，直觉传达给你的某种信息。在阅读中，我总是视老师、朋友、专家的教导为谎言，而把自己的直觉视为至高无上的亲情。我宁可相信直觉错误的判断，而不去相信专家们正确的结论。
18年前，我在河南商丘的一间小屋中读完了薄薄的一本《活着，并要记住》，从此它的故事就再也无法忘却掉了。小说写的是逃兵安德列·古西科夫为了活着，从前线逃回来以后，就住在村外的一个地窖里，每天饭都由妻子偷偷送到村外，彼此用狼叫的声音对上暗号后，二人才能相见、相爱，吃饭和亲吻。小说的最后，似乎是因为他们练习狼叫久了，再叫时竟真的引来了一群饥饿的黄狼。20世纪80年代初，南线边境的枪声还没有平息之时，每个军人无论你在前线还是后方，无论你是养猪种菜，还是操枪演练，战争的话题，经过年月的淘洗仍然成为你每日的主要话题时，一种似乎不仅是对战争的恐惧，更是总也不肯结束的战争的疲惫让你筋疲力尽时，读到这样一篇小说，它的故事不可能不使你产生共鸣，不可能不使你的内心震荡如河水击岸。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写了我的中篇处女作《小村小河》，发表在1986年的《昆仑》第五期上，故事是在南线边境之战中，一个老兵因过度思念母亲、妻儿，在能立功而没有立功、似逃兵又不是逃兵的“战争境遇”中被“处理”回了家乡。回到家乡之后，他因没有“立功”，因为被“处理”，他的所有亲人、村人虽都对他热情依旧，然而那种陌生感又无处不在，包括他和妻子同床共枕之时。直到最后，在一次洪水中，他为解救村人而死，村人们才默认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我从来都说，《小村小河》是从《活着，并要记住》“套”过来的，说“抄袭”，你找不到它有《活着，并要记住》中的一句话，说“套”，是那样的“恰如其分”，“名副其实”。现在，我想再对《活着，并要记住》说几句尊敬的话。不仅是它编织了我中篇小说处女作的故事；而且，是它让我修筑了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走上文坛的第一级台阶。而更为重要的，也是我对《活着，并要记住》怀有感激之情的是，是它教会了我如何对战争形成“自己的看法”，而不是别人的“战争思想”和“战争观”。或者说，是它使你意识到战争中战争对“人”的侵害并不可怕，而可怕的是战争中和平对“人”的伤害。
拉斯普京是苏联“前线一代”作家的晚生代，他是作家，而非“士兵作家”。苏联在当时评论他的《活着，并要记住》时，最普遍、统一的看法是：“拉斯普京在主人翁古西科夫身上强调的正是瓦西里耶夫在《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强调的爱国思想，无非是从反面提出而已。”这种认识同时也影响着我们对《活着，并要记住》的评判，然今天去看，今天去想，哪里会是那么一回事呢？如果能够敞开来分析《活着，并要记住》的思想，我想那一定是一个异常值得探讨的战争与和平谁更残酷的尖锐话题。可是，是我自己约束了我自己不能那样去说去讲。
真是的，最可怕的敌人最终还是我们自己哟。
《第四十一个》
在苏联的战争文学中，在那一大批优秀战争文学的中篇小说中，我以为能够进入世界文学行列的应该首推《第四十一个》。这部早在1924年问世的小说，是那样早就明确地通过战争来深入地探讨了枪口下的人性。因为它的深刻与明确，对后来苏联的“前线一代”作家的“战壕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我们在阅读卫国战争的许多小说时，会想到“卫国文学”中涉及到的人性都与《第四十一个》有某种关系。而真正在人性这一点上，后来者也只有拉斯普京的《活着，并要记住》能够和拉甫列涅夫的《第四十一个》相提并论。完全不同的事，完全不同的场景，而二者却同样提供着对人在战时那种热切的关注与思考。然而，之所以说《第四十一个》更具有世界性，是说它在理性上的思考来得更明确、更直接，当然，还比后来的那些“战壕文学”早了几十年。看到过一些评论它的文字，说：“小说告诉读者，一般的人性终归是受阶级制约的。”我想这应该是对小说阶级性的评语，或者是评“斯大林奖”的解说。而真正存在于《第四十一个》中的思考，是可以更换为另一种说法的：人性是不会受阶级制约的，而阶级只能给人性带来强制与伤害。
不仅如此，在大批的苏联军事文学中，《第四十一个》还较早地告诉我们，小说人物的命运，并不仅仅如托尔斯泰说的那样，“安娜的自杀是由安娜的性格决定的”。我们从拉甫列涅夫这里同时明白，掌握人物命运的除了人物之外，还有作家。作家有掌握人物命运的权力和责任。作家放弃了这种权力与责任，实质上就是在文学中放弃了一种理性的思考。毫无疑问，拉甫列涅夫在托尔斯泰面前只是文学小卒，但这不妨碍《第四十一个》给我们传导的文学本身的信息与思考。就真实而言，安娜的死，与其说是命运把她推到了车轨之上，倒不如说是托尔斯泰把她的生命装置在了车轨之上与铁轮之下。托尔斯泰的伟大，就在于他杀了安娜之后，他让我们和全世界的读者都相信杀死安娜的是她的命运与性格。而拉甫列涅夫则在《第四十一个》的结尾让红军战士玛琉特卡将她恋爱的中尉开枪打死之后，他不加掩饰地告诉我们杀死中尉的不仅是玛琉特卡，还有作者那支理性的笔。
小说终归是主观的产物。作家可以在文字的后面掩盖主观的存在，但不能埋葬主观存在的事实。这个时候，理性在现代小说中就会闪烁出耀眼的光芒。正是从这个角度讲，《第四十一个》比它的同类小说不仅早早问世了几十年，而且能更多地给我们军事文学提供一些恒久的启示。或者说，军事文学的张力如何超越军事文学的意义，《第四十一个》的理性思考，直到今天还是我们稿纸上的一轮红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