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示百代称王所需的法则，使之流传千世也不更改。真是用心良苦之至，事业盛大之极呀。孔子去世之后，他的门徒们四方分布，不断传授，演进孔子学说。后来的聪明杰出的人才，有那些多见解擅著书的，大体上都是孔子的传人呀。他们的文章醇厚或驳杂，与他们对道德礼仪见识的多少而有不同。掌握大道特别多的，他的文章醇厚深沉，孟轲就是这样的人。掌握大道较多的，文章内容就浅薄明显一些。掌握大道少的，文章就有些驳杂浮泛。掌握大道最少的，文章就驳杂虚浮得最厉害。自荀况、杨朱、庄子、列子、屈原、贾谊之下，聪明杰出、擅长撰文的人们的高低次序，基本上可以标示出来。
原文
凡男子之死于一言者，约有数等：与人争狠，一言之忿不顾而死者，是死于忿也；气谊相许，一言之约，借躯以相酬报者，是死于要约也；要事同计，异人同情，因旁人一言之感触，遂以激发欲死者，是死于激切也。厉王迁死，淮南宾客多以此感激安，或安以一言而激发欲死耳。师古二义解一言甚当，而于王安未合也。
译文
凡是男儿因一言而舍生轻死，大约有几种情况：和别人争勇斗狠，因为一句言语之忿而舍生轻死，是死于激忿；志趣、爱好相投，因一言之誓约，舍身以报答，这是死于誓言；一件大事，众人同谋，人异情同，因为有感于旁人之言语，热血奔涌，遂舍生轻死，是死于激切之情。淮南王刘厉被发配而死，淮南王的宾客大都以此激发刘安，或许是刘安因有感于别人之言，激切欲死。颜师古在二义中对于一言之义的解释很精当，而对于淮南王刘安的解释不合实情。
原文
弟治军甚不得手。二月十八之败，杏南、葆吾而外，营官殉难者五人，哨勇死者更多，而春霆又与沅弟龃龉。运气一坏，万弩齐发，沅弟急欲引退。余意此时名望大损，断无遽退之理，必须忍辱负重，咬牙做去。待军务稍转，人言稍息，再谋奉身而退。作函劝沅，不知弟肯听否？
译文
沅弟最近打仗很不顺手。在二月十八日的失败中，除了杏南、葆吾之外，营官阵亡的有五个人，士兵战死的更多；而鲍春霆又与沅弟发生了矛盾。运气一坏，万箭齐发，沅弟想马上引身而退。我觉得他现在名望受到很大的损害，绝无立即引退的道理，必须忍辱负重，咬紧牙关做下去，等到军务略有起色，大家的非议渐渐平息以后，再考虑奉身而退的事情。我写了一封信劝说他，不知他是否会听从。
原文
武帝之问，以为作乐即可致治，何以后世乐器虽在，而治不可复？仲舒之意，以为欲作乐必先兴教化，欲兴教化必先疆勉行道，能行道则治可复，教化可兴，而乐可作。
皆自人力主之，非天命所能主也。武帝之问，以为何修何饬而后可致诸祥？仲舒之对，以为修饬德教，则奸邪自止，而诸祥可致；若修饬刑法，则奸邪愈竽，而诸祥不可致矣。中言正心正朝廷数语，是修饬之本。末言仁义礼智信，是修饬之目。致诸祥必由于止奸邪，任刑罚则奸邪不止，任教化则奸邪止。于问中何修何饬而致诸祥，最相针对。武帝之问，本以力本任贤对举。以亲耕籍田，为己能力本矣；劝孝悌，崇有德，为己能任贤矣，而以功效不获为疑。仲舒之对，则略力本而专重任贤一边。以为贤才不出，由于素不养士。下以兴太学为养士之要，大臣岁贡二人为选贤之要。
译文
武帝的问题是，认为制作礼乐即可达到治理，为什么后世乐器俱在，而不能恢复治理？董仲舒的观点是，认为要想制作礼乐，必先复兴教化；要想复兴教化，必定要努力遵行大道；能够践行道义，那么可恢复大治，复兴教化，而后可以制作礼乐。这些都是全靠人力主持，不是天命所主持。武帝的问题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招致吉祥呢？董仲舒的回答是，修饬道德、教化，那么奸僻淫邪之事自会消失，各种吉祥自然而至。如果一意注重刑法，那么奸僻淫邪之事就会越来越多，各种吉祥也难以招致。中间讲端正人心、端正朝廷数句话，是修饬道德教化之本。
篇末讲仁义智信，是修饬道德教化的细目。要想招致吉祥，必须始于消灭奸僻淫邪之事，如果一意信用刑法，那么奸僻淫邪之事就难以消灭；如果一意信用教化，那么奸僻淫邪之事自会消灭。这和武帝问的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招致吉祥，针锋相对。武帝的问题，本来是以重本任贤相等对待。把亲自耕耘籍田当做是自己能重本；把奖励孝悌，崇尚有德之人，当做是自己能任贤。而以没有取得成效而获疑。董仲舒的对答则略去重本而专注重任贤一方面。认为没有贤才出现，是由于一贯不培养士人。下边讲以兴办太学作为培养士人的关键，大臣每年推荐二人作为选贤的关键。
曾氏体悟
曾国藩为文，主张思路宏开，意义宽广，济世载道；曾国藩最不愿意看的，便是无病呻吟的文章。
对于文章的志趣，曾国藩很明显地说：余近年颇识古人文章门径，而在军鲜暇，未尝偶作，一吐胸中之奇尔！若能解汉书之训诂，参以庄子之诙诡，则余愿偿矣。至行气为文章第一义：卿云之跌宕，昌黎之倔强，可为行气不易之法。宜先于韩公倔强处，揣摩一番。曾国藩所以崇拜韩昌黎，是因为韩昌黎的文章最为雄奇，而雄奇的文章，是曾国藩最推许的。
曾国藩的文章理论，偏重于雄奇一途，所以他的文章，也在雄奇的一方面见长，他的比较著名的文章如《原才》和《湘乡昭忠祠记》等，气势之壮，句之不俗，使人觉得大有韩昌黎文章之气。
有人把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列为晚清奏牍“三大家”。值得注意的是，三人都互相砥砺，以学问作为肩负社会责任的依托。
曾国藩本是乡里小儒，幸而得入翰林，在北京时，得与宋学家唐鉴、倭仁等做朋友，受其影响，然后下决心研究宋儒义理，讲究慎独功夫。从那时起，每日写日记，多能自责之语。后来他觉得专搞宋儒学说，无非做了理学名臣，于国何补，遂不再拘于门户之见，跳出宋儒这个框子，扩大他的视野。研究古文考据，尤留心经世之学，从而博览群书，丰富了自己的学问，不肯再为程朱一派所限制。话虽如此，他仍自律谨严，始终如一，因此治清代学术史的人，仍称之为理学名臣。
曾国藩治学，于诗古文辞，极有研究，其文气魄亦大，远胜其诗，因为他究竟不是诗人，所以在这方面说不到什么成就，文就不同了。黎庶昌评其文“扩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为一途，挈揽众长，轹归掩方，跨越百氏，将遂席两汉而远之三代，使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之文，绝而复续，岂非所谓豪杰之士，大雅不群者哉！盖自欧阳氏以来一人而已。”未免恭维太过。要之，其文博大闳肆，能自成一派，则为不掩之事实。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没有专篇谈曾国藩的文学成就，只说“王士祯之后诗有翁方纲；犹桐城之后，文有曾湘乡乎？”他对曾国藩似乎不想列入作家之要，而把他挤入理学名臣之内，亦颇有趣。所谓“桐城之后，有曾湘乡”，这一论断，也很中肯。曾国藩的“欧阳生文集序”，于桐城派推崇备至，于是有些人就称他为桐城派。其实曾国藩也不尽学桐城。他私淑方苞、姚鼐，自言粗解古文，由姚启之。
学诗学文，先要掌握各家的风格特色。曾国藩把古文标举为气势、识度、情韵、趣味四属，而在《十八家诗钞》中，前三属相同，惟将“趣味”改为“工律”。这四属便是对各篇诗文的不同特色的分辨。
曾国藩还纵论千古诗文，占八句，以概括各家的风格特色。句云：《诗》之节，《书》之括，《孟》之烈，韩(愈)之越，马(司马迁)之咽，庄之跌，陶(渊明)之洁，杜(甫)之拙。
领会各家的基本风格，是学诗学文的一条捷径。但各家风格是复杂有变的，曾国藩对一些诗家和古文家的风格评述，只是说到了他们的一个方面，不可一概论定。正如鲁迅所说：“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风格之外，曾国藩还指导儿子注重诗的貌与神。他说：“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种面貌，一种神态，与他人迥不相同……若非其貌其神迥绝群伦，不足以当大家之目……尔以后读古文古诗，惟当先认其貌，后观其神，久之自能分别蹊径。君子贵于自知，不必随众口附和也。”
“认其魂”、“观其神”，是学文、学诗、学字的不二法门。如果连其貌也不认识，那是尚未步入殿堂的大门；但如果认为辨认其貌，便已“到手”了，那是太浅陋的结果。学文、学诗、学字，不贵形似，而贵神似。故曾国藩拟于诗的四属之外，“别增一种‘机神’之属”。他解释道：机者，无心遇之，偶然触之。姚惜抱谓文王、周公系易、彖辞、爻辞，其取象亦偶触于其机。假令《易》一日而为之，其机之所触少变，则其辞之取象亦少异矣！余曾叹为知言。神者，人功与天机相凑泊，如卜笙之有繇辞，如《左传》诸史之有童谣，如佛书之有偈语，其义在于可解与不解之间。古人有所托讽，如阮嗣宗［籍］之类，或故作神语，以乱其辞。唐人如［李］太白之豪，［杜］少陵之雄，龙标［王昌龄］之逸，昌谷［李贺］之奇，及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之乐府，亦往往多神到机到之语。即宋世名家之诗，亦皆人巧极而天工错，径路绝而风云通。盖必可与言机，可与用神，而后极诗之能事。
这是曾国藩论诗的“机神”的一段重要文字。“机神”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心理学家与文艺家所说的“通感”。诗文如无机无神，则难登高雅之堂，甚至会走向俗不可耐一路。《文心雕龙》要求诗文做到“神与物游”、“神用象通”，曾国藩认为“机到神到”方为“极诗之能事”，二者相继相承，都是说的诗文的最吃紧处；只有如此，诗文方可“人巧极而天工错，径路绝而风云通”。王若虚《滹南诗话》云：“古之诗人，虽趣尚不同，体制不一，要皆出于自得。”诗若是到了“机到神到”的佳境，自然早不是貌似于人，而是心即自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