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记性大衰，所读易忘，有极精彩要妙语句，倏忽失忆，遂大懊恼。昔人有一笑话云：“一人向众夸说，我见一首虎诗，做得极好极妙，止得四句诗，便描写已尽。旁人请问，其人曰，头一句是甚的甚的虎，第二句是甚的甚的苦，旁人又曰，既是上二句忘了，可说下二句罢。其人仰头想了又想，乃曰，第三句其实忘了，还亏了第四句记得明白，是很的很的意思。”
余亦每向人称道所读书句，到嘴边则往往“甚的甚的”，幸旁人并不继续“请问”，瞬即躲过，否则亦大可入今之《笑得好》。故读书忌忘，最好是笔记摘录，否则当远远避人称道和夸说，免增自惭耳。
20世纪40年代在解放区，徐特立就说过：学国文的主目的是语言文字（文章）的理会与发表。副目的才是从语言文字（文章）获取知识，涵养德行，养成好的情趣。
这话说得明确。评论者认为这才是第一次在语文教育史上确立语言本位的教育思想，在权重上使语言文字超过义理成为教学的主要目的。但有人会认为主与副要颠倒过来；也有人认为二者既然是统一的，就不要分主与副。我认为徐特立将目的与功用区分开来，着眼的是学校学科教育的任务。
昆德拉在《笑忘录》里说：“我们写书的理由是我们的孩子们根本就不屑一顾。”
为他人之不屑一顾而书写，这的确是一个很充足的理由。
清袁枚《续诗品·尚识》：“学如弓弩，才如箭镞。识以领之，方能中鹄。善学邯郸，莫失故步。善求仙方，不为药误。我有禅灯，独照独知。不取亦取，虽师勿师。”
刘知几谓治史当具才、学、识。三者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颇难说清楚。袁枚此诗通过比方，却通俗地说明白了。当然仍需详为解说，比如同是实物的弓弩与箭镞，其本体可否互换？此题若作为语文作业，想必很有思维训练价值。至于诗中表达如何学习他人的经验，意见也十分中肯，尤其是最后两句，可供学生加以议论发挥。
当年，亚历山大大帝向第欧根尼问道：“有什么事可以为你效劳？”
正在破木桶里睡懒觉的第欧根尼，睁开双眼，见王站在面前，说道：“有。就是站开点，别挡住我的阳光。”——这句话，被称为西方人权概念的第一块基石。
在中国的历史（哪怕是传说）里，我们是否也能找到如此蔑视王权的经典话语？好像没有，即使有，也搁在肚里，谓之腹诽吧。透露一点，旋遭屠戮，例如嵇康。
古人有句云：“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此的确最适合读书人心境。如果放在当今，俗世之山会不时排闼入门，闭门谈何容易！书市之伪品劣品，满坑满谷，读书净土亦于何处求得？然而更常见的，是读书人总喜欢或习惯于开门，热衷于发博。他们的心里本就少了干净，这又如何能转向外求？
今世的书法界很热闹，却鲜能看到几幅成熟耐看的作品，追逐形式新异的变态笔墨与章法，冒以创新之名以欺世，而又相互仿效、彼此吹捧且四处叫卖，已然成为时尚，而缺失的是艺术文化求真的品质。有人说过，古代书法是以一种极其广阔的社会必需性为背景，因而产生得特别自然、随顺、诚恳；而当代书法终究是一条刻意维修的幽径，美则美矣，却未免失去了整体的社会性诚恳。据说，宋代书法家政黄牛喜欢揣摩儿童写的字，曾对秦观说：“书，心画也，作意则不妙耳。故喜求儿童字，观其纯气。”
一个“纯”，一个“诚”，求之于今之书画界，戛戛乎其难哉！而所谓“美则美矣”的“美”，亦大多是欺世媚俗耳。
朱以撒主张书法艺术要“行于简易闲澹之中”。此见解极是。不过，繁缛之至方可求之简易，绚烂之极乃能归于平淡，都是接近炉火纯青的境界，非一般书法作者所可强求。当世竟有以随便与松弛，强做不衫不履之姿态者，熟视之则大有乞食气耳。
颜真卿的书法一向得到的都是好评，认为跟他的性格人品高度一致而备受世人钦仰。可是李后主却对颜字偏不喜欢，说是“真卿得右军之筋而失之粗鲁”。又讥为“有楷法而无佳处，正如叉手并脚田舍汉”。
颜真卿是一军人，膂力过人。笔墨“粗鲁”可能与之有关，但说是犹如田舍汉，则可能是这位文人天子的审美偏见。正确评价颜体书法，还是老老实实的四个字：平正端肃。我看许多初学书法者多从颜体入门，即取其端正为正路，至于气魄雄浑之类，几乎没有一点半滴肖似的，反见其无骨力而徒留臃肿，以其未有人生历练故也。
黄永玉如是说：
⒈不爱人，不爱周围的生活，不爱读书，你怎么画画呢？
⒉小人与巨匠的区别是，遇到难堪，小人终生叫嚷，巨匠早已超越。
⒊美，比好看好；好，比美更好。
⒋欣赏水平如喝茶，开始时喜欢加糖。
1、2两句，于创作者是忠言；3、4两点，对鉴赏者是启蒙。
常觉得在我们的生活中，十分缺少一种善意的批评和宽容的接纳，彼此构成良性互动的精神系统。我不知道西方人际环境究竟如何，而单看在学术方面自由宽松的放言和质疑，发现他们的说者与被说者，都很独立而有自信，而我们则异乎是。
柏杨说：“中国人的自卑感奇重，什么都受得了，就是受不了批评，一旦被批评，立刻血海深仇。”悲乎！
龙应台认为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
这是不是跟教育也有关系？
龙应台也曾指出台湾封闭教育的弊端，是在生活上“抱着走”，在课业上“赶着走”，在思想训练上“骑着走”，牺牲学生自立自决、自治自律的能力。
为什么大陆与台湾有如此相似之处？我们的意识形态不是截然不同吗？是不是在教育文化基因方面，两岸也同一脐带，是同祖同根同源？
英国政治家格雷说过：“一个不能通晓伟大作家的伟大著作的人，总有一天会惭愧自己最了不起的想法或观念，不过是那些作家的牙慧而已。”
我想，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有那“总有一天”。因为既然“不能通晓”，也就无从发现，就不可能“会惭愧”。所以世上自以为最了不起的人，包括他们的信众，才会有那么多。
一个人在自己经营的文化空间里，能够收获多少快乐，而且是怎样的一种快乐？且看李清照的一段叙述——
“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犬马之上。”（《金石录·后序》）
易安所言，岂可以“痴迷”二字概之？此中有真意，欲道总难言。憾哉憾哉。
陆游诗曰：“浮生过六十，百念已颓然。独有枕书癖，犹同总角年。”
余仿其意亦得四句曰：“浮生近六十，七情已淡然。难易枕书癖，输与青少年。”
曾记1989年10月，五十而知天命之际，书有12字以自道自警：
淡泊 闲静 沉涵 养精 和气 敛神
汪曾祺说他小学上学途中，须经过大街小巷，放学回家常喜欢东看看，西看看，看各种店铺作坊，“这些店铺、这些手艺人使我深受感动，使我闻嗅到一种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
我觉得加在“生活气息”前的四个词，极耐寻味。那样亲切，那么精当、妥帖，富有韵味；相信只有汪先生才能看得真，感得到，说得出。
陶杰在《大作家的情色执照》里说，大作家有情色自由，小作者创作却没有色情的权利。他举了日本小说家渡边淳一的长篇小说《失乐园》的一段描写为例。该小说一出，港台评论家风靡地奉为极品，居然没有一个道学家大兴宣淫播亵的问罪之师。原来渡边淳一具有大学医科讲师的学术身份，中国读者对有学术成就的作家都额外地给予尊重，包括对《北回归线》的作者亨利·米勒或《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作者劳伦斯大表钦敬。
这是有道理的。比如有一些被认为不洁的词语，一般不宜写进作品，要写，也须换个较为婉转含蓄的代替之。然而在大人物的笔下，却无需禁忌，甚或还可谀为妙品，例如毛泽东词里的“不须放屁”，鲁迅之不避“性交”一词。不过，陶的说法似乎也有些片面，对于情色的描写，成熟的读者仍然会有所鉴别，从中不难读出作者意图之严肃与否、感情之真纯与否，并不是都只见色而不鉴情。同样，用词雅俗之辨，也需要观其大旨，同时也不妨联系作者的性格趣味而作客观评价。
林纾送其第六子林珣折扇之背面，有示儿格言云：“沉默寡言，是卫生第一法。”
琴南老人所谓“卫生”，盖指养生，甚至是修身法。但老人一生似乎并不默寡，而谆谆告诫子弟，乃寓有其人生历练之深慨焉耳。
南帆想象自己是一条蚯蚓，从这本书拱入那本书，寻找书籍之间种种通道，直至发现了一个足以让自己思想栖居的空间。
这个比喻极好。打通了知识学问，方是思想产生之土壤。光说是博览群书，学富五车，也仍可能示人以硕大的书橱，门面风光而已。
沙汀说过：“找故事容易，找细节难。”
不错。读文章也是。看出内容易，发现细节难。语文教学须在文本细读上下功夫，本乎此。
叶圣陶在《谈文章的修改》里说：“写文章就是说话，也就是想心思。思想，语言，文字，三样其实是一样。”“学习写作不单是在空白的稿纸上涂上一些字句，重要的还在乎学习思想。”
叶老在“三样其实是一样”中，强调的是思想，更准确地说，是“想”的重要性。只有想清楚，想通了，语言文字才得以赋形——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舒乙回忆1964年后老舍觉得慢慢被遗弃，其中包括人艺、青艺已不再找他写戏，与周恩来的联系明显减少。访日归来写了一篇很长的游记，竟然寄出后石沉大海，客人少，说话少，产量下降，尤其是当时北京市已确定两个“拔白旗”的对象，一个是焦菊隐，另一个就是他，且已内定为北京市最大的“反动权威”。那一年住院，没有一个朋友来探望。有一次文联组织人员深入基层搞创作，偏偏不理他。老舍回家后带着微笑，可是说得非常凄凉：“他们不晓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会写单弦，快板，当天晚上就能排——你看我多有用啊……”
我读至此，录至此，已泪眼模糊，竟不能书。（2001年2月24日18时）
冯骥才在答记者问时谈到怎样理解“读书”，他说：“文学艺术与科学不同，科学在否定中发展，文学艺术在区别中存在。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我们谁也不能推翻他们，我们只能写他们没有写过的东西，用他们没有用过的方式。我们大量读书的目的，就是让这些名著，让这些先贤智者逼着我们去建立自己，发现自己。多看一部书，知道这个世界又被谁多占了一部分，我应该在哪里立足。”
我认为这就是所谓完全主动的读书姿态，是把读书同样看作自己也投身进去的精神劳作，可以称为“贴紧的读”，是读你也读我，是千灯回照、物我交融。能够如此读书，收获必丰，尤其对于表达，必产生潜在的积极影响。
《文心雕龙》有这样几句话，可悟写作之繁简：“精论要语，极略之体；游心窜句，极繁之体。”游窜者，犹联想与想象也。不善此二者，则必流于繁冗芜杂，亦无体之可言。教中学生作文，可指导其适当写繁，令思维有所拓展，至于欲求精要，则非深思熟虑、文笔练达莫办，不宜强聒也。
孙绍振说：“想象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变异，也就是把表现对象变异为自己选择的意象。有了变异的意象才有可能寄托情感，并且加以美化的充分理由。”
是否可以说，不善于变异，就不可能想象？那么，变异又是靠的什么呢？变异也是可以训练的吗？
用极其简单的话，说极其复杂的理，人皆知极其不易。偶然见到适例，唯恐忘却，乃急索笔记之，例如——
◇西方文化的核心是基督教原罪精神：人本来是怎样的。东方文化的核心是儒家的思想：人应该是怎样的。
◇过去的时代是有爱而不敢做，当今的时代是敢做而没有爱（贾平凹）。
孙绍振说：“作文本来是一种个体的文化行为，要求从个体本身出发，在张扬基本个性的前提下，帮助每个人认识这个世界和自我，尽可能地成为一个拥有丰富文化资源和广阔精神自由的人，这才是我们的宗旨。”
这是强调作文与人的成长的关系。过去我们关注阅读对人的积极影响多，却甚少注意写作也可积累资源和丰富心灵。今天学校的作文教学，还只是处在学会表达的低级阶段，只有跨过了“怕写”的门槛，到达“乐写”的天地，始可与言文化资源与精神自由的话题。
英国19世纪大文人罗斯金在其名著《芝麻与百合》中说道：“一个人深有教养，并不一定懂得许多种语言，他也许只懂得本国语，只读过少数几本书。但是，但凡是他懂得的语言，他就懂得透彻；只要是他说得出的词儿，他就说得准确。总之，他掌握了这门语言的精髓。一目扫过，他就能辨别出种种词汇的差别，哪种具有真正来历和古代血统，哪种是现代俗物。”
我断不敢言已经掌握了汉语的精髓，但却大抵能够一目扫过，辨别出文字孰是高贵，孰是低俗。这大概就因为平时的读写，能自觉以准确透彻为自我期求。罗氏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理解与表达的标杆性的要求，值得记取和践行。
雨果的小说《九三年》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其结论是：“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的人道主义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