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茂荫，字椿年，号子怀，安徽歙县人。道光壬辰(公元1832年)进士，历仕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曾任监察御史、户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工部右侍郎和礼部右侍郎等职。在晚清吏治腐败的情况下，他算是官员中清正精干的一员。
据史载，王茂荫自幼刻苦好学，严于律己，为人也很忠厚。他“髫龄入塾，晨入暮归，或起稍迟，同学有先入塾者，其必哭泣自责”。长大后，与人论及处世，又常说：“凡人坏品行，损阴骘，都只在财利上，故做人须从取舍上起……有志者须极力持守，方可望将来有成。”
王茂荫居京做官数十年，一直保持着清俭朴约的作风。史书上说：他“携眷属至京师仅一年余耳，其余月日，皆孑身独处”。其间，在北京宣武门外有个歙县会馆，他将那儿当成了家。这种恬淡、寡欲的生活，是在朝大臣中罕见的。有关资料还载道：在他数十年的宦海生涯中，不但不贪不占，反而将自己的俸薪常常用以救助贫苦人，致使其“家未尝增一瓦一陇，粗衣粝食晏如也”。在故乡，他的家坐落在一条小弄堂里，门口只有两个石鼓，根本不像官家的住宅。直到他去世后，也只是遗下一个祖传的普通住宅。他的后裔们在当地无任何田产，不得不长期以变卖书籍为生。
也正因此，史学家缪荃孙在纂录《续碑传集》时说：“海内称大臣清直者，必曰王公。”
王茂荫刚正不阿。他平时关切时弊，在担任御史期间“忧时最切”，常常说些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当时，咸丰皇帝大部分时间携带嫔妃住在京郊圆明园，很少过问朝政，廷臣们也都不敢劝阻他。王茂荫却多次“犯颜谏劝”，直言不讳。有一次，咸丰帝又准备避开京城耳目，悄悄去圆明园。王茂荫听说后，立即写了一封名为《请暂缓临幸御园折》的奏章，说：“今日公私之困亦至极矣，此时惟闻圣躬忧勤节俭，尚可慰饥军。”咸丰帝发现他那“未成之事”竟被王茂荫“揭穿”，一气之下，亲笔批道：“道路传闻，率行入奏，殊非进言之道。王茂荫身任大员，不当之无据之词登诸奏牍，着交部议处，原折掷还！”
尽管如此，王茂荫仍不气馁。不久，他又针对咸丰帝拒谏而造成“臣下众口缄言”的局面，再次上书说：“前之言者见多，而今之言者则见少，盖臣下敬畏大威，非诱之使言，即多有不敢言者……臣等有难言之隐，盖慑于圣怒而见斥者。”好在这一次咸丰帝没有恼火，还装出了一副从善如流的样子，赞许他“持论切当，与朕心相符合”。实际上，这是因为太平天国的义军已席卷了南方多省，咸丰帝基于“时事危急”，不得不敛容止怒而已。
王茂荫在道光朝曾任户部司员。他见清政府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遂“历考古来圜法利弊，悉心研究，积思十余年”，并于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向政府提出了《条议钞法折》，希望进行货币改革，以便有所补救。咸丰帝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采纳了他的建议，并擢升他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成为清政府财政和货币事务的主管官员之一。
按照王茂荫的方案，是由政府发行一种由银号出资替政府负兑现责任的纸币，并要“先求无累于民，而后求有益于国”，意思是：要严格防止通货膨胀。但在实际运行中，朝廷却不顾他的本意，不考虑商人和一般老百姓的利益，也违背了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只求如何缓和政府的财政危机，减轻政府眼前的负担。结果，由于大量印发钞票，出现了王茂荫一开始就担心的货币膨胀。
其间，为及时扭转时局，王茂荫也提出过不少好的意见和建议，但一个也没有被采纳。相反，一些王公大臣还将货币改革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统统加在了王茂荫头上。刚愎自用的咸丰帝也将王茂荫一顿怒斥，随后将他调离户部。
王茂荫遭此打击，心情十分郁闷。虽然不少知己对他予以同情，但更多的是看风使舵的小人说他“咎由自取”。他迫于当时的形势和自己的境遇，于咸丰八年引疾以退，移寓于广渠门玉清观外一处小房子里。
咸丰死后，慈禧太后与议政王奕主持朝政。他们为了安定局面并美化自己，陆续起用了一批颇负盛名的先朝老臣。由于王茂荫素以“志虑忠纯，直言敢谏”著称，遂被任命为都察院左侍郎御史，第二年又调补吏部右侍郎。可是，王茂荫却因长期积虑成疾，身心俱惫，在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病故。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王茂荫当年的货币改革方案却被俄国使节传到欧洲，引起了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的高度重视。马克思在其《资本论》的一个附注中写道：“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饬。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可是，王茂荫不但是《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而且受到了马克思的密切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