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科多步入军界和政坛，并青云直上，多半是由于他的祖辈、父辈对清廷的莫大功绩与尊荣，以及他同康熙间的至亲关系等因素所促成的。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隆科多被任命为一等侍卫，不久又擢銮仪使兼正蓝旗蒙古副都统。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又兼任镶白旗汉军副都统。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因其部属违法妄行，被康熙发现，谕责隆科多不实心办事，革除其副都统、銮仪使之职，仍任一等侍卫。
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隆科多又突然升迁，被授为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三营统领，开始掌握军权。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十一月，任理藩院尚书，仍管步军统领事务。
康熙晚年，诸皇子之间争夺储位斗争激烈。隆科多本来“与大阿哥相善，人皆知之”。后来，他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竭力同日益受宠的胤禛拉关系。而急欲登皇位的胤禛看到隆科多握有军权，就设法同他暗相勾结。在这种情况下，隆科多同胤禛的关系空前密切，成为当时清朝政局颇为关键的两个人物。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月，隆科多奉旨同胤禛一道清查通州(今北京通县)各个粮仓，以防不敷和霉烂。十一月，康熙病重，隆科多奉命侍疾御榻前。康熙在畅春园死后，隆科多宣读“遗诏”，由胤禛即帝位。胤禛正在痛哭之时，隆科多又提醒他说：“大行皇帝深惟大计，付授鸿基，宜先定大事，方可办理一切丧仪。”于是，胤禛决定护送其父遗体进城，令隆科多，允祥负责备仪卫、清御道。他还命隆科多率军警卫京城，关闭九门6天，“诸王非传令旨不得进”大内，以防允禩集团乘机捣乱。胤禛实施的这些保安措施，遏止了朝廷内部可能发生的政治变故，而在这当中，隆科多立下了汗马功劳。从此，隆科多成为新政权的核心人物。康熙去世不久，胤禛就任命他为总理事务大臣之一，把其父在第一次废太子中获罪失去的一等公爵衔赏给隆科多，并称隆科多为舅舅，这是异乎寻常的。显然，胤禛是把封爵、尊称和总理事务大臣三个头衔作为对隆科多扈翼登基之功的酬谢。同年十二月，又以隆科多在办理康熙殡葬事务中“克殚悃诚”，“诸事允当”，赏给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让其长子岳兴阿袭，次子玉柱出侍卫擢銮仪卫銮仪使。后又任命他为吏部尚书，仍兼步军统领。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隆科多奉命主持会考府事务，专司各省奏销钱粮。三月，命加太保。四月，雍正亲赐隆科多“世笃忠贞”的御书匾额。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隆科多被任命为撰修《圣祖仁皇帝实录》总裁宫、撰修《大清会典》总裁官和《明史》监修总裁官。六月，他又奉命兼管理藩院事务，并受赐双眼孔雀翎、四团龙补服、黄带及鞍马紫辔。至此，隆科多得到朝廷的重用和恩荣达于极点，被雍正称赞为“此人真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
雍正即位初期，政局不稳，他劝谕隆科多和年羹尧这两个左右手同舟共济，内外鼎助。为了实现这个图谋，他甚至自行做主，把内弟年羹尧的长子年熙过给隆科多做儿子。其实，隆科多已有两个儿子，但能得到皇上的非同小可的恩赏，他感到万分欣喜，说自己命中该有三个儿子，这第三子即如同上天所给。随后，他将年熙更名为得住，并向雍正发誓，一定会同年羹尧亲密共事。
然而，对隆科多和年羹尧这二人来说，权重必擅，赏多必骄。隆科多自恃有功，在朝廷内部专横跋扈，揽权逐利。如在吏部，司官对他“莫敢仰视”，唯命是从。他所经办的铨选，人们称之为“终选”。在诸王面前，他傲慢无礼。有一天，皇十七子允礼进宫，隆科多碰见了，他不按规矩跪一脚问安，仅起立表示致敬。允礼当时也不敢得罪于他，遂向他欠身而过。这时的隆科多变得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同年十一月，雍正已察觉隆科多这方面的问题，他在河道总督齐苏勒的奏折上密谕：“近日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福、揽权势光景，若不防微杜渐，此二臣将来必至不能保全，尔等皆当疏远之。”
隆科多虽专擅逞威，但颇有心计。他预料到自己的权位并不稳固，因而在许多事情上都留了后路。他很早就把财物转移到各亲友家中，以防雍正抄家。他参与了雍正的夺储阴谋，意识到皇上迟早会除掉自己。他借诸葛亮的“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来抒发自己的恐惧心情。他担心权位过重，会引起雍正的疑忌，于是主动提出辞掉步军统领之职。
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起，隆科多开始失宠，被解除步军统领之职。五月，他同年羹尧一起，遭到雍正的谴责：“朕御极之始，将隆科多、年羹尧寄以心膂，毫无猜防，所以作其公忠，期其报效。孰知朕视为一德，伊等竟怀二心，朕予以宠荣，伊等乃幸为邀结，招揽纳贿，擅作威福，敢于欺罔，忍于背负，几致陷朕于不明。朕恨辨之不早，宠之太过，愧悔交集，竟无辞以谢天下，只有自咎而已。朕今于隆科多、年羹尧但解其权柄，不加刑诛者，正以彼等之妄谬，皆由朕之信任太过，是以惟有自责，而于伊等一概从宽也。自今以后，既觉其奸伪，晓谕众知，不复信任，假以要权。”并警告其党羽，应与他俩划清界限，断绝联系。六月，雍正又以其子玉柱行为卑劣，命革銮仪使等职，交隆科多管束。接着，又以隆科多徇庇年羹尧之罪和议叙银库各员不从公商酌为由，令交都察院严加议处。都察院奏议革去隆科多一等公爵，但雍正不同意，命削其太保衔及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并命往甘肃阿兰善等处修理城池，开垦荒地。
雍正对此安置还不放心，又特意谕示凉州总兵宋可进予以监视，叫他与隆“相见时不须丝毫致敬尽礼”。七月，雍正下令把过去赏赐给隆科多的黄带、紫扯手、双眼翎和四团龙等物俱收回，不准使用。显然，雍正这时不仅不信任隆科多，而且将他看成是诳君背主、植党擅权的大奸臣。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隆科多被罚往新疆阿尔泰岭，同策妄阿拉布坦议定准噶尔和喀尔喀游牧地界，事毕后再同预计前来的俄国使臣会议划定两国疆界。雍正严厉指出：“此事隆科多非不能办者，伊若实心任事，恩盖前愆，朕必宽宥其罪，若心怀叵测，思欲愤事，所定边界，不合机宜，于策妄阿喇布坦、鄂(俄)罗斯地方生事，朕必将伊治罪。”而后，又命刑部审问隆科多的家仆王五、牛伦。他们供出了隆接受年羹尧、满保等多人礼物的情形。二月，隆科多奏称：“臣等验看宁夏贺兰山前，摇汉拖辉至石嘴子等处宽阔一百里，旷野而平，其土肥润，秆种俱皆发生，其地尚暖，易于引水……若修造渠坝及放水之闸，两岸可以耕种万顷地亩。”议政王大臣奏交大理寺卿通智同岳钟琪商酌办理，谕从其议。随后，兵民前往开垦，并在新开发区设立新渠县。
这说明隆科多在遭到遣戍之后，依然忠于朝廷。五月，礼部侍郎查嗣庭因文字狱被戮尸枭示，隆科多以荐举罪受到牵连，但“每奉密旨诰问，俱不吐实”。与此同时，雍正还谴责隆科多和允禩的同伙阿灵阿、揆叙等人互相党附，邀结人心。八月，隆科多同散秩大臣四格在恰克图与沙俄代表萨瓦·务拉底恩拉维茨会面。在谈判中，他能坚持正确立场，坚决要求沙皇政府归还被其侵占的中国大片领土。
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宗人府参劾辅国公阿布兰私将皇室玉牒缮本交给隆科多，收藏在家。阿布兰被革去公爵，并圈禁家中，旨令隆科多将情由回奏。六月，议政王大臣等议奏：“隆科多私抄玉牒，存贮家中，及降旨询问，又不据实具奏，应俟办完鄂罗斯疆界事件，将伊革职，拿问治罪。”雍正针对此事，怒斥隆科多说：“从前差隆科多前去，并非不得其人，以其能办理而使之也。鄂罗斯事件最易料理，特给伊效力之路，以赎罪耳。及隆科多去后，看其陈奏一应事件，不但不稍改伊之凶心逆行，且并不承认过失，而举动狂悖，全无愧惧，将朕降旨行文查问之事隐匿巧饰，无一诚实之语。伊既不实心效力，则留伊在彼，反致妄行搅扰，毫无裨益，可将隆科多调回，令其速来，未到京以前，尔等请旨，鄂罗斯边疆等事，著克什图前往，与四格、图理琛办理。”旋以大不敬罪，革去隆科多一等公爵，命其弟庆复袭替。
十月，顺承郡王锡保等遵旨审奏隆科多罪案，列举他犯大不敬之罪有5，欺罔之罪有4，紊乱朝政之罪有3，奸党之罪有6，不法之罪有7，贪婪之罪有16，共计41条大罪。在大不敬的罪状中，除私抄私藏玉牒外，还说他把康熙赐给他的御书贴在厢房，视为玩具。又说皇上赏给他3000两银子，令他修理公主坟墓，但他拖至3年，竟然不修理。在欺罔罪状中，谈到他在康熙去世的那天，他并未在御榻前，亦未派出近御之人，但他却“诡称伊身曾带匕首，以防不测”，又“狂言妄奏，提督之权甚大，一呼可聚2万兵”。在祭祀时，他“做有刺客之状，故将坛庙桌下搜查”。在紊乱罪状中有：他在“皇上谒陵之日，妄奏诸王心变”，又“妄奏调取年羹尧来京，必生事端”，“妄奏举国之人，俱不可信”。在奸党罪状中，说他交结阿灵阿、揆叙以及保奏大逆之点嗣庭。在不法罪状中，说他“任吏部尚书时，所办铨选官员皆自称为佟选”，指控他纵容家人，勒索财物，包揽招摇，肆行无忌。在贪婪罪状中，列举了他接受贿赂的名单和银数，纳贿银多达50多万两。雍正览奏，谕诸王大臣等曰：“隆科多所犯41款重罪，实不容诛。但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诸兄弟及隆科多入见，面降谕旨，以大统付朕，是大臣之内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今因罪诛戮，虽于国法允当，而朕心则有所不忍。”在这种情况下，雍正免其正法，命于畅春园外附近造屋三间，把隆科多永远禁锢在那里，以恕背恩之罪。他的财产被全部用于抵赔追赃，长子岳兴阿被革职，次子玉柱被发往黑龙江当差。就这样，盛极一时的显宦之家，最终毁于一旦。隆科多悲愤至极，翌年死于禁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