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劝他，奏折中的措词是否需要修改一下？吴可读的犟脾气犯了，九头牛也拉不回头，大声争辩道：“不改，一个字也不改！”奏折送进宫殿，同治皇帝初解文字，上朝理政见到了这种顶撞词句，不由得勃然大怒，将奏折往案上一扔，愤恨地说：“吴可读吊什么书袋，还拿宋代名臣自比，分明是欺负朕，这人不是要死吗？朕成全他就是了。”同治皇帝这年18岁，正值少年意气风发的年龄，犯起犟脾气来，并不比平头百姓差，不管周围大臣如何苦劝，都坚持非要吴可读的脑袋不可。
圣意已定，交发军机处议处，也只是例行公事罢了。结果出来了，吴可读获罪，竟与成禄定罪为同一天，这颇具有讽刺意味。不过，因为慈禧太后及时发了句话：“不要定他的死罪，杀言官是亡国之象”，吴可读这才没有丢脑袋。他所受的处分为“降三级调用”，一时无官可补，应左宗棠之聘请，回到家乡甘肃主持兰山书院。
先是情场失意，接着是官场倒霉，吴可读心情灰暗如晦，感觉把世事全看透了。兰山书院设立在兰州南府街，明朝时曾是肃王的园林红花园，雍正十三年（1735）改为了省立兰山书院。到了晚上，静寂中透出几分肃杀之气。一灯如豆，更显冷清孤寂，去意徘徊的吴可读面对窗外星斗，提笔写了一封遗书：“我家谱自前明始迁祖以来，三百载椒房之亲，二百年耕读之家，十八代忠厚之泽，七十岁清白之身。我少好游荡，作狎邪游，然从无疑我大节之有亏者……”悲愤之情跃然纸上，不禁滴下了几颗伤心的眼泪。
遗书写好了，只等一个机会，让这一死成为千古绝唱。光绪元年（1875）元月，同治皇帝驾崩，朝廷大赦天下，因为谏言获罪的官员，都免除了处分。吴可读也起复再用，授官为吏部稽勋司主事。
同治皇帝死时无后，慈禧太后立醇亲王之子载湉继位，以继续保持垂帘听政的格局。朝中大臣反应强烈，认为慈禧不为穆宗立嗣，终归是朝廷的一个隐患，深以为忧。吴可读的戆劲此时又上来了，拟了一道奏折，直率表达了这一意思。为穆宗争立嗣，吴可读不惜死谏，这份感情今人恐怕难以理解，正如一句诗所形容的：“马蹄践踏了鲜花，鲜花依然抱着马蹄狂吻。”奏折拟好后，拿给知己好友去看，对方皱起眉头劝阻他说：“立言贵乎有用，如今穆宗刚逝，新君继位，眼下情形纷乱，流言甚多，还是先看看再奏吧。”吴可读想了一想，自己才脱离罪臣身份，上这样的奏折只怕真是不妥。
穆宗大葬之期，吴可读主动请缨，愿意作为“随扈行礼官员”，前往陵园所在的蓟州。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差使，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有人甚至猜疑，吴可读最近几年待在穷山沟里苦惯了，只怕他主动请缨是为了捞几个车马费。到了蓟州，吴可读住在三义庙内，原来预备自缢而死，以白绫书联一幅，文曰：“九重懿德双慈圣，千古忠魂一惠陵”，用以结环。但三义庙破败简陋，梁木已朽，恐怕不堪承受他的体重，于是改了服毒自尽。
吴可读死谏，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在吴可读留下的密折中，指出两宫太后为咸丰帝立子而没有为同治帝立嗣，是一误再误。明眼人一眼都能看出，密折隐含有不满两宫太后破坏清朝祖制的意味，此处两宫太后实指慈禧，能大胆站出来指责慈禧的，恐怕也只有吴可读一人。朝野上下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铁腕女人慈禧，在清朝祖制和群臣众议面前也感到了压力，像一道密布的雾幔，她于无形中感到了一种心虚。
吴可读以死相谏，暗中隐含有发难的意味，慈禧没有简单压制，而是发下一道懿旨，指出吴可读的密折并无新意，其中的那些话，她以前在懿旨中都已经说过了，吴只是老调重弹。慈禧下令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大学士等人讨论吴可读的密折，意欲借众人之口为自己辩护。果然，诸位王公大臣很配合，礼亲王世铎奏，吴可读对慈禧以前的懿旨未能细心仰体，其实吴折中所要求的做法，以前的懿旨早已指明了，吴可读的奏折纯属妄议，毋庸置疑，不必理会。大学士徐桐、翁同和、潘祖荫奏，吴可读的死谏是在破坏祖宗家法。
看过这些奏折，慈禧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不过她还要看看，那些向来以敢于直言著称的清流党，对吴可读的死谏是什么意见。其实，清流党弹劾朝中大臣，也并不是胡乱弹劾一气，在节骨眼上，还得看慈禧的脸色行事。以前慈禧提倡疏通言路，清流党的笔便横冲直撞，万里驰骋；这会儿慈禧有收敛的意思，清流党就得俯首帖耳，小心从事了。张之洞、黄体芳、张佩纶、宝廷等几个凑在一起进行讨论，向来精于官宦之道的张之洞先开了口：“我看太后将吴可读密折发下来讨论的目的，是要发动王公大臣为她解围，同时也正好检验每个人的态度。”黄体芳点头应道：“香涛说得正是。因此咱们这个奏折更要仔细斟酌，只能分忧，不可添乱。”过了几天，清流党众人都纷纷上了折子，其中以宝廷的奏折剖析得最为透彻，这个名叫宝廷的黄代子（旗人），就是下一节将要出场的主要人物。
吴可读死谏事件发生后，李鸿章曾专门给朝廷上了“吴可读建专祠片”，吴可读死前只是个六品官（吏部主事），竟被清廷重臣李鸿章如此看重，可见这件事不一般。精通权谋的慈禧顺应群臣呼声，向世人展示了她的“大度”，发了一道懿旨：吴可读以死谏言，孤忠可悯，破例给予五品官例议恤的礼遇。至于李鸿章为吴可读“建专祠”奏片，慈禧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后来蓟州士民自发募捐，出资出力为吴可读建这座专祠，慈禧太后心领神会，准如所请，也算是安抚了一下人心。
女人不是祸水
满族第一诗人宝廷，曾在疏文中以家犬自喻：“窃思人家之畜犬也，取其吠也。有善吠者，见影则吠，闻声则吠，其轻于吠也，固足取厌。而揆其心，无非护主而已。”其实何止宝廷，清流党又何尝不是清廷的看家狗？慈禧太后对这些看家狗，刚开始时是奖赏，等清流党势力坐大，又改变态度为提防。主子不再赏识，清流党失势也就成了必然。清流党人身在官场，一个个练就了灵敏的政治嗅觉，预感到了前景不妙，不得不有所收敛，缩头避祸。这其中，尤以宝廷的避祸方式最为独特：在一次奉命南下典试途中，娶江山船妓为妾，然后自劾去职，飘然离开了官场。这件事是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也成为晚清官场广为传颂的一则趣闻轶事。
宝廷（1840~1890），字少溪，号竹坡，晚年号偶斋，满洲镶蓝旗人，清宗室，为郑献亲王济尔哈朗八世孙。济尔哈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侄子，与皇太极是堂兄弟。在清军围攻锦州的战斗中，济尔哈朗与13万明军主力决战松山，收降祖大寿，生擒洪承畴，南下山海关，继而平定江南，定鼎中原，立下了赫赫战功。
有如此显赫的家族，宝廷的日子却过得并不风光。8岁那年，官任翰林院侍讲的父亲被罢职，家道中落。至于丢掉官帽子的原因，因为史料缺乏，不得而知。宝廷的少年时代，一大半时间都是在姑母家度过的。咸丰八年（1858），宝廷年满19岁，初次应试科举，落榜不中。这之后的10年是宝廷一生中最为刻骨铭心的落魄穷困时期，由威名赫赫的王公贵族子弟，沦为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看尽人间世态炎凉、人情冷暖，饱尝白眼与屈辱。“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语）宝廷之子寿富为先父撰写的年谱中，记录了宝廷当时的情景：“家业荡然，僮仆尽去，公乃自操洒扫之事。”
咸丰十年（1860），宝廷21岁，完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桩婚姻大事。妻子乃其母那拉氏从弟连介山之次女，连介山是供职于东北边域的一名小吏，家境同样贫穷困顿，婚礼也没有多讲究，办得简陋潦草。据《年谱》载，婚礼多亏了宝廷的两个好友宜少耕、冯锡芳，一个典当了衣服，置办了几桌酒菜；另一个领来了吹鼓手戏班子，通宵唱了一出戏，才不至于太过冷清。婚后第二年，宝廷生有一女，名新篁，不幸早夭。次年又生一女，名筍卿，不久又复夭折。一篁一筍，命名均与“竹坡”有关，遗憾天公不公，二女均未能长大成人，宝廷心情之哀伤苦闷，可想而知。据校点《偶斋诗草》的聂世美先生分析，二女早夭的原因，恐怕与穷困的生活环境有关，对宝廷心理上的打击也很大，因此，宝廷日后所生二子，一名寿富，一名富寿，实际上是他多年来忧穷惧殀之心理反应。既得长寿，又得富贵，在宝廷看来，实在是人生理想圆满之结局。
同治七年（1868），宝廷29岁，再次应试，终于荣登金榜。这年新科状元是洪钧，宝廷是进士第六名，满清宗室子弟，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也属不易。从此，开始了他的宦海沉浮生涯。先是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散馆，被授予翰林院侍讲，可谓子承父业。这之后宝廷忽然官运亨通，担任过詹事府少詹事、文渊阁直阁事、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等，在十年不到的时间里，从七品的翰林院编修升为二品大吏，由一般文学侍从的角色转变成有一定实际权力和影响的大臣。
吴可读死谏事件，是宝廷宦途升迁中的一个转折点。吴可读死后，其密折交发大臣们讨论，那次宝廷所上的奏折过于戆直，无意中有所冒犯，慈禧太后当时没说什么，过后却给了宝廷一双小鞋，翰詹大考，宝廷竟被左迁（降职）了一次，他有诗纪其事，却以戏笔出之。诗云：“老娘三十倒绷儿，献赋金銮色忸怩；中允左迁天有意，小臣诗笔近王维。”
诗句中，虽说是以达观的态度自嘲，却也掩不住内心深处的感伤。清流党开始走下坡路，“牛角”“牛腿”“牛肚”“牛尾”官场受阻，纷纷走起了霉运。想想这还算小事，但政坛污秽，宦海险恶，万一哪天玩丢了官帽子，还玩丢了脑袋，那才真是悔之晚矣！
要想求隐避祸，就得提早预防。
光绪八年（1882），宝廷接到了一个美差：以礼部侍郞身份出任福建主考官。关于宝廷这一路上的风流韵事，晚清才子曾朴在《孽海花》中有精妙细致的描述，《孽海花》虽是小说，但其中的情节都还是有根据的。
宝廷从京城出发，途经江南，山川秀丽妖娆，满目望去，湖光山色中点缀几个俏丽佳人，既养眼又养心。行至浙江，面前突兀多了钱塘江。江上有一种船，叫做江山船。这船上的船娘，都是十七八岁的娇艳女子，名为船户的眷属，实是客商的钓饵。江湖上知道些规矩的，高兴起来，也同苏州、无锡的花船一样，摆酒叫局，消遣旅途中的寂寞，花费些缠头钱就完事。若碰到公子哥儿懵懂货，那就成百上千地敲竹杠了。做这门生意的都是江边人，只有九个姓，而他姓是不能去抢的，所以又叫“江山九姓船”。
宝廷吩咐订了一条大船。那船很是宽敞，一个中舱有一丈多大，炕床桌椅，铺设得整齐洁净，宝廷上得船来，周遭看了一遍，心中十分惬意。船户见船上载着个京城来的大人物，自然格外巴结，一会儿上茶，一会儿拿点心，往来不息。宝廷正欣赏江上美景，一把香喷喷的热毛巾又递过来，更是感到心旷神怡。
开了船，行不多远，宝廷从船舱里走出来，让管家吊起蕉叶窗，端来一把椅子，靠在短栏上看江上野景。正在出神，忽地有一样东西朝他打来，回头一看，船舱门口坐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低着头，正在那儿剥橘子吃，纤纤细手，将剥出的橘子皮随手四处扔，有一块正好打在了宝廷的脸上。宝廷是有名的风流种子，见到模样俏俊的女子，哪还好生气发作？远远望去，那女子越发显得娇滴滴，阳光投射在她身上，耀花了人的眼睛，宝廷从船板上拾起那块橘皮，照着她身上打去，打了个正着，宝廷想看她如何反应，这里从船舱后边传来一个老婆子的声音，一迭声地叫着“珠儿”，那女子答应着，站起身来，拍拍身上，临走却回过头来，对宝廷嫣然地笑了一笑，飞也似的往后舱去了。
稳坐满族第一诗人交椅的宝廷，一生都对女人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曾写诗吟道：“我性素放荡，风月劳心神。”又有诗吟道：“微臣好色原天性，只爱娥眉不爱官。”其时宝廷家庭之中，除了元配夫人那拉氏（连介山的女儿）外，还娶有好几位姨太太，分别是李氏、胡氏和盛氏。他为这些妻妾能始终不渝地忠诚于自己而感到自豪，在一首诗的序言中，宝廷曾不无得意地夫子自道云：“余亦有数妾，罢官今五载矣，尚无一去者，颇足傲坡公。”这里需要作点解释，当年苏东坡被谪贬海南，唯一跟随他去海南的只有红粉知己朝云一人，余妾皆星散云飞。
宝廷风流好色，对南国胭脂兴致尤其浓，同治十二年（1873），他主持浙江乡试时，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一件事，而那次的艳遇是以喜剧形式告终的：当时他买了一位被浙江人称为“花蒲鞋头船娘”的女子为妾，返回京城时，为避免张扬，便自己先一步回京，安排美妾另由水路赴京，宝廷在京城等候。谁知道宝廷安顿好了以后，再用车马去潞河边迎接美妾时，只见满目烟光，逝水悠悠，哪里还有船娘的影子？这件事在京城被传为笑谈，闹得他很没有面子。
有了上回的教训，宝廷学乖了，为防止闹剧重演，他坚持要与这名女子同行归京。但是这样一来，保险是保险了，却惹得路人侧目，朝野皆知，最终引出了大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