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钱文忠
老天赐其独厚，不仅给了赵元任从事语言学研究和音乐创作所必需的“机官”（胡适语）以及超凡脱俗的天分，还使得他享天年，而且给了他同时代人无法企及的机遇，三十三岁即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列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在故国陷于战乱、疯狂之时，又迫使他远渡重洋，在世界一流学府中治学著述、授业解惑。因此，赵元任八十九岁的一生在很大程度是如意遂愿、平静安稳的，绝非乱世苟活。
这些当然都是值得羡慕的。不过，在凡夫俗子如我看来，实在是可遇不可求，过于高远了。我羡慕的倒是赵元任顺由其“滑稽生性”（胡适语），怀着“女人对男人的爱”（指对于学术的兴趣，赵元任自己的比喻）和“男人对女人的爱”（指对于艺术的兴趣），终其一生乐此不疲，以学术为志业。“玩”和“学问”两不耽误，相得益彰。语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赵元任就是“乐之者”。可以说，赵元任才是真正达到了“玩学问”的境界。与此相比，时下强作潇洒自居“玩学问”的学人，至多不过是叫花子过年——穷开心或苦中作乐——罢了；至于那些以为学问谁都配玩的学术票友之流，那更是东施效颦，不堪与语了。
“巴黎夫浪色”
1926年，时年三十七岁的赵元任在《清华校刊》发表了十八条格言体的《语条儿》，其中有：“‘例如’没有预备好，别先发议论。”“长者教，不可违”。需要说明的是，首先，例子都出自赵元任的女公子赵新那、女婿黄培云所编《赵元任年谱》；其次，除了实在有趣的几个例子，其余都取与赵元任的学术兴趣发展有关，且有一以贯之的脉络可寻者。
赵元任十三岁时，为了使人听不懂，先是用反切说话，后来更进一步，倒转反切。后来，倒转说话不仅是他多次表演的拿手节目，而且还成了他学术研究的课题，并有论文发表。再例如，赵元任从小就将英文字缩略，自创一套速写方法。十五岁时某日日记有：“bklawd2pg”，意思是“书大字二页”（book large word 2 page）。不中不洋，别人自然莫名其妙，时间一长，发明者本人也未必搞得明白。这种创造性缩略的方法，赵元任后来使用得不少。多年前，美国费城大学著名汉学家梅维恒教授曾惠赐“Chinoperl”（中国演唱文学：Chinese Oral and Performing Literature）一册，当时就对这个别出心裁的创造性缩略佩服得五体投地。读了《年谱》才知道，这个电脑拒绝承认，必定用红色纠错线标出的“英文字”乃是赵元任在1969年提议的。还有纯粹的创造。洋人原不知中国烹调之“炒”为何物，“stir frying”就是赵元任夫妇发明，教给洋人的。电脑也不认，洋人可是经常要用。赵元任是著名的翻译家，曾经写有专文讨论翻译的信达雅问题，所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早已脍炙人口。他对翻译的关注是随时随地的。有些译法很出人意表，如一直将“亲爱的”音译作“迪呀”，将法语的“你会说法语吗？”（Plarlez vous francaise）音译成“巴黎夫浪色”，更是令人不由地发笑。
“Sh sh shī sh sh shī shǐ”
对语言文字，赵元任的确妙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比如，在《国语留声片课本》第七课中用“荤油炒菜吃”“偷尝两块肉”为例来说明“五字五声”，妥帖之余，妙趣横生。堪称“玩学问”之妙注。但是，以赵元任之好玩，出神入化偶尔也会变成“入神出化”。兹举两例。赵夫人杨步伟的《中国食谱》在美国是颇为畅销的。出版前先由女儿英译，赵元任嫌译得太单调，接管了翻译工作。技痒难耐，在“炒鸡蛋”这道菜下用英文加了个注：“当两个蛋碰撞时，由于只有一个蛋撞碎，因此需要取第七个蛋来敲碎第六个蛋。如果，这也是很可能发生的事，第七个蛋先被敲碎而不是第六个时，最简便的方法就是用第七个蛋而把第六个蛋放回去。另一个办法就是先不确认蛋的顺序，而是把第五个蛋以后被敲碎的那个蛋定义为第六个蛋。”英文更妙。结果当然是被“解除”翻译职务。另一个例子是，1952年，赵元任用准同音异形字写成得意之作《石室诗士食狮史》，意犹未尽，四年后又成两篇《忆漪姨医疫》《记饥鸡集机脊》，在语言学界常被引用。第一篇还被《大英百科全书》收集在有关中国语文项内。众所周知，赵元任参与倡导并且一贯支持汉语（罗马字）拼音化，而上述三篇戏作倘若拼音化，如果不计四声音调符号，都只需要、只能够用一个拼音，分别是“shi”“yi”“ji”，却正反映了汉语不同于拼音文字，因而难于拼音化的特点。这和自己的一贯立场完全相悖，而且替汉语拼音化的反对者提供了他们自己未必想得出来的绝妙佳例。看来是玩的成分居多了。
“该笑的地方都笑了”
赵元任的漫长一生就是这样任由其自然天性，在亲密和睦的家庭里生活，在相对公平的环境中工作，两者水乳交融，走着以学术为志业的道路，创造着自己的命运。“平常总是笑眯眯的”（赵元任长女如兰语）。愉快的笑并非只是点缀，而是他生命的基调和主旋律。
很久以来，我一直有个疑问，赵元任难道就只有笑没有哭吗？翻遍厚达近六百页，长达近四十五万字的《年谱》，似乎也只有两处提到赵元任“哭了”。一处是1949年2月2日，“拟祭萨（本栋）文稿写哭了”。如果说这次哭还仅仅是有关私人交谊的个人感情的流露，那么，另外一次恐怕就是那一代的学人在所难免，共同的悲情宣泄了。事在1956年（时年64岁）：“5月2日，拟灌制《长恨歌》与《琵琶行》录音带，几次试诵，总以情不自禁，泣不成声，不能卒读而告终。最后只得改录其他一些短诗。”日记载：“下午灌唐诗，练长恨歌琵琶行，老哭，只好灌了几个短的。”看到这段催人泪下的文字，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和赵元任同时代的许多学人，如陈寅恪、汤用彤、吴宓，等等。培云注：“通过此事，可以略见元任先生对中国古文化感受之深，感情之丰富，亦难免有天涯沦落之感。”真可谓知言。赵元任的一生基本过的是象牙塔式的学院生活，表面上看来好像不食人间烟火，实际上他的“人生观是入世的”（如兰对其父一生的总结）。实则那一代的学人都是入世的，而其入世背后的真精神就是这种未必流露，却又是无法克制更无法消灭的文化悲情。
1945年，赵元任作为美国语言学会主席致辞，一如既往的幽默风趣，照例十分注意别人的反应，是否都笑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得意地写道：“got the laughs where intended”（该笑的地方都笑了）。我想，这也是对赵元任一生最好的总结了——“该笑的地方都笑了”。
许多年以前，我在海淀的一个冷摊上意外地买到过一本《现代吴语的研究》初刊本，封面上有赵元任亲笔题签：“八勒佗叔叔格。”封底有这位叔叔的铅笔题记“时元任侄将赴粤调查也”，其名“忍林”。而今思人思书，真是哭也未必，笑也无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