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南方，章太炎也多有批评，希望南方还是要采用和平方式，不要擅自用兵。当然，不管怎么说，南方毕竟处在在野弱势地位，章太炎的批评矛头主要还是对着北方，想法运动各方面力量迫使袁世凯下野，善良期待以袁世凯下台换取大局和平。
章太炎的思路或许是一个解决方向。如果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遇到宋教仁案这样一时说不清道不明的突发事件，涉嫌行政负责人或许会自动辞职，化解危机。政治家就是要有政治家的担当。然而在一个刚刚走上民主道路的中国，袁世凯自信宋案和他无关，因而没有辞职的必要。仅仅为了避嫌，他周围的那些既得利益者无论如何不会让袁世凯这样做。于是和平的劝说不可能实现，要想实现这个思路，还必须另想办法。
在当时的政治领袖中，袁世凯既然不行了，孙中山也不在章太炎考虑范围，能被他看上眼的，也就只有一直居住在武昌的副总统黎元洪了。于是章太炎从上海专程前往武昌，希望黎元洪能够以廓然大公之心，出面参与竞争大总统，以此拯救国家危亡，拯救刚刚诞生的共和国。
黎元洪在人品上或许像章太炎所恭维的那样，为一忠厚长者。然而，正因为这个品格，黎元洪清楚知道自己根本不是袁世凯的对手，尽管章太炎在武昌盘桓了二十多天，说了很多话，但黎元洪始终不敢就此明确表态。即便被逼到最后，黎元洪也只是建议章太炎不妨趁着进京接受“勋二位”（袁世凯给“有功民国”的人物授勋，分为六等）的机会劝劝袁世凯，袁公如果能够听进去谏劝，也就不必大事更张，另选总统了；假如袁公执意不听，那就再按章太炎意思办。
有了黎元洪这个态度，章太炎于5月28日抵达北京，准备近距离观察袁世凯的态度，也准备正面尝试着调解南北纷争。在与袁世凯会面或面向报界时，章太炎一再强调南北纷争更多的来自误会，南方国民党、孙中山对政府施政方针有所不满，但绝对不是截然反对，更不是谋反叛乱。这是站在南方立场上说给袁世凯听。
至于政府施政方针和施政效果，章太炎认为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不应回避。政府将内部纷争作为敌对势力去打压，甚至准备用武力去对付，去剿灭，显然是不对的。章太炎指出，袁大总统的长处在军事、外交两个方面，政府应该在这两个方面多用力，要用武力去抵御沙俄对外蒙古的威胁，要用外交去维系外蒙古不被沙俄所掠取所断送。
在北京的那些天，章太炎日趋失望，他越来越觉得南北纷争和平解决的可能性相当渺茫。对于北方，对于袁世凯，章太炎觉得只有任其跳梁，终将自杀，有个三五年时间，或许能够从黑暗到光明；对于南方国民党人，章太炎有了更多期待，希望他们团结起来，合力监督政府，或者将南方各省打碎打烂，让黑暗到极端，或许由此能够打破僵局，出现新机。
历史发展被章太炎不幸而言中。袁世凯自以为不是宋案主谋，自以为居于道义和正当，所以面对南方反对，不愿妥协，不愿让步，反而步步紧逼，挑起事端。相继罢免李烈钧、胡汉民等人都督职务，逼迫国民党人走上武装反抗道路，于是有“二次革命”。
民国囚徒
“二次革命”爆发后，章太炎迅即发布宣言，号召各地共同起兵讨袁，只是他既没有坚定地站在孙中山、黄兴一边，也没有支持袁世凯，他期望黎元洪此时能够大胆借机站出来，利用由统一党改建的共和党修筑第三条道路，既抛弃北方的袁世凯，也不要南方的孙中山。
然而，民国元勋黎元洪并没有按照章太炎的思路去进行。特别是孙中山纠集的“二次革命”主力，不过是一批乌合之众，一触即溃。“二次革命”很快失败，孙中山、黄兴等流亡国外。
章太炎自认没有参与孙中山、黄兴的“二次革命”武力倒袁，他不过在这个事件中发布了几个宣言，他反对袁世凯的一些做法，但自认与孙、黄有别，所以在“二次革命”结束后，章太炎并没有选择流亡。
确实，章太炎不是“二次革命”发起者，但他用自己的文字反袁也是事实。更重要的是，他的共和党只是在为黎元洪抬轿。因此，在袁世凯的幕僚看来，章太炎不愿离开中国流亡海外，但谁也无法保证这个“章疯子”什么时候犯病什么时候发作。于是，章太炎极端讨厌的“佞臣”之一陈宧向袁世凯献策，以为防患于未然，应该将章太炎管制起来。
陈宧对章太炎非常了解，他以“二次革命”后政治形势急剧变化为由，邀请章太炎以共和党党魁的身份前往北京。
章太炎是个坦诚磊落的人，他收到陈宧的电报后并没有多想，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前往北京主持共和党党务。共和党是民国架构中的合法政党，甚至被认为是“准总统党”，所以他根本不会去想此次北上会有什么风险，想不到会有小人对他使阴谋。他相信，“二次革命”的结果对孙中山、黄兴等人来说未免有点太惨了，但中华民国政治生活或许会因为解除了这些暴力反抗者而变得温和起来。果如此，民国政治毕竟是政党政治，那么在未来的总统选举中，共和党一定会有所作为，或许能够胜出。
1913年8月11日晨，章太炎兴冲冲抵达北京，迅即入住化石桥附近共和党总部。这个地点大约在现在的西交民巷一带。
刚刚住下来的章太炎还没有来得及进行任何政治活动，即发现自己和共和党总部已被警方控制起来了。警方的理由是章太炎参与了“内乱”。不过，警方秉承袁世凯旨意，也没有过分为难章太炎。袁世凯希望章太炎在此后的政治活动中能够站在政府一边，无奈章太炎根本不吃这一套。不知不觉，章太炎余下的1913年竟被袁世凯莫名其妙地给软禁在北京了。
更严重的是，不知不觉中，袁世凯竟然将章太炎扣在北京软禁了三年之久。三年中，章太炎软硬兼施，装疯卖傻，大闹过，大骂过，但就是冲不出军警包围。到了后来，章太炎几乎彻底失望，自杀、绝食、抗争，什么样的手段都使了，依然无法逃脱。除了几个弟子找他聊聊学问，三年就这样荒废过去了。
章太炎的1913年，是中国政治的一个标杆，他从年初毫无保留拥戴袁世凯，到“二次革命”有选择的中立，直至下半年被袁世凯莫名囚禁。一个发明“中华民国”名号的人，一个真正的民国缔造者，竟然在1913年成为“民国囚徒”。“非袁莫属”的蜜月对于袁世凯来说已成过去，中国政治的新路在哪里，开始引起各方面新的思考。
从借壳上市到破壳而出
——袁世凯宪制改革透视
章永乐
如果将袁世凯的1914年宪制改革放到清末民初的革命与妥协所造就的政治结构中来观察，正是这一政治结构内在的缺陷，塑造了民国初期政治斗争的方向，决定着民国宪政的命运。
因为称帝，袁世凯在主流叙事中留下“窃国大盗”之恶名，一生的政治活动也都蒙上阴影，仿佛其政治生涯的唯一目的就是自身权力最大化。首当其冲的是其1914年宪制改革的历史地位。在这次改革中，袁世凯废止了1912年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总统高度集权的《中华民国约法》取而代之。从“追求权力最大化”的假设来看，1914年宪制改革就不可能有独立意义，它只是袁世凯走向帝位的一个跳板（下文称之为“跳板论”）。
但这种解释的根本缺陷是，它将一段立体的历史压缩成了薄薄的一层木板。这当然是一条“有用”的木板，历史叙事的编织者用它来铺桥，通向袁世凯之后革命者的光辉形象。然而，为了实现这样的效用，我们非要对历史作这样的压缩吗？
本文就是一种对历史叙事进行“解压缩”的努力。在我看来，即便是为了确认后来中国革命的正当性，我们也无需丑化袁世凯，无需将其1914年宪制改革化约为1915年称帝的跳板。本文试图将袁世凯的1914年宪制改革放到清末民初的革命与妥协所造就的政治结构中来观察——正是这一政治结构内在的缺陷，塑造了政治斗争的方向。
简单地说，在1912年，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走了一条“借壳上市”之道，接过了南京临时政府所开创的民国法统，并掌握了实权。但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1912年法统对北洋集团的制约日益显现。因而，1914年的宪制改革，可视为“从借壳上市到破壳而出”——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蜕掉革命派所创造的法统，创设一个真正属于自身的法统。而新法统的理论基础，事实上已经潜伏在1912年的“大妥协”之中。
“大妥协”中的政统之争
1911——1912年中国共和革命呈现出非常复杂的面相，这场革命以革命者起义发端，又以革命派、北洋集团与清皇室的妥协而告终：清帝逊位，袁世凯被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为临时大总统，在一番较量之后，北京成为中华民国首都。妥协的结果是，北洋集团成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真正掌舵者。
不同派别对定都北京的民国中央政权的正当性来源的解释大相径庭。革命派认为，北京政权的正当性只能是来自中国人民推翻清廷的革命。戴季陶作于1913年的《民国政治论》对革命建国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述。戴季陶借助卢梭政治理论来解说革命与建国。在他看来，革命军起兵反清，乃至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都代表了人民的“公意”。[17]戴季陶与卢梭一样，都认为人民主权是唯一正当的主权形式。人民并不是从君主这个政治主体那里得到了主权，而是自始即应当拥有主权。而孙文在1912年1月1日发布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则将民国的建立描绘为各地方先脱离清廷，又重新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过程。[18]这种说法背后隐藏着一个美国革命的模板，但无疑，它将人民革命视为民国政权的唯一来源。
然而清皇室和北洋集团更认同另一种建国理论：天命之下的禅让。1912年2月12日颁布的《清帝逊位诏书》曰：“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各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19]按照诏书措辞，政权转移遵循的乃是传统禅让程序：君主察觉到天命已经发生转移，因而将自身的权力交给新的得天命者。这里的差异仅在于，新的天命承担者不再是另一个君主，而是国民整体。国民整体并不能行动，因而组织共和政府仍需要承担者。诏书又委任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南方商议统一之策。
诏书中的委任条款引发了孙文的不满。清帝逊位翌日，孙文即给袁去电，指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若果行之，恐生莫大枝节”。2月14日，孙文赴参议院辞职之后致电唐绍仪、伍廷芳，告以清帝逊位诏书中“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语“众不乐闻”。[20]2月15日，袁世凯致电孙文答复2月13日孙文关于“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的质问，表示认同孙文的抗议，但同时提出“现在北方各省军队暨全蒙代表，皆以函电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清帝委任，无足再论”。[21]这实际上是提出，南京临时参议院只能代表南方军民，但不能代表全体国民；在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他为临时大总统的程序之外，还有一个“北方各省军队暨全蒙代表”推举他为临时大总统的程序，他的“临时大总统”职位并非完全依赖于南方的选举。[22]但问题在于，北方并没有任何推举临时大总统的法律程序。因此，袁世凯在自己把“清帝委任”这一提法收回去之后，并没有提出替代性的权力来源。尽管就程序而言，南京临时参议院代表性极其有限，根本无法代表北方各省及蒙古王公，但其选举毕竟是袁世凯作为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唯一法律基础。
但另一方面，可以注意到南京临时政府对《清帝逊位诏书》中的“统治权转移”条款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全面肯定这一条款，无疑意味着南京临时政府的统治权并非由革命而来，那么在清帝让与统治权之前，南京临时政府就不是一个合法政府，这就否定了自下而上的革命；另一方面，全面否定这一条款，对于南京政府接收清廷控制地区也是不利的。南京临时参议院于2月16日通过《中华民国接受北方各省统治权办法案》，其中声明：“清帝退位，满清政府亦既消灭。北方各省统治权势必由中华民国迅即设法接收，以谋统一。”[23]这一文件的精神是将清帝“统治权转移”解读为“北方各省统治权”而非完整“主权”的移交。虽然双方对这一交接给予不同法律解释，其好处在于肯定了“大清”与“中国”的同一性，防止双方因在此问题上认知不统一，让边疆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得逞。
当选临时大总统后，袁世凯不得不收起关于“全权组织临时政府”的种种论述，接受南京临时政府设置的法律框架。但这不等于他内心认同革命派对民国政权正当性基础的论述。在一些演说和文告中，袁世凯仍会将自己的权力来源追溯到“五族推戴”或“国民托付”。这些说法从表面上并不刺激革命党人，但从实质上蕴含了袁世凯的独立想法。尤其对“五族”的强调，暗含着袁世凯对南京临时政府民族基础狭窄的批评，以及他自己与清帝之间的连续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