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日，国务院正开国务会议（星期二、四、六日国务院例开会议，总理、各部总长、秘书长出席，旁设一席，以秘书记录），国会选举事务局长顾鳌突进会议室向赵总理报告：“前门车站来电，宋教仁昨晚在沪车站被人枪击，伤重恐难救”云云（宋之被刺，北京得信，以车站电报为最早）。总理大惊变色，当即离座，环绕会议长桌数次，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各总长相顾均未
发言。少顷，府中电请总理，总理即仓皇去府。[11]
张国淦身为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会议，几乎无会不与，这条记录，有较高的可信度。赵秉钧听到宋遇刺之后，“大惊失色”相当失态，并担心别人怀疑其主谋了宋案。
如果赵秉钧对于宋案真的全不知情，那么此时的失态之举，就完全不可理喻了。按洪述祖身份为国务秘书，隶属于赵秉钧管理的国务院，在职责上，无论赵秉钧有无密码本，洪述祖的所作所为，是需要直接向赵秉钧报告的。这些官场基本行为准则与办事原则，几十年宦海沉浮的赵秉钧与洪述祖想必都十分清楚。另外，从赵秉钧的履历上来看，赵一直从事警务工作，行事风格相当严密细致，尤其对于职务之内的机密事件，粗心大意到毫不知情，似乎也不太合情合理。
赵秉钧或知情洪述祖与应夔丞的小动作，但既未阻止，也未推动，而是将绣球抛给了袁世凯，让袁世凯去定夺此事的处理办法。2月12日，赵秉钧将密码本交出，让洪述祖一手经理，也是不想参与此事的一个证明。
宋遇刺后十日，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追悼，赵秉钧委派警察总监王治馨莅会并发表演说，王治馨说：
自宋被刺后，获犯应桂馨，搜出证据牵涉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应、洪又有密切关系。因此袁总统不免疑赵，而赵以洪时往袁府，亦疑袁授意，乃前日赵与袁面谈，彼此始坦然无疑。惟袁谓：宋被刺前，洪曾有一次说及总统行政诸多掣肘，皆由反对党政见不同，何不收拾一二人以警其余。袁答谓，反对者既为政党，则非一二人，故如此办法实属不合云。现宋果被刺死，难保非洪借此为迎合意旨之媒。[12]
演讲完之后，王治馨还有答问，称“杀宋绝非总理，总理不能负责，自有人负责”。[13]
王治馨为赵秉钧之亲信，算是中国警界元老级人物，为人敢言。王此段话，是为赵秉钧辩护，同时也将矛头引向了袁世凯。袁世凯阅报后，震怒，谓“措辞太不检点，王治馨可恶！赵总理何以任其乱说，说后若无事然，并不声明更正”。[14]后王治馨坐贪赃500元而论死罪。王治馨将死，赵秉钧遗孀欲救，使者候于客厅。袁不见，及批复死刑，始出。
宋案中的赵秉钧背后，隐隐约约藏着深不可测的袁世凯。赵秉钧的彷徨无措、去官求免、一再自辩，王治馨的不当言辞，暗示了一种可能，即指使者或为袁世凯，赵秉钧有苦难言。
袁世凯有没有应许洪述祖、应夔丞谋杀宋教仁，属袁洪二人独对，外人难以知晓。即便捕到洪述祖，只要袁世凯不承认此事，要判定其为主凶，也无此可能。此后，洪述祖始终没有承认其参与谋杀宋教仁，更遑论承认有更高层人物介入到宋案之中。
单纯从案件发生之后公布的材料本身来说，宋案实际上止于洪述祖。根据王治馨话中透露出的消息，也只能认为洪述祖是揣摩袁世凯心理，从而采取了刺宋这种胆大妄为的行为，以从中牟利。
但袁世凯在此案中并非全无责任，袁为总统，放任洪述祖刺探政敌情报。洪述祖与应夔丞的密电中，数度谈到获取情报的价码，这部分钱，肯定不是出自洪述祖本人，而是由袁政府来出。由此，可以推论，袁或许曾允诺给予洪述祖钱财支持。或许，正是袁世凯对“宋骗案”极为关心，使得洪述祖一步步将行动升级，直至提升为刺杀。
本文至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于刺宋案第一个层面的情况，袁世凯与赵秉钧显然是知情的，赵秉钧默许或者规避，袁世凯则大感兴趣。袁感兴趣，是推动宋案进一步发展的最大动因。而恰好洪述祖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慎始慎终的职业官僚。洪为人，贪鄙好货，做事风格行险侥幸，不按常理出牌。这在洪本人的官场生涯中，已经被反复验证。
袁世凯之相信应夔丞掌握证据，要搞臭政敌，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是民初的政局。民国政治，在1912年至1913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北洋系与国民党在辛亥年之后的政治合作（或者妥协）为什么在仅仅一年之后就维系不下去了？辛亥革命开创的政治空间，是在共和的前提下，妥协各派力量。辛亥革命之后，南方政府制定的《临时约法》，是确立议会制为政体，通过议会——政党制展开政治竞争。内阁制，是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之前修改《临时约法》时确立的，推出内阁制的根本用意，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要遏制北洋系——尤其是袁世凯本人。约法出台的前提，就是基于南方政府对于北方政府的不信任，必须以法律框架来规范之，束缚之，使其不得伸展手脚。
1912年，新共和国草草登场亮相，看上去似乎已经换了一番新天地，并且从法制的角度确立了新政治的展开。但1912年的政治实践，却是暗流涌动。唐绍仪内阁在三个月内即告倒台，陆徵祥内阁组建失败，随后，出现了政治的真空期，国家没有政府几达两个月。终于在各方的妥协之中，赵秉钧内阁在元年9月出台。赵内阁，算是国民党、立宪派与北洋力量又一次妥协的结果，由此赵氏内阁至宋案爆发的半年时间内，也维持了基本的稳定。但这种稳定，同样也是短暂的。随着1912年年底国会大选的展开，赵内阁随之也进入了风雨飘摇的阶段。
1912年10月，宋教仁南下进行选举宣传。至1913年年初，国民党在议会选举中大大胜出，在议会中占有了绝对多数的名额。议会多数政党组织内阁，这一微妙的政治态势，对于北洋系是相当不利的。按照《临时约法》，袁世凯将为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所左右，成为一个象征性的国家元首。
1913年2月1日，宋教仁在鄂支部的欢迎会中演讲说：“现在接得各地的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克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15]
据张国淦回忆称，袁世凯每日有阅读各地送呈剪报的习惯，袁世凯在阅读宋教仁南下讲话之后，相当不愉快，对张国淦称，“其口风何必如此尖刻”？袁世凯之恼怒，从吴景濂的回忆录中也可见出一斑：
赵智庵（秉钧）一日来访，谈及宋遯初被害事。智庵说：“宋遯初养病农事试验场（即今北京动物园），我屡去慰问，并代项城致意。遯初表示国民党及个人愿以在野地位帮助项城把国家事办好。项城闻之很满意。遯初将南下，项城属我壮其行色，赠以交通银行可以随地支取的若干万元存摺一扣（详数余回忆不清），遯初受了，珍重道别。讵到南方，处处演说，号召国民党必争政权，并对项城种种诋毁，其尾随谍者悉录以报项城。项城屡诘问：你说宋教仁拥护中央，何反复乃尔？”[16]
袁世凯起自军旅，前清为督抚大员十余年。袁之掌权，是辛亥革命中南北政治力量妥协的一个结果，袁本人对于新政治缺乏知识，尤其是内阁制运作规矩，不甚了了。不仅袁世凯本人，当年最有实力的北洋系，上上下下几乎全部对于议会政治活动不感兴趣。这应当是武人的知识特征与政治感觉导致的结果。武人对于喧闹的选举、议会政治，缺乏实践兴趣，他们更相信武力与权力是画等号的。
袁世凯本能地认为议会选举，尤其是国民党选举大胜的结果，已经是危及中央政权了。这个中央政权是谁的中央政权呢？毫无疑问是袁世凯的中央。而在走议会路线的国民党稳健派看来，中央并不是袁世凯的中央，而是约法制约下的中央。这个中央，是可以通过约法更替置换的。袁世凯与国民党在对于议会政治上，天生就存在巨大的认识差异。在不危及权力的前提下，这种认识差距似乎并不妨碍国民党与民初各派政治力量在议会制的前提下角力。而一旦议会政治要进入到一党组阁阶段，袁世凯的容忍就相当有限了。
宋教仁遇刺案的第一个阶段。应夔丞抛出假证据，而袁世凯信之不疑，许以重金。这既是袁世凯不懂新政治斗争的办法，也是袁世凯习用老派的政治手段使然。既然无法与国民党在议会政治的体系中角力，那么袁世凯只好破坏民国党领袖的名声，来打倒政敌。
综上所述，袁世凯在刺宋案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我倾向于认为，正是应夔丞说明他有关于宋教仁的丑闻物件，使得袁世凯非常关心要抛出这些物件来打击政敌。袁世凯一再向洪述祖询问宋教仁“物件”的下落，并表明他对于宋教仁相当之头疼与反感。在获取宋骗案“物件”失败之后，洪述祖投袁世凯所好，用暗杀手段，帮袁世凯达到铲除政敌的目的。此时，袁世凯与赵秉钧，百口莫辩了。
宋案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似乎也有意无意偏向了北洋系一方。1913年4月，宋案因洪述祖不获、赵秉钧拒不出庭，陷入死局。同月26日，袁世凯绕过议会大借款成，国民党势力极为不满，5月初，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电反对贷款，南北冲突一触即发。6月，北京免除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三人的都督职务，之后袁世凯派北洋军第六师李纯部进入江西。7月12日，李烈钧宣布江西独立，二次革命爆发。9月，国民党败，二次革命失败。10月，袁世凯获选正式总统。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
自1911年10月至1913年11月，一个长时段的辛亥革命，结束了。隐伏在革命背景中的对抗格局，也终于消融了。只不过，这一消融，是以革命的失败作为尾声。
民国囚徒
——章太炎眼中的1913年中国政治变动
马勇
一个发明“中华民国”名号的人，一个真正的民国缔造者，竟然在1913年成为“民国囚徒”。他和这个新政权的出路到底在哪里，成为各方思考的焦点。
1913年，民国二年。这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中国在经历了两年前国体变更后，大致比较平稳地度过了民国元年。一个没有皇帝的中国照样生机勃勃，各党各派使出浑身解数做着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一个民主的、共和的中国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然而，就在大家都在为中国前途庆幸、祈祷的时候，中国在1913年却发生了国体变更后第一次巨大政治挫折，中国的政治前途由此变得格外渺茫，后来百年中国的各种歧路在1913年都能找到一点影子。不过，在目前条件下，描述1913年中国政治变动全景可能比较困难，假如从一个人，比如从章太炎视角观察1913年中国政治变动，或许能给我们一点有益启示。
期待袁世凯
章太炎是货真价实的排满主义者。他的革命起点比孙中山晚了几年，当孙中山发起成立兴中会的时候，章太炎还在诂经精舍冥思苦读，他那时的人生目标似乎根本没有想到会排满、会革命，尽管他在后来反复讲述其童年所受到的种族主义教育和启示，其实这都是根据后来经历而重塑的童年故事。
真正诱导章太炎走上排满革命道路的是1900年义和团战争。义和拳引来了八国联军，清廷面临重大政治危机，两宫“西巡”，国将不国，一大批汉人士大夫试图借机颠覆这个异族政府，他们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议会”，试图重建一个新政府，取代流亡中的朝廷。这是多数与会者的想法。然而章太炎此次最为极端，他认为应该趁此机会，成立一个新的中国政府，直接替换掉满洲人建立的清朝。
章太炎的极端思想引起了革命党人的注意，也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此后，章太炎的反满革命思想日趋激烈，清廷数次追捕，章太炎数次流亡，直至1903年因《苏报》案入狱三年，章太炎由一个名声不大的政治异见者，渐渐变成了世界级革命领袖。
1906年章太炎走出牢房，直接被孙中山派人接到东京，出任《民报》主编。
不过，章太炎与孙中山的合作时间并不长。随着日俄战争结束，俄罗斯开始了改革历程，亚洲在其启发下也开始觉醒。1905年，清廷派遣大臣分赴东西洋考察宪政。第二年，清廷宣布开启宪政改革进程。清廷的政治变革使革命发生了重大逆转，一大部分革命者原本只是出于对国家前途的关切，因为清廷不改革而参加革命。现在，朝廷改革了，他们基本上也就满意了，争先恐后回归主流参与变革了。
清廷的变革有效分化了革命队伍，章太炎与孙中山等人从此开始分道扬镳，甚至一度视若仇雠。鉴于此，等到武昌起义爆发，章太炎回国，他并没有站在孙中山一边支持南京临时政府，他几乎从一开始就唱衰革命，以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坚定不移地站在孙中山、革命党对立面，坚定不移期待中国在革命后建立专业的执政团队，坚定不移地转投袁世凯，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