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光阴因为年轻而被声称弥足珍贵；他曾经最为宝贵的光阴却被一次次的运动吞噬。他们占据着最美好的时光却不知道尊重诗人和诗；他在最好的时光里沉醉于那些带给他愉悦感和悲伤感的诗句之中，痴迷于自己写下的文字的软硬柔刚。
为什么，反而是诗人浪费了他们的光阴呢？
诗人借口有事，离开了。
他在别人眼里闲的要死，怎么会有事呢？除非是同哪个女人约会罢了。诗人其实没有“事”，他只是开始怀念起孤绝的生活，没有办法摆脱那间破旧小房间的昏暗的灯光和窗台上的落满灰尘的仙人掌给他带来的痛苦却持久的宁静。这时候他才恍然大悟，孤绝并不是无情的隔离，而是自由。让他冥想和写诗的自由，让他徜徉在思维深处的惹人怜惜的自由。
诗人靠写诗赚钱。
但他知道那些给他钱的人，并非渴慕他的才华或是惊艳于他无意间抖落的诗句，而是怜悯他无法养活自己，不过是受人委托做些慈善。他去参加了诵诗会，站在衣着精致的众人面前，他灰黑色的衣服显得寂寥难堪。诗人朗读着自己的诗，想起众多交叠在一处的璀璨的光怪陆离的情景，那是他写诗时在脑海中迸发过的东西。他几乎流泪。
在众多人眼中，诗人不过是诵诗人；而在诗人眼中，他们不过是以观赏小丑的心态观赏诗，是一种亵渎。他听见一个官员模样的人气势磅礴地读着自己的新诗，他开始觉得恶心。他起初以为是心理上的，后来才发现是生理上的。他厌倦于自己为了生存而将自身置于这种境地。他终于还是接受了，并不觉得怎样委屈。他要吃饭、活下去、写诗。
写诗的意义只有他自己知道。
诗人的母亲死了。
诗人为她写了一首诗。在她的葬礼上朗读的时候，磕磕绊绊。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诗是真实的，胜于他不相信真实本身。10年之间，诗人同母亲并无太多联络，他只是从内心无限眷恋襁褓中的日子，他可以吮吸母亲的乳汁。对于那段短暂也漫长的时光，他没有明确的记忆。只是因为无知而无畏，因为无畏而自得其乐。他宁愿做回无人苛责的孩童，不必自我抑制不合时宜的哭泣和孤寂。诗人还是在母亲的注视下老了，比母亲老得还快。母亲死了，诗人觉得恍惚。
他写：窗沿的忍冬花被花火击落/哀求上苍放过众生/冬日，暖阳吐露芬芳，泥土的哀愁在吃饱之后漫漾/一个遥远的摆渡者，我在这里……
母亲死了，诗人没哭。众人说他绝情。可是他觉得她睡到了泥土之下，他的国度。诗人爱她，可是他不喜欢联络。所有的联络从本质上都是为了消除自身的孤绝，而不是为他人增添他们所需摆脱或意欲摆脱孤绝的筹码。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人为的联络是自私的。它给了他人希望却不能永存这种希望。希望破灭永远是残忍的。
诗人不愿如此残忍，所以就愈发地孤绝下去。
诗人没有朋友么？
他有一些自称为朋友的人，但在诗人看来，他们无法理解他的诗和他自己，就称不上朋友。在婴儿没有奶粉的时候，在母亲死后无处安放的时候，在他窘迫到慌张的时候，他曾向他们开口借钱。他后来没有还钱。并不是习惯于接受施舍，诗人觉得钱是一种流动，流动本身并不伴随着意义而生，也自然不会随意义而去。金钱让人固执，让人狂妄，并非他所渴慕的，只是他存活的手段。朋友虽然心中不快，却也因为怜悯而放弃索债。这人放弃索债的人中，好多都在诗人死后成为他的仰慕者。他们悔恨于没有认真读过他的诗，多给他些让他得以生存的金钱。诗人不在乎，因为他们不是他的朋友。
诗人有三个朋友。——他自己。他喜欢自己、厌恶自己、逃离自己或是亲近自己的时候，他都觉得自己被卷入一场恋爱之中。爱惜让他心慌，可是唾弃又不是他的风格。他只能警醒地同自己保持一段距离，让自己一面承受着世人的责难，一面湮没在回忆之中、风景之外、时间之端。——大自然。他唯一不能反驳的真理就是他自身的存活是自然生生不息的一部分，当然也包括母亲的死亡。他由衷地爱慕泉水的叮咚声、猎鹰起飞的擦擦声、树影攒动的沙沙声，还有那些不断变换着的光和影。在这些声、光和影中，他觉得自己即便此刻便归于尘土，也是一种幸福。——仙人掌。它的存在默然无声，常常让人想不起。可是它承受着尘土的覆盖、日照和风霜雨露，承受着世人怪异的目光，淡定如斯。诗人觉得它定有灵魂，且灵魂与他同在。他会试着同它讲话，它无言，他无语，却两心知。
诗人之死：尾声
诗人从不说自己孤单。诗人最不惧怕的就是孤单。
而每当跌落到孤绝的境地，诗人想就此沉睡不醒。待他梦醒时分，阴霾散尽，他在属于他的王国里徜徉。
一日，诗人举杯痛饮。
就此，沉睡不醒。
2013年3月18日星期一
凌晨一点
P先生
有一天，我也会如他一样白发苍苍，经历从前不曾经历的一切。希望，我也可以如他一样坐在咖啡馆中，面不改色地谈自己年轻时犯的错、爱过的人、期待过的生活。
一、无关风月
P先生为我戴上耳机，听他MP3里的音乐，有一首名叫Hummingbird（蜂鸟），有一句歌词不断反复：“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我的世界顿时间充满男生混声的优美音乐，宁静而悠远，仿佛一瞬间漫步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街头，满是古老而仓皇的无助感。
P先生的世界很安静。他坐在我身边，伏在我肩膀上打着拍子。60多岁的年纪，温顺得像个孩子。
P先生第二天就要回国，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只带回了我送他的两本书。中午从咖啡厅走出来，喝了点啤酒，J城夏日的骄阳一晒，晕晕的。这一次我们聊了整整五个小时，没有间断的五个小时，除了我听他的歌的时候。对于我们究竟聊了什么，已经难以连接成一个完整的片段，也记不下一段完整的文字。他虽然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我还是宁愿用英语和他聊天。这样，他的故事和情绪，才会恰到好处地弥漫在J城燥热的空气中，融化在我单纯的想象里。
临别的时候，P先生过来抱住我，说我会想你的，你相信吗？
我没有回答，只是觉得头晕。
第一次见P先生是在他的课堂上，他偶尔说中文，一些词语没有太明显的声调，但很流利。下课之后助教走过来，和我说，P先生说你的英文带着点英式英语的味道，很美。
J城的街道错落有致，却因为拥挤的人群显得混乱不堪。我就在这一片混乱中走进了他的课堂，走进了他午休时分歇脚的咖啡店。我们在这间不大却装潢细腻的咖啡店里，度过了无数天难熬的酷暑。在这里，他和上课的时候一样，聊着聊着就手舞足蹈，兴奋得两眼发光，全然不像是六十几岁的人，反倒像为游戏着了魔的孩童。若不尽兴，就换一家咖啡店，点些酒，或是要几个小菜，看他的电影、听他的音乐、读我的书。
P先生热衷于电影研究，为此奔波了几十年，乐此不疲。他专注于中国20年代到今天的电影发展轨迹，并为着一个叫做censorship的东西暗自担忧那些早已被国人忘却的历史。年轻的时候，他穿着军大衣，骑着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摩托车走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从档案馆到各大高校，从街头的DVD出租棚到朋友的家中，只要有电影的地方，就是他停留的地方。他经常握着酒杯如同夸耀他自己的国家一样夸耀中国20世纪早期的电影人，说他们的水准可以和当时的好莱坞导演相媲美，只是人们不知道。
人们怎么会不知道呢？
他的话语间充满着敬畏，像谈论自己的前辈那样谦卑不已。我知道他和他们中的一些曾经是朋友。他们大多已经离世，他则选择守着他们的心血战斗。读书、研究、走访、演讲、学术会议挤满了他的生活，他也乐在其中。
他讲起当年如何阴差阳错地见到了钱钟书，那个他景仰已久的学术泰斗。轻松诙谐的谈话，全然没有察觉房间外弥漫着不那么轻松的空气。他讲起他如何到端木蕻良的家中，目睹他悲凉的晚景，满屋的藏书，全家不得不挤在一个极小的房间中过活。他为此伤心许久。我想他是在说，满腹经纶和一肚子的不合时宜大约是他苍凉晚景的答案，可是当时被什么东西裹挟的文人们似乎是找不到更好的出路的。他身为“局外人”，对此无能为力。太多的人虽身在其中，也爱莫能助。
他讲起他如何见到了那些风华绝代的电影明星，比如黎莉莉、王丹凤；还有那些他仰慕的杰出的电影导演，比如孙瑜。这些人早已经不在我们的记忆中了，他们老了，有的因为自己早年的作品饱受摧残，有的已经走了。当P先生在课堂上讲到他们的名字，我坐在第一排，看见他的眼睛在观望我们，似乎迫切地希望有人能够站起来说，哦，我知道他。可是我们都已经不认识他们了，P先生有些失落地说，Am I in China？大家却都笑了。
P先生喜欢喝不加冰的凉啤酒，嘉士伯或是喜力。饭后喝点清咖啡，外加一个冰激凌。他说，我女儿送我一本特别畅销的小说，我马上读完，之后就送给你吧。后来他送了我两本书，我也送了他两本。我们送书之前都没有打招呼，可是却经常不约而同地互赠。临别的时候，他笑着说，I feel relaxed and extremely happy when I was talking with you，no matter what we talked.（我和你聊天真是太放松太开心了，和我们聊什么没关系）
我想，大约是太久没有人听他讲他的故事了吧。
那天，他读了我的书，也回想起了很多他年轻时候关于旅行的故事。他说他19岁那年从英国爱丁堡大学出发到欧洲旅行，身上并没有带多少钱，就一路搭车。一天他拦到一辆卡车，夫妻俩很友善，他就在他们家中住了几天。后来临别的时候，妻子送他一本19世纪莎士比亚全集，原装本。他至今都留着。
他骄傲地说，我那个时候年轻，和你现在一样，什么都不怕。我和我的哥们儿在野外露营、在公路上拦车、到寺院或是教堂过夜。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也从来没有害怕过。他们后来弄到了一辆破摩托，从英国渡船到西班牙，沿着海岸线环游了整个欧洲。
疲惫不堪地背起行囊，在一片全然陌生的国度里开拓自己的想象。没什么畏惧，也不选择过活在寻常生活中一事无成。我和他一样，都是受这世界恩泽的人，能够体会人在旅途中的狂喜，并将这种不定期爆发的狂喜转化为文字和回忆。
他时常拿出他收集的老电影给我看，看到兴奋就兴致勃勃、手舞足蹈。那些老电影有的已经失去了原声，有的已经残缺不全，镜头模糊。但是在他看来都是奇珍异宝。他喜欢讲他怎样在一个冬天到北京，骑着朋友借来的摩托车跑遍全城，只是为了找到几本电影。也许那些我看不出有那样奇特的电影，在他心里都是那个年代的回忆，所以才显得弥足珍贵吧。
我想起就在几个月前，在同样的地方，一位从台湾来的L先生曾经就这样和我讲他的学问，字字句句，一股脑地讲给我听。在那次学术会议上，全部都是各个研究领域的专家，却只有我一个什么都不大懂的毛头孩子。他讲到动情处也是同样的手舞足蹈、兴奋不已，完全忘记了他要命的腰痛，眼睛里闪着光。我们那晚聊到很晚，喝着朗姆酒、吃着比萨，聊了足足三个多小时，最后他送我去车站。我至今记得他在北京大风天里落寞的背影。让人心疼。
我日后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发给他看。他从台湾寄给我他的著作，扉页上写着我的名字。
三年前的今天，在杭州的另一个学术研讨会上面，我和从美国波士顿来的N先生就是这样相识。他也喜欢这样和我讲他的作品，他的学术和他的家庭。他现在往返于美国和中国，做汉语教学的研究。他时常让我帮忙解释一些不大好懂的古文或是做一些与汉语教学有关的问卷。我留学英国的时候，他在邮件中说要给我一个惊喜。结果一个飘雨的傍晚，他从美国打电话给我，聊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聊他最近的工作。
半年多以前，在英国爱丁堡，那个曾经在大学做过心理学教授的作家D先生，与我素昧平生，却甘愿陪着我整整一天，在爱丁堡的大街小巷驻足，不厌其烦地给我讲他记忆中的爱丁堡。当我从爱丁堡城堡走出来的时候，他就站在山坡下的十字街头等我，那感觉，真是至今难忘。
我和P先生躺在躺椅上的时候，我说，你期求别人的理解么？为什么有时候你很难走进别人的生活，别人的世界与你的世界相互隔阂，难以理解。
P先生拍着我的肩膀，说，我只在乎那些我在乎的人。
他好像什么都没说，又好像说了很多。
他依旧伏在我的肩膀上，像一个孩子。
二、其实你不懂我的年代
我说，你怎么想到要做中国旧上海的老电影的？
他说，年轻的时候想找点事情做。发觉西方人研究历史借助的资料一般包括纸质和影像材料；中国的纸质材料多如牛毛，可是追溯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电影竟然无人知晓，他就决心做这一块。
P先生向后靠了一下，说那个时候手续繁杂，要托人才可以接触到这些珍贵的资料。但是当这些尘封已久的东西被我看到、欣赏和传播的时候，就感觉到不可思议的满足感。
接着，他就讲到了他自己。
他的祖母是乌克兰人，过世时乌克兰即将独立，政局十分不稳定。他当时待在美国，希望到乌克兰外祖母的老家去看一看，只是为了寻找童年的回忆并且告诉外祖父说他已经去过那里了，一切安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