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李叔同《送别》
朝花夕拾——童年琐事杂谈
常听人说，捡了别人掉在地上的钱要赶紧花掉，不能存太久。不属于你的终究要随着时间流走，只有你亲手量度的部分才是可以安然欣赏、不会因为无知而畏惧的宿命。
享誉世界的意大利哲学家、符号学家、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小说家安伯托·艾柯在其随笔集《带着鲑鱼去旅行》一书中回忆起童年时期的一件往事。艾柯小时候，冷饮手推车卖两种冰淇淋供孩子们购买，一种是两分钱一个的小甜筒，一种是四分钱一个的冰淇淋派。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像路上一些孩子那样，买两个两分钱的小甜筒，一只手握一个，脑袋左右转动着一边舔一口，神气活现。但他的长辈却宁可允许他买一个四分钱的冰淇淋派，也不允许他一次买两只甜筒。多年之后，艾柯终于理解了当年长辈如此要求的苦心。他在《二加二是等于四吗？》一文中写道：“我那么渴望一次吃两份冷饮，无非就是因为这让人感到豪华。但也正因如此，我从未如愿。因为这样做显得粗鄙，虚张声势地摆谱夸富，是对贫穷的侮辱。”这一段振聋发聩的启发让人觉醒。的确，童年时期的种种往事在记忆深处烙下的烙印让人在日后不知不觉的行为和思想中得以“记忆”。这种记忆未必是那种足以朗朗上口、教诲他人的课堂般的指引，而是潜移默化的浸润和影响。它们可能早已消失在你倾诉他人的言语中，却永久地存在在你的血液和骨髓里。
逾越与不可逾越
一日，我将一个故事讲给父亲。父亲惊讶地看着我问，这是谁告诉你的。我说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的记忆啊。那天阳光柔和而温暖，我和父亲路过一处红色的高墙，高墙那边飘来阵阵的音乐声。父亲看看我，自言自语道：我们跳过去怎么样？我点点头。接着父亲将我举过高墙，然后自己也撑在红墙的边缘。我们看见一只猫在院子里一窜而过。
根据父亲的记忆，那一年我只有一岁半。这是我最早的记忆。
一只动作敏捷的猫、一台黑色的老式收音机、一面远远高过我想象的墙、午后柔软的阳光。这些全部铺展在我的脑海中，不时闪现。我清楚地记得自己走在那面墙下面的时候并没有想过墙对面的生活和情景，也没有特别想要窥探的意愿。并且当父亲问起我是不是愿意翻过墙一探究竟的时候，我还有过短暂的犹豫。小时候极其内向的个性让我一直以来惯于安稳和不善言谈，更遑论翻过那道“禁忌”？以当时的理解，墙就是不可逾越的，方法更是无力找寻的。直到被父亲托举起来，看见那只兴味盎然地散着步的猫，找到动听的音乐的来源时，才明白一些阻碍是可以逾越的，你所需要的就是花些力气、用些方法、承受些挑战和压力。因为你目光所及的空间之外，很可能别有洞天。毫不夸张地说，那是我探求整个世界的好奇心得以满足的起点。
还有一次遥远得有些离谱的记忆。大约四五岁的时候，母亲在学校工作，负责学生运动会上的集体操表演。父亲带我去找她。虽然天色阴沉，山雨欲来，但一路上都有说有笑，兴致勃勃。谁料到了运动场，隔着铁栅栏，看见母亲和同事在那边忙活着，却不能近前。大门口的武警战士义正词严，不允许非本学校的人员入内。我听见父亲说，那是我妻子，这是我孩子。我在父亲怀里，看见母亲回过头向我挥手。看门的小武警还是不肯网开一面，我们只得悻悻而归。当时无来由地想要越过那扇不高的铁门（我在父亲的怀里，当然不高），然后奔过去找母亲。我们的障碍不是铁门或高墙，而是一个掌管铁门通行的人。他穿着深绿色的制服。
差不多六七年后，我以同样的方式被拒绝在门外，那是老家图书馆门口的一个凶神恶煞的女人。我从少儿区借完书走到一楼，在一楼阅览室门口窥见了一排排看起来破旧不堪却魅力不减的小说。这里是成人阅览室，书籍包括哲学、历史、文学、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内容。当时正值“恋书”的年龄，对书怀着极大的狂热。当时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白天在小学的课堂上偷看课外书，晚上在旧本子上写东西，随笔、诗歌或是小说。乐此不疲。正当我刚想要走进去饕餮一番的时候，那个中年女人拦住了我，说这里是成人区，18岁以下禁止入内。我解释说自己只想看看，不外借也可以。无论怎么解释都只是枉然，门外是清冷的走廊，门内是充满诱惑的被冷落的书籍，我站在其间进退两难，索性就站在门外大哭了一场。回家的路上，暗自发誓以后要建一座属于自己的藏书城堡。
穿着制服的士兵、戴着胸牌的图书管理员，还有许许多多象征着许可和权力的人和事，看起来可以说服和改变，似乎比高墙和铁门更容易越过，实际却是如此不容侵犯。他们往往看似合理，却都饱含近乎偏执的坚持。有的坚持可以让大多数人获利，而有些只是徒有形式而已。这种坚持可能仅仅持续若干年，也可能百年不变。我自然不知道还有多少爱书的孩子在读完少儿区的书之后迫切地觊觎过那个遥远的区域，然后发誓为自己赢回尊严。转眼又过了几年，图书馆的规则没有更改。它们理所当然地存在，大约也因为诸多如我一般温和的人的不反抗吧。
偶然与必然
福利彩票开始流行的时候我刚刚开始读小学。一日午饭过后，父亲带着我到福利彩票大市场里撞运气。不知为何，父亲一直相信孩子的手很“幸”。我们下楼的时候朝门口的母亲笑着挥手，我摆出胜利的手势打算大赚一笔。
所谓的福利彩票市场就是一处类似广场一样的空地，像人才交流市场一样摆满了木桌木椅，还有成捆的彩票。现场挂满了红绸子和横幅，像过节一样挤满了兴高采烈的人。礼品和奖金都很诱人，我开始跃跃欲试。父亲带着我在人群中穿梭，不时在彩票的购买点停下来抽奖。
整整一下午过去，太阳西移，周末的狂热与欢腾露出冷却的迹象，广场上的人也渐渐离开。
我看见周围与我差不多同龄的孩子高举起奖品，喜笑颜开；听见他们的父母丝毫不吝啬的称赞。我和父亲却空手而归。
彩票的魔力在于你无法知晓结果时孤注一掷的选择，时常带着些侥幸的期待。而当希望最终落空，为了掩盖心头的慌张和羞赧，最终不得不选择不断地掏钱购买，直到撞上大运为止。
日后在外求学，经济拮据的时候不止一次地想用买彩票的方法犒劳自己。每当站在彩票机前，准备伸手拿钱的时候，儿时落日前逐渐冷清的广场就在眼前浮现。它让我相信这不过是开发商利用人们自以为幸运的心理，舍得花销，好让自己成为那微不足道的万分之一。
不知是童年时期的阴影暗中作祟，还是我这个人本身和不劳而获的意外惊喜没什么关联。从小学时代开始，我就极少在不会某道题目的情况下胡乱猜对，极其有限的几次偷窥答案也被逮了个正着。一次又一次地看着周围的同学得心应手地“对付”考试，心安理得地抄着答案也免受惩罚，七岁时彩票广场的情景闪回式地浮现。
没有人刻意为我安排这次教训，也没有什么明文规定可以遵守，唯一笃信的就是偶然的幸福不过是一次意外的降临，除此之外的全部命运都要靠着自己的双手掌控。我向来不是投机倒把的赢家，虽然并非没有动过类似的念头。
转眼到了大学，这样的机会确实不少，但我一次也没有使用。并非有意抬高自己，也不是借此嘲讽些什么。只是每当周围的人为了完成课业任务、取得成绩从网上誊抄文章，或是将另一门课的论文拿来一文多用，或是屡次应付老师交一些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的文章，或是为了得到高分不惜央求老师并借此获得怜悯时，都知道自己与这些通通无关。
不知道这样算不算蹉跎了光阴，我常常喜欢用一些与当下迫切的任务无关的书来扩充视野，然后一边读这些“无用”的书，一边紧赶慢赶地完成课业。没有人要求我这么做，也确实很少有人这么做。这种靠着不断催促自己加大任务的筹码走很多看似不相干的冤枉路的方式，姑且称之为“蹉跎的勤奋”。最初的来源就是那个空荡荡的落日前的彩票广场。
和彩票一样，算命也让我畏惧。
小时候，路边经常设有一种测量身高体重的仪器，里面传出圆润的女声，招揽来往的路人投一枚硬币测孩子今后能长多高。我一直觉得那不过是骗人的伎俩，毕竟10年20年后，测过的孩子早就不记得当初的预言，也自然不会追究其真假。现在想这种仪器或许只是一个经过简单编程的测量手段，其中汇集了大量的测量数据，还算是一种科学的预测。事实是我目前的身高恰好是当初打印的小纸条上写的高度，一丝一毫都不差。着实让人吃惊。
与测量身高不大相同的是另一种对未来普遍命运的预言，这时常让人畏惧几分。五岁，我随父亲到远郊的一处小屋前接受算命。其实当时我还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和幼儿园的老师请了假，来到那个荒无人烟寸草不生的贫瘠土地上，被一个农家妇女一样的人看来看去，还在空中投掷一些折叠好的纸条。日后听父亲说起才知道，那天我是在接受算命，就是那位看起来其貌不扬的女人用一种奇特的方式可以得知我未来命运的走向。不可思议！当初算命的结果让本来就望子成龙的父亲多了一份笃定，而且更加严格地要求我做人做事。我想，如果日后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如同算命女人口中预言的那样，大概也有父亲的功劳。因为他后来对于我的成才坚信不疑，并时时刻刻让我记得自己注定的“命运”。
算命，不过是揣测神明之事后的人间狂欢，是人们按照自己的期待臆想命运的样子然后聊以自慰。虽然我坚信每个人生来的路本就不同，还有一部分是骨子里带出来的气质和个性，但却始终对于算命这种神乎其神的事情茫然无解。对于那些存在在这世间的无法言明的力量，始终是好奇而尊重的。无论怎样，相信总是好的，只要心存善意、笃信善良，不必要绝对地反抗。
常听人说，捡了别人掉在地上的钱要赶紧花掉，不能存太久。不属于你的终究要随着时间流走，只有你亲手量度的部分才是可以安然欣赏、不会因为无知而畏惧的宿命。
得到与失去
对于沿街乞求施舍的人，我向来心有同情。但随着新闻媒体屡次曝光的乞丐团伙诈骗案件逐渐浮出水面，同情尚存只是行动不再。最为不忍的是那些明明身有残疾却还要刻意加重残疾的视觉效果的人，他们拖着断腿从你眼前走过，背上的收音机里放着刺耳的佛曲，腿上露出血肉，让人不忍直视。还有那些被故意扭断脚和腿的孩子，向你伸出脏兮兮的小手，一声声叫阿姨让人心慌。更不忍的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匍匐在地上磕着响头，甚至是严冬里也纹丝不动，在雪天里如同雕塑，让人哀叹。
第一次学会施舍是同父母去公园的路上，六七岁的样子。一个满脸笑容的乞丐跪在地上，挡住了我的去路。他衣衫褴褛，眼睛没有神，却很面善。第一次看见乞丐的微笑，就把父亲给我的一元硬币丢给了他。父亲一面表扬我知道同情别人，一面告诫我：不要把硬币丢得那么响。
多年之后，我终于理解了父亲的苦心。施舍是怜悯的补偿，有时未必是由于对人发善心的结果，也可能是为了解放自己的愧疚。所有伸手乞讨的人无论以什么形式要钱，本质上都是因为自身有难。大凡没有那么强烈的生存欲望的有尊严的人，是不会选择这种方式求人哀怜的。而作为施舍者，永远记得不要以施舍的姿态同他们对话，无论是行为还是言语。父亲当年的教导，无疑是告诉我，带有炫耀性质的有响声的投掷是一种罪，因为它的对象是一位等待更好地生活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讲，你同他们并没有太大差别，我们都是为命奔波的人。
在我书房的书架上，始终摆放着一幅字：“海纳百川。”这是我从一位卖艺者那里买到的。当时我正因为高考没有发挥好而苦闷不已，路上偶遇一位失去双手的卖艺者用两只手臂夹着毛笔写字。刚劲有力、气宇非凡。为了激励自己，我买下了这幅字。当初也不知道自己受了什么鼓动，竟然一路哭着回了家，决定重新开始。海纳百川，当你默默凝视这四个字的时候，你丝毫看不出创造它的人带有怎样的不便，也揣测不出他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艰辛和苦难。可是单单就字本身而言，气势磅礴、神采奕奕、功力深邃，充满着故事。一个能靠自己的双臂和一只毛笔让字充满故事的人，还愁什么呢？相比之下，生活对我就已经足够优待了。他失去的双手从某种意义上讲为他创造了苦难，而苦难也丰富了他笔下流转的意蕴。谁说不是呢？
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找回，也未尝不是一种教诲。
直到今天，我还时常为自己不能专业地弹奏一种乐器而后悔。因此极其羡慕那些能够当众展示音乐天分的人。
五岁那年，母亲带我去学电子琴，据说是为了让我接受一下音乐的洗礼，变得优雅起来。可惜那时候不懂得珍惜，刚刚上了一节课就打算放弃。开始母亲不同意，想要我坚持下去，后来我每天都央求说自己最不喜欢电子琴课，想要出去和小朋友玩。母亲心软了，就勉强同意。就这样，在其他小朋友懂得辨识乐谱、在琴房苦练的时候，我要么跑到院子里玩耍，要么蹲在角落里看书，自在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