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濮存昕，1953年生于北京。1969年插队，1977年返城进入空政话剧团。1986年调人人民艺术剧院任演员。在人艺参演了《李白》《哈姆雷特》等多出话剧。90年代，在谢晋导演的电影《清凉寺的钟声》中扮演明镜法师。此后主演电影《与往事干杯》《洗澡》《说好不分手》等。曾荣获第二届金鹰电视艺术节最受观众欢迎男演员奖，被大家评选为最喜爱的演员之一。近年来濮存昕一直热衷于公益事业，是中国首位预防艾滋病义务宣传员。
开场白
濮存昕曾在话剧里演李白，我想象他在舞台上朗诵《将进酒》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我想肯定是特别慷慨激昂。濮存昕在舞台上和在屏幕上带给我们的感觉都是阳光健康又特别具有亲和力的，而且带着几分儒雅，这是他带给我们的公众形象，但生活中的他会是什么样子呢？我想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鲁豫：我刚才那些形容词不是特别夸张吧？濮存昕在任何地方都会带着那么一个红丝带，给我们介绍一下。
濮存昕：广而告之。大家伙儿都应该是志愿者，参与公益事业。这是预防艾滋病的红丝带标志。
鲁豫：现在我们看濮存昕觉得他依旧那么的儒雅，对女性观众极具杀伤力。我当着你面夸你没事吧？
濮存昕：有点过了。
鲁豫：那行，我们说点不过的，说说濮存昕小时候。我觉得一般人会说小时候特别淘气，但是我就没法想象濮存昕小时候会是个淘气的孩子，但是他小时候的确是个淘气的孩子。
儿时的濮存昕并不安静，他顽皮好动，对一切都充满好奇。父亲苏民是1952年6月12日，北京人艺建院之初的第一批演员，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话剧导演。在这样的环境里日日耳濡目染让儿时的濮存昕对演戏并不陌生，但那条通往人艺舞台的长长过道却更是让他充满了好奇。
苏民：他见到我演戏就给我送饭，简直觉得到了舞台就神秘的不得了。但是有个规矩，就是后台那个大门不许他进去，只能在走廊来回转，所以他每次就在我们化妆室转了又转。
对于童年的濮存昕来说过道那边的舞台可望而不可即，在濮存昕读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与许多同学一块被选入北京市少年儿童合唱团，可是不久他就因为玩性不改被老师请了出去。
鲁豫：听听濮存昕说他小时候怎么淘气的，据说因为淘气少年合唱团不让你进了？
濮存昕：那次的事我挺遗憾的，因为是东方文化大歌舞排练，我乱蹿。毕竟三千多人的一个演出，纪律很严格，那是1964年，最后就因为不遵守纪律被开除了。另外我记得特别好玩的是我父亲回家了，突然说谁功课做完了？我姐姐当时没做完功课，我做完了。他就说“好，今天晚上大会堂有一张票，东方红大歌舞。”因为他有别的事去不了，我就去了。那时候大概应该是小学四年级，我个儿很矮，那时候都害怕人不让我进，因为从来没有拿着票自己进大会堂，记得那时候我爸跟我说画画的时候大人的五官比较开，小孩儿的比较集中，结果我拿着票就把鼻子眼睛都撑开了那么走进去了，什么事也没有就让我进去了。没想到我坐的比较靠前，那天晚上是录音晚会，那时候没有录像晚会，但是录音晚会不许咳嗽，不许鼓掌，不许这儿不许那么，人家一瞅这小孩怎么还坐那么好的位置，就给我请后面去了，我就老老实实到后面去了。反正当时看到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那合唱，一唱的时候当初我站那个位置现在不让我去，我在底下看着那演出挺好的。
鲁豫：我们现在看濮存昕高高大大的，在银幕上尽演一些特别英俊潇洒的角色，但其实在小时候他也经历过一些人生当中最开始的那些挑战和困难。
两岁时一次在幼儿园的感染让濮存昕患上了当时非常难治的小儿麻痹症，由于抢救及时濮存昕躲过了一场死劫，但在脱离生命危险之后右脚却由于神经受到损伤再也无法像正常人那样行走。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濮存昕不得不面对巨大的身心压力。
濮存昕：上体育课那时候有接力跑嘛，你肯定跑不快，人家都不愿意跟你跑，谁都不愿意跟你跑。
十岁那年濮存昕接受了一次矫正脚部神经手术，并需要一年多的时间慢慢恢复，而在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至今让父亲苏民记忆深刻。
苏民：有一天他们自己上学去了，从窗户口一过看着出大门，拄着拐，书包挂在前头，不是背在后头是挂在前头。我说干吗这么挂着？我就看着他出了门之后，把那拐靠在墙上，背包那么挂着嘛，他两个手从背包里面掏出来，从脑袋上一钩，然后把那个拐拿过来。我寻思他就要拄着拐走，结果不，他夹在胳肢窝下面，拿胳膊甩着，跳着走，他要锻炼这条坏脚。就因为这条腿他受到同学的嘲笑，受刺激。但是他能从十一二岁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自觉意识，觉得我要锻炼这条腿。所以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事实上，这种求生向上的意识并非濮存昕所特有，正如他的父亲苏民说的那样，这是一种本能，而这种本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个孩子的心里甚至是性格。
鲁豫：你真是有毅力的小孩。
濮存昕：小的时候这些个什么锻炼就是因为我不想让人家骂我濮瘸子，我就不想让人说，给我叫外号。上体育课的时候，接力赛，谁都不愿意跟我一头，把我摔到一边，自尊心都没处放了，坐在操场边上你就想死。那作为孩子那时候很极端的思想都有，恨我的父母为什么让我得这病什么的。但是最后还挺好，因为我恢复很快。我在两岁时候得的小儿麻痹，因为我的幼儿园在一星期之前有个女孩就得的是这病，当成发烧治，我还记得她的样子，最后就是完全瘫痪的样子。我呢，一发烧，阿姨马上就意识到可能是跟女孩一样的病，所以就没误诊，正好赶上北大医院正在做中西医结合的一种科研，那么很快很快我就能走路了。当时新闻电影制片厂还拍电影了，所以等于说我两岁的时候，1955年就被电影拍过了，然后人家都说你看这孩子经过中西医结合治疗能走道了！真好！
鲁豫：所以说也是运气。
濮存昕：真的是运气，当然我在一生中也感谢生活，感谢命运。我很多很多时候真是得到很多很多的帮助，得到很多很多的机会。
鲁豫：性格决定命运，还是你的性格。
濮存昕：后来我又在积水潭医院做了整形手术，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就能跑了，而且能够参加接力赛了，虽然跑得慢点。我还参加了学校的篮球队，我到现在都还是打篮球，我估计能两个小时不下来都行，所以我就觉得这一辈子我就是要练练练，我不能胖，因为只要一胖我的这个左腿它的力量就会显得差一些，那么你就会为了保持一个好的状态而练，相反这样一来我作为演员状态也好，我现在还能演年轻人，我就觉得要感谢这些挫折了。
鲁豫：所以刚才濮存昕也说，他一直挺感谢生活的，但是我觉得也正是他的性格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他小的时候就特别地要强，自己努力，慢慢他走路就非常自如了。我想童年那个经历让他没有想到，只有自己努力才有可能改变命运。濮存昕很快就和当时一般孩子一样进入了平常的生活状态，包括走路的样子，也是因为他自己练的非常好。到了1966，当时的全国学生都开始停课闹革命，很多学生没有经过什么事情的也都卷入那场浪潮当中，濮存昕也是其中的一个。
1966年，和所有的同学一样，刚刚小学毕业的濮存昕没有课上，他当上了一名红卫兵。
濮存昕：就像我这个岁数的人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我们那时候是十二三岁，是红卫兵里最小的一拨。但我们那时候很高兴，不用上学啊，整天撒丫子，无法无天了，这是男孩子特别高兴的事。
在那个充满着荒诞色彩的理想主义年代，十三岁的濮存昕在懵懂之中积极地表现着一个孩子的革命热情。
鲁豫：小孩子总是喜欢自由的，那个时候对学生来说一下自由了，你们都做什么呢？
濮存昕：跟着警察一起到旅馆去查有没有介绍信，当时如果碰到没有介绍信的，就拿着他的提包什么的，用专门的车辆给他运到北京火车站，塞到火车上，就算完成任务了。那时候就是干这个，几天几夜不回家。有一次我记得我是第一次好几天没有回家，那时候没有什么电话，也没跟家里打招呼，我偷偷摸摸回家了的时候已经夜里两三点钟了，我以为爸我妈睡觉了，结果他们把台灯一打开，问“哪儿去了？”我说我们在北京火车站闹革命，我印象里虽然家长不高兴，但是他们没有批评我，说“好好好，经风雨经风雨，孩子经风雨去了！”都是这样的。因为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我就这么“闹革命”去了。
鲁豫：对，这话很质朴，那时候真的就是经风雨见世面，闹去了。
濮存昕：反正我们那个时候红卫兵也打、砸、抢，也抄家。
鲁豫：你也去抄家？
濮存昕：也抄过家，我第一次在那个人的家里看到那个冰箱才知道原来冰箱是这样的，而且那里头还有西瓜，有一个红卫兵，他也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看见后拿着西瓜就吃。四中的红卫兵来了，那都是大板带，穿着军装，拿那皮带一抽，都往脸上抽，当时就破了。把我们吓的，觉得好厉害。那时候都是谁份，眼睛多看两眼都能打架的。
鲁豫：那时候你份么？
濮存昕：那时候我不份，我跟着后面瞎起哄。为了淘换一个军挎背那是费尽心机，反正就是寻么，红卫兵袖章是做的宽谁份，就像套袖似的。那袖章里面是白衬或者黑衬，我们当时是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红色造反团115师战斗队。反正跟着红卫兵瞎闹。
鲁豫：但是那时候抄家都干吗？把东西砸了叫抄家？
濮存昕：也打人，我觉得我很愧悔的是自己也打过人，而且那个老太太真的过两天就死掉了。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人性完完全全没遮没拦了，很丑恶的东西都有。我当然不是说我有一个很丑恶的心里，我就是跟着瞎闹，我也上手去参加，打资本家。那些大的红卫兵就拿着刺刀枪，就是木头的那种教练的刺刀枪，我也拿过来捅一下。那个年代真是无法无天，文化大革命真的是不能够再来了，一定要记住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民族都变得丑恶了，民族都有问题了，不只是四人帮，也不只是那些文化大革命兴风作浪的一些有问题一些人，我觉得那时候每一个人都有问题了。所以后来看巴金的《随想录》，在探讨和忏悔自己，批判自己，为什么中国会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它的整个社会基础，它的温床存在于每个人。我们因为在总结经验教训以后拨乱反正，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仍旧不能忘却自己曾经痛苦的年代，罪恶的年代，我们自己都有一定的责任。我们应该是从文化大革命过来的这些青年，对于世事对于生活我们有自己非常非常明确的概念，不要再说假话，一定要求真。
鲁豫：那个时候对于你来说，上山下乡可能还救了一批孩子？
濮存昕：对，我们是喊着口号去的。但当时很多人不愿意去，可能因为太苦了。
鲁豫：你是属于愿意去还是不愿意去？
濮存昕：我愿意去，那时候黑龙江兵团来招人，当时我们六九届的这拨人里头必须要，那句话叫“连锅端”，“一起端”，没有特殊情况不许留的。当时有五个地方可以选择：云南、陕北、内蒙、黑龙江，还有嫩江。黑龙江有的兵团，还有嫩江农场，我是坚决要去的。人家还说你这腿有问题你不能去！我写决心书，要磨炼也好，然后还做跑步让人看，我说我腿没事，你看我还打篮球呢！你看我做各种各样动作！最后人家说这孩子还行，去吧！临出发头三天我赶紧去居委会要了一票，能买一个二十二块钱的箱子，不然没有那箱子我没法去。我连夜排队拿着号买了一个木箱子，我妈还专门从干校赶回来送我，我的木箱子也没装满，没什么东西，她又给我装了点什么东西下乡，背上匆匆忙忙的但又很高兴地去了。还发了一身棉袄，就觉得跟穿了军装似的，其实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军装，但也高兴。
鲁豫：很多孩子到了那以后发现实际情况跟想象差得很远。
濮存昕：是，但是我没有，我是真的由衷地喊着口号去的，开心呐。我都不想让我妈来送我。看我妈一送我她就流眼泪，我不高兴。但我妈真的来送我了，我心说她怎么又来了，说不来不来，所以呆在车上我就很拒绝。同学说你妈来了，我就在大捷克大轿车上，那鼓号队在底下奏乐，我妈就远远地就找找找，还问，终于知道说我在这辆车上，我妈就敲窗户，我躲不开了，实际上我妈给我送勺来了，我当时从那个车窗拿上来勺之后都不会说客气话，就说您回去吧，回去吧，然后扭头就跟同学又开玩笑去了。我妈就哭了，然后就走了，我当时就是那么一孩子。现在想起来对不起我妈，因为真的就像《伊索寓言》里说的“最爱我的女人是母亲！”因为伊索长得很丑陋，被别人讥笑说怎么会有女人喜欢你呢？你这种人怎么会有女人爱你呢？伊索说“有的，我的母亲。”所以说孩子时期真是不懂事，反正就这么下了乡了，下了乡之后特开心，到了那儿什么都觉得好，连打架都好。
鲁豫：这个期间的外号叫什么呢？
濮存昕：那个时候很奇怪，到了那儿就叫大夯，夯就是砸夯那夯，我腿长，那时候我十六岁已经基本就这么高了，所以那胳膊像马竿似的特别瘦，我还记得一次妇联的一个干部阿姨就说：这孩子怎么那儿瘦啊！我就哇哇哇冲她哭。此外还有人叫老朴。
鲁豫：哪个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