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我们之所以认为列文森患了历史的短视症，就是他如大多数西方中心主义者那样以物质主义和科学主义为标尺来判定何谓“进步”，更以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来裁决什么是“普世价值”。我们不必否定西方发端而以强力扩展至全球的工业化带来物质丰富和科学发展，在人类生存状态之改善方面而论，确实堪称长足进步，但这种西方进步论只限于历史判断而成立，我们还必须以道德判断来考虑，西方化包含的极端个体主义原则、物欲刺激和无度膨胀、科学独断和至上，致使人的心灵之丰富性枯萎，道德性、宗教性和美感窒息了，据之可以说，就人的心灵之成熟方面而论，西方化是一种退化。我们承认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较之于中世纪君主专制和教会绝对权威之野蛮乃巨大的进步，但仍须从预告的人类道德史（依康德语）来考虑，据之指明：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只处于现实使用的阶段，而离达至民主理念和自由理念仍很遥远，因为西方文明并未朝人类道德史转进，这种文明是计量的知性主导的，它桎梏人的理性在意欲机能中立法的能力，人的意志自由被窒息，也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民主和自由在世上实现。
假若执持西方中心主义观点的学者能够放弃短视的史学观，而转换一种预告的人类道德史的视野，或许就不会以西方化的现代文明为人类进步的终极。而事实上，西方发端并主导的现代文明已呈现种种失控，险象横生，以致最热衷于西方资本主义永恒论的学者都日渐变得缄默。我们无意于争论是否没有西方坚船利炮的攻击中国就不能独立实现现代化，在谈论历史时使用“假如”是毫无作用的。但我们有理由提出：十三亿多中华儿女要走自己的现代化之路，要凝聚成具健旺生命力的大社会。尽管我们仍未知具体的步子如何走，但有一点该当是明确的，那就是：它是依照预告的人类道德史的视野而规划的，因而必须是离开近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主导的现代文明，那种文明由你死我活的生存斗争所驱动，以极端的个体主义及“放于利而行”为基础原则，无论它如何以种种“合理化”作补救，但始终是粪里觅道，终究是撕裂群体的、剥夺人的存在意义的。
西方社会经历“启蒙运动”已然从神权夺回人自身的权利，赢得“个人化原则”、“自利原则”的最高权威，人们一直以来停留在“启蒙时代”摆脱神权而实现文明化的伟大事业上，却毫不在意，文明化已经取代神权而在扼杀“人性尊严”上显示其威力。“个人化”被标举为维护“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福利主义”的最高哲学原则，并被等同于“平庸化”。平庸化的社会将人性中无利害关心的纯美之真情磨灭，而只滋长物欲享受的快感；把人禀具的道德分定抹掉，目的的纯粹性（与道德相配称的幸福）被嘲笑为无谓的空想；只有欲望、性好、情欲被标举为“人的实存”及行为动力，人的目的被理解为只能是功利性的、手段性的；就连“自由”、“民主”的高尚理念在平庸化的文明社会里也被转变为经验意义的思想、政治观念，“自由”只意谓不受约束，“民主”更多地沦为政客与俗民之间权力计量和利益交换的现实买卖。
“个人化”终究是人的理性未成熟所加诸自身的一副脚镣。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论，人第一次去尝试作出一次自由的选择，就“给理性提供最初的机缘”。（KGS 8：112）人就无可避免地要逐步学习自己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并且，理性必定要走到最后一步，才能够“把人完全提高到不与动物为伍”。（KGS 8：112）理性以其自身所立原则“对本身漫无法则的自由加以限制”。（A569/B597）唯独凭着理性，人类才能够离开“无法的暴力的自然状态”，也就是说，人类必须通过连续不断的启蒙，最后使人成为道德的。人性的启蒙必须是“启发每一个人善用他自己的理性不被动地而是时时自己立法”。（KU 5：294）人作为“一个自然物种”，理性“把人提高到不与动物为伍”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文化与人类之本性不可避免的冲突”，这种冲突“产生一切压迫人的生活的真正灾祸和一切玷污人的生活的恶习”。（KGS 8：116-117）
回溯人类发展史，我们见到，当人第一次尝试摆脱自然本能的束缚而运用自己的自由，他就意识到：“理性是一种能够把自己扩展到一切动物拘禁于其中的限制之外的机能。”（KGS 8：112）“也就是为自己选择一种生活模式。”（KGS 8：112）但是，人并不知道“应该如何用自己这种新发现的机能行事”，人类历史表现为“文化与人类之本性不可避免的冲突”（KGS 8：117），以此，许多哲学家就向理性发难，主张回到本能的自然状态。不过，如康德指出：“从这种一度品尝过的自由状态中，人现在已经不可能重新返回（在本能统治下的）臣服状态。”（KGS 8：112）
在漫长的欧洲中世纪史中，我们见到，人走出本能的努力被误认为兽类的罪和恶，教会的绝对权威以上帝之名配合着利他主义、自我牺牲、怜悯和普世的爱，把被打上“永恒的罪人”之烙印的人类统整于上帝的震慑之中。但到了近代，欧洲文明史走上另一极端，动物性本能被标举为人的“真我”、实存的本性。两头极端都忽略了人除了在遵循其本性中所具备的动物性之外，更重要的是禀具在意欲机能中立法的理性。康德在《人类历史起源揣测》一文中提出：“一方面是人道在努力追求其道德的定分，另一方面则是它始终不变地在遵循其本性中所具备的野蛮的与动物性状态的法则。”（KGS 8：116）“大自然在我们身上为两种不同的目的而奠定了两种禀赋，也就是作为动物物种的人类以及作为德性的物种的人类；……人类自身将会使自己突破他们自然禀赋的野蛮性，但在超越它的时候人类却须小心翼翼不要违背它。这种技巧，人类唯有在迟迟地经过了许多次失败的尝试以后才能够获得。”（KGS 8：117）在《实用人类学》一书中又指出：“即使他消极地沉溺于他称之为幸福的安逸和舒适生活的诱惑，即使这种动物性倾向是如此巨大，但人却更积极地与将他束缚于其本性之野蛮中的障碍作斗争，以使自己成为尊严的（würdig）人类。”（Anthro 7：325）
有史以来，文化总免不了“与作为自然物种的人类相抵触”，并且，历史已证明，任何宗教的钳制力或极权专制暴力都不能彻底清除人作为自然物种的禀赋，同时，种种由外力加于人身上的自上而下的教育，往往是粗暴的，给人带来不幸的。另一方面，历史亦已证明，即使最平庸的知性都不会否认，放纵人的野蛮的与动物性的状态，将道德发展弃之如敝屣，其产生的后果使人处于危险的困境，这种困境不但对于道德，而且对于自然福祉都是最负累和最危险的，人们相互间酿成损害与灾难，陷入“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状态”。
康德早就提出告诫：“不能对人类向着更好的进步绝望，而是（每一个人，只要轮到他的头上）以一切聪明和道德的光芒来促进向这个目标的逼近。”（Anthro 7：329）现代人时常不经大脑就轻蔑地说：“泛道德主义！”岂知，人要致力于使自己成为道德的，除此之外，人无法走出生存的困境。如康德指出：自然禀赋就其自身而言是好的，是合目的的，“但这些禀赋却表现为纯然的自然状态，所以就受到进展着的文化所损害，并反过来也损害着文化”。（KGS 8：117）要依靠每一个人学会成熟地使用自己的理性，始能有望解决这样一个困难的问题：“文化必须怎样地前进，才可以使作为一个德性的物种的人类的禀赋得到与其定分相应的发展，从而使它不再与作为一个自然物种的人类相冲突。”（KGS 8：116）而人类的德性的定分的最后目标就是要使德性的禀赋与自然禀赋协调一致并成为人的本性。
今日，文明化的进步挟带着的负累和弊端已经使现代化的高速列车驶向悬崖，卫道士们全球西化之“永恒进步”的宣言黯然失色，即便在只具有普通判断力的大众中都不再保有丝毫诱惑力了。但是，西方化的卫道者（政客、各路精英、专家）仍旧推销那种以自利原则压倒道德原则而作为社会（包括政治、经济）发展动力的错误假设，让人的理性鼠目寸光地死盯在经验上。一些讲哲学的学者俨然以个体“真我”的捍卫者自居，用一种“视现实上所有的原理为应当的原则”的粗俗卑下的思维方式影响大众，而大多数人不想思考而习惯安于现状。如康德说：“一个人虚构一个他自己喜欢的虚假法则作为行为的原则，我们不能希望他有任何改进。”（Ethik 150）正是他们那种否决道德理性的偏见，使人性偏枯，每个人自身禀有的自我成就及创造更好世界的能力被斫丧，从而制造人与自己疏离、人与他人疏离、人与自然疏离。
孔子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论语·八佾第三》）我们并无意指责西方要为现代化之种种弊害负责，并不是要制造西方与中国的冷战，更不是鼓吹什么民族主义，只是要指出，我们要走出西方主导的现代文明的困局，必须从文明化转进至道德化。我们所致力要建立的现代化不能像西方主导的现代文明那样，仅建基于“人只为自己存在的权利”，以“放于利而行”为基础原则；而是要奠基于“仁者，人也”、“人能弘道”的哲学原则上。每一个人扪心自问：人如何依据“仁者，人也”实现自己，人如何作为一个类而致力于实现人整体的定分，亦即人如何以其一切机能蕴含的力量为实现自身的定分而奋斗，并由之趋向一个平等分享的、人自身是目的的“目的王国”，亦即在世界上实现终极目的（圆善）。
以上所论既明，所谓“孔子已进博物馆”的讲法可休矣！今日，我们研习孔子哲学，是要致力于建立一部预告的人类史，预告的人类史并非“没有未来以及对自由的诉求”的所谓“普遍历史”，它是扎根于“仁者，人也”、“人能弘道”的基础哲学上，用康德的话就是：像有理性的世界公民（Weltbürger）那样在整体上根据一个商定的计划而行进。（KGS 8：17）它是内在于每一个人并与万物为一体的本心之仁（意志自由）的活动能够揭示的一种合规则的，以及趋向终极目的的进程。作为人的生存与未来的基础哲学，孔子哲学并不是被理解为历史上的孔子一个人的思想系统，它是由华夏古文明含蕴的理性内核生长出来的，并且在“为往圣继绝学”的历史进程中展现为一个作为人生之根和社会之本的哲学传统。
今天，实践孔子所言“人能弘道”，我们读书人可以做的就是“士弘道”。接续先秦以平民的家言引领社会，以期开一代王制的传统，承担起十三亿多中国人走上理性文明之途的使命。读书人不必再无奈地“坐而论道”，而是面临着“坐言起行”的历史机遇与时代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