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尖锐而悠长的汽笛，
在天空放射出
仿佛闻得到血腥的信号，
——空袭警报又发出来了！
警报——
诚然带来了恐怖和震惊，
但同时也好象在敌我中间
划下了一条红线，
使得双方的界限更加分明！
可不是吗？——
在那惊心动魄的长啸声中：
用同样的动作，
同样的心情，
千万人都同时靠拢在一边，
同时感到共通的命运！
一九四一年初，写于重庆
（选自《闻一多全集·现代诗抄》）
“生孩两月去慈怀，十岁桩残命运乖；怅望南洋长挥泪，双亲骸骨葬天涯。”中学时代，任钧写下这首怀念母亲的诗。1909年，任钧出生，月余丧母，祖母将他从遥远的印度尼西亚里伯斯岛带回原籍广东省梅州。1928年，任钧到上海复旦大学学习，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留学，与叶以群等筹划成立“左联”东京分盟。
1931年，任钧在日本留学，有感于日本飞机轰炸东北，写下《我听见了飞机的爆音》：“我确信，总有一天，那同样颜色的飞机，也将在这里投下同样的杀人武器：也将投到工厂中，也将投到农村里，把老百姓大批炸死……”诗作编入日本反战人士诗集，引起较大反响。
这首《警报》是诗人1941年旅居重庆时所写。抗战期间，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寇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出动9000多架次的飞机，投弹11500枚以上，造成了万人以上的伤亡。尤其是1941年6月5日的大轰炸，引发了震惊中外的六五隧道惨案，数千人因踩踏、窒息死亡。诗中的“血腥的信号”，就是指战时重庆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诗的第二段“划下了一条红线”，其实是对日寇刻下更深的仇恨。最后，诗人把警报当作同仇敌忾的口令，号召民众同命运、共呼吸，“在那惊心动魄的长啸声中”奋起抗争。诗人曾说：“诗人应该从正面去把这血淋淋的现实作为他作品的血肉，去产生他的坚实犀利的诗歌，然后再用那样的诗歌去催促和鼓励全国给敌人蹂躏践踏剥削得遍体鳞伤的大众，为着正在危亡线上的民族和国家作英勇的搏斗。”
1936年初，任钧参加了中国文艺家协会，并出版《冷热集》，所收诗作多以讽刺、揭露黑暗为主，被称为“中国第一本讽刺新诗”（阿英）。其后，又出版了《战歌》、《后方小唱》、《为胜利而歌》等。
建国后，任钧先后在上海音乐学院、上海师范学院任教。抗美援朝期间，他和司徒汉合作的歌曲《当祖国需要的时候》，唱遍了大江南北。文革中诗人遭关押。平反后的诗人没有停止歌唱，创作了一大批讴歌时代之作。正如诗人在《新诗话》中说得那样：“真、善、美的诗篇，一定是由诗人用生命、和血、和泪去写出来的，决不是用‘笔’去‘做’出来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热爱世界——诗人便是比一般人更能热爱生活、人类、世界的人”。
2003年，诗人在上海辞世。有《诗笔丹心——任钧诗歌文学创作之路》等。
这位参加过太阳社、中国诗歌会的抗战诗人，始终以真诚对待人生、对待诗歌。那首《我歌唱》让人记忆犹深：“我歌唱——我是一口大钟，要用洪亮的声音/去唤醒沉迷的大众；/让大家——为着自己，为着民族：向前冲锋！……我歌唱——我是一只海燕，要替被压迫者/带来暴风雨的信号！我是一只乌鸦/要替吮血动物们/唱一支黑色的葬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