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问群花是怎样请红雀欢呼着繁星开了，
不问月光是怎样敲着我的窗，
不问风和野火是怎样向远夜唱起歌……
好久好久，
这日子
没有诗。
不是没有诗呵，
是诗人的竖琴
被谁敲碎在桥边，
五线谱被谁揉成草发了。
杀死那些专门虐待着青色谷粒的蝗虫吧，
没有晚祷！
愈不流泪的，
愈不需要十字架；
血流得愈多，
颜色愈是深沉的。
不是要写诗，
是要写一部革命史呵！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
翻阅绿原早期诗作，那些带有忧郁的诗名仿佛都能硌着手指。《憎恨》（1940）、《给天真的乐观者们》（1944）、《站在伽利略面前》（1949）、《又一名哥伦布》（1954）、《重读〈圣经〉》（1970）、《母亲为儿子请罪——为安慰孩子而作》（1970）、《祈祷》（1971）等，叙述的都是人间的忧伤。也许，双亲早逝烙下的印痕，催熟了作者敏感的心灵。即使在歌唱的时候，他也是低调、沉稳的。
以三个“不问”作为诗作的开头，是常人所不能接受的。《憎恨》就这么做了，而且辅以长句子、多意象，让读者要细细品味，才能体会到诗人的苦心。第一句“不问群花是怎样请红雀欢呼着繁星开了”，群花不开繁星开，而满天的繁星一旦开了，那是多么壮观，何况还有红雀的欢呼。作者的设问、否定，是为了下句的肯定，强化了繁星“绽放”所带来的快乐。群花为人间、为现实，繁星为上天、为理想，这样来看，就知道诗人要挣脱现实的牢笼，飞往理想的天空。红雀作为群花和繁星之间的使者，其象征意义十分强烈。第二、三句的否定，其实是对自然发生的肯定，月光敲窗、风吹着野火向远夜，在作者来说都是规律，是不可否定的。紧接着，诗人以“竖琴”敲碎，“五线谱被谁揉成草发了”，交代了“这日子/没有诗”的缘由。联系起来看，就可以知道一个心怀希望而又被现实羁绊诗人的困恼了。
所谓杀死“蝗虫”，是诗人对一切丑恶、一切敌人的宣战。作者没有宽恕，意志坚定，表达了一个革命者对敌人的仇恨。所谓“革命史”，是诗人抛开幻想、抛开纸上的低语，希望投身血淋淋现实的决心。
绿原1922年生于湖北黄陂，父母早逝。1938年流亡重庆求学。1941年入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学习，编辑《诗垦地》，在《希望》上发表诗歌。1942年出版第一本诗集《童话》，成为著名的“七月派”诗人。绿原曾有自述谈到该阶段的诗歌创作：“我从20岁到30岁，生活在民族存亡、封建统治和白色恐怖之下；《童话》结束了暗淡童年的梦幻之旅，我的诗开始体现一个流浪青年对于受苦受难的平民的靠拢和归化，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我反抗不公正、不公平、不公道世界的武器。面对一个严峻的时代，我和同代诗人们只能服从民族和人民的律令。”这其实也是诗人《憎恨》的诗意所在。
解放后，绿原先后在《长江日报》、中宣部工作，出版诗集《从一九四九算起》。
1954年上半年，胡风撰写《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绿原曾参与讨论和提供意见，并因此受到长达7年的审查、关押。1962年6月，被安排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担任德语文学编译。文革中又历尽磨难。
1980年，绿原恢复中共党籍，次年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副主任，1983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在《寻芳草集──绿原散文随笔选集》一书中，绿原说：诗对我从不是空洞的形式，不是僵硬的格律，不是有待满足的嗜好，不是取乐或牟利的工具；它随时随地对我只是一种自我监督、自我检验、自我鞭策、自我救护、自我突破、自我生成而已。“我和诗从来没有共过安乐，我和它却长久共着患难。”1981年，绿原在“二十人集”——《白色花》序言的最后写下一段流泪的文字：“作者们愿意借用这个素净的名称，来纪念过去的一段遭遇：我们曾经为诗而受难，然而我们无罪！”
2009年9月，绿原辞世。著有《绿原文集》（6卷），含1948年诗集《又一个起点》、《集合》。曾荣膺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金环奖”、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国际华文诗人笔会“中国当代诗魂金奖”、首届“中坤国际诗歌翻译奖”等。
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表的讣告称：“绿原同志家属表示：哀事恰逢国庆、中秋佳节，唯恐给各位领导、同仁和生前好友带来诸多不便，遂决定绿原同志丧事从简，不举行告别仪式，遗体将择日火化，祈望大家体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