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我想说点什么，总有一种担心，我怕自己说的没有用，甚至会觉得不说为好。我真的可以只用音乐去表达，而不再诉诸文字。但是，断断续续地，总有一些东西记下来了，既然已经是写下来的东西，就总会有拿出来与人分享的念头。
每个人，到了一定的年龄，都有自己的人生经历，有自己的一套看法，谁都不能说自己的观点比别人高明，但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我从没有想过我的某些观念可以成为指路明灯，匡时救弊，如果它能给一群数量并不太多的人一点启发，就还算是有那么点价值。愿这个期望不致落空。
摇滚乐，或幸福的子弹
摇滚乐是什么，下一个定义并不容易，在音乐形式上很难界定。比如莱昂纳德·科恩，从音乐形式上看，根本听不出他摇不摇滚。但是波诺这样的人物都会说，我走到今天就跟两个人有关，一个是鲍勃·迪伦，一个是莱昂纳德·科恩，你能说科恩不摇滚？
摇滚乐根本的功能在于：别人不能说的话我来说；别人心里想的，说了没人听的话我来说；别人说了以后成为废话，或者被忽视和压制的话我来说。它永远说的是真话，是针尖麦芒的话，是站在风口浪尖的话，同时也是体现和代表当时社会的人们整个生存背景和生存状况的话，这是摇滚乐磨灭不掉的色彩，你非要不让它带有这样的色彩，那它就不是摇滚乐了。摇滚乐本身不仅仅是音符，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它关心它所处的社会，关心这个社会里的人，并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摇滚歌手，特别是在他成为公众人物之后，便不应该只享受公众人物的虚荣、头衔和财富。面对社会上的各种苦难，或者重大事件，他必须发言。比如说“7·23”高铁事故，首先，我会在微博上表明我的态度；其次就是在张北音乐节，我号召现场的十万人把手指向天空，为死难者哀悼。在我能说话、说出来的话有人愿意听的时候，我就会去说。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不敢说话呢？说白了就是怕承受不了失去名声给你带来的一切东西之后的失落。其实一个人所能享受到的东西就那么多，而真正幸福的人也不在于他拥有了多少，而在于从没有到有的那个过程。失去一点东西没什么可怕的，人，要比就比衣服脱光了以后的能耐，要打架，那就来，谁要想说服对方，那咱们就讲道理。
体现在音乐里面的时候，我也写了《名利场》和《有意思吗》等很多歌曲。你看到那么多人在过着这样的生活，即使你不去评价，起码应该把你看到的东西呈现出来。很多时候，看似最表象、最琐碎的东西其实恰恰是最深刻的东西，也最能表现一个时代的状况。安迪·沃霍尔最重要的作品，一个是一片可乐罐，还有就是一百多个梦露。“看着电视上的节日晚会……听着电台里的明星访谈……聊着网络上的花边新闻……”我写这样的歌词，并不是觉得我过得比别人好，或者我过的不是这样的生活，这都是我感同身受的情形，我在生活中遇到各种问题的时候照样焦头烂额。也许，这里面没有多少高深的东西，但是在我把它变成音符的时候，你得尊敬我。
摇滚乐也不单单是要抨击、批判，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向度，就是要让人发现自己内心深处对生命本身的爱。面对一件事情，面对那些邪恶的人，你跟他来硬的，他们不怕，来吧，没用。你对它直接的抨击和批判并不一定能改变什么，但可以从另外的角度，让他们受到触动和感动，让另外的人对这个世界还抱有希望。所以摇滚乐从多个角度去切入现实，肯定要比单一的角度、方式更好，更有用。
如果把摇滚乐看成一种产业，它可以说是娱乐的一部分，但是，作为创作者，不能这样考虑问题。它作为娱乐的一部分，也仅仅是一种数字上的意义，比如它的市场份额。不可否认，摇滚乐一定有它轻松、好玩的一面，但它不会以娱乐为核心，它更大的功能是建立每个人更强大的心理基础，给精神层面带来更大的快乐。
摇滚乐有它自己必须坚持的东西。第一是不妥协性，首先就是你的世界观和你的态度的不妥协性，我可以为国家写一首歌，但是你不要告诉我我能够写什么，不能写什么，或者必须出现什么字眼，要不然你就别找我。这就是摇滚乐的不妥协性，我只说我发自内心的东西，说自己想说的。拿《我爱你中国》这首歌为例。你可以想像，一个自我标榜为摇滚歌手的人，竟然写了这么一首歌，而且从前就有一首这样的歌，名字还一样，再而且，这首歌确实不是在批判、在反社会，它就是在说“我爱你中国”。但是一定不要忘了这首歌里包含的那种心酸和伤感。《我爱你中国》这首歌就是我对自己的一个挑战。这是我的国家，我凭什么就不能写，如果你觉得这是一种耻辱，请问你是不是有病？况且这首歌里面表达了那么多的难过和纠结。
第二点就是真实性。摇滚乐不是赶时髦，它有永恒性。我们现在听披头士、鲍勃·迪伦，听他们好多年前的作品，仍然觉得非常感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歌手的内心和他所处的时代。如果说，一个电视台跟你约一首歌，这首歌必须时髦，应该跟另外的哪一首一样，这个时候，就没有摇滚了；当你去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一个人告诉你，现在这就是潮流，你就不能怎么怎么做，只能在这个划定的范围内怎么怎么做，这个时候，摇滚也没了。
第三，用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就是革命性。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又红又专，但是这一点所体现出来的效果是比较容易分辨的。那就是摇滚乐会一直走在潮流的前面一点，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上，一首歌不会因为过去了十年八年就显得陈旧，它诉说的仍然是你当下所关心的问题，说出了人们心里面一个共同的声音，而你也能完全地理解它，不会不懂。但对于那些做“行活”的人来说，这几点都不成立。音乐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生计，他们会很清楚什么样的音乐风格最容易受到欢迎，歌词怎么写才不会出问题，不会触及敏感而危险的字眼，审查通得过。说白了，做“行活”的就是音乐写手，他们与摇滚歌手的选择不同，我不会去指责这些，也不会看不起这些。因为必须有人做这个事情，你有这个本事，用它来赚钱、养活自己、养活家人，我尊重你。但你千万不要告诉我，除此之外，你的作品里还有别的东西，还有这样那样的意义，这样说就有点尴尬了。好在现在大家都还挺清醒地知道自己是做什么的，也都挺互相尊重的。尊重，来源于了解事实，承认事实。
这种革命性其实不一定只有摇滚乐里才有，其他的东西里面也会有。比如说苹果的电脑和手机，他们设计出来的东西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有它自己的一套系统，但是很实用，外观上也很简单。在美国，你几乎看不到有哪个年轻人掏出一个手机是别的牌子的，他们会觉得，我就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就是要用苹果。它最大的附加值就是文化植入，事实上，从成本上讲，它该值多少钱大家都清楚。而反观苹果的战略，是几十年前就已经形成了的，几十年前他们就这样做事，一直到今天。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摇滚乐的平等性。摇滚乐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不同水平、不同历史的音乐人都是平等的。在摇滚乐面前，当我准备说一句话，把一句话变成旋律的时候，大家都是公平的。任何一个刚起步的年轻人在家里写的一首歌，表达一个看法的时候，比如对自由的看法，跟约翰·列侬、鲍勃·迪伦的歌是完全平等的。
在学校的时候，我学习的主要是古典音乐。在音乐的伟大性上，我自始至终都没有觉得流行音乐比古典音乐更好、更伟大，因为流行音乐往往要借助语言去表达，而古典音乐不需要。但是语言提供了一个方向，那就是你可以表达更具象、更有想像力的各种意象，更容易表达自我。古典音乐需要表达的是作曲家和那个年代的整体气质，这是古典音乐的最高境界，但是也可能带有百分之二三十的个人色彩。而摇滚乐确实更能够表达年轻人的内心、更自由，我想，作为一个年轻人，在听到了好的摇滚乐之后而喜欢上它，是一件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在中文歌曲里面，当时给了我最大震动的是崔健和罗大佑。崔健确实是太棒了，他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地位，不是偶然的。你会发现，他无论是歌词还是音乐性都很出色。录音上也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张专辑，在当时那种条件下，制作成那样，真是相当不容易。崔健就是一个标准，一个人能够受到那么多的人认可，他必须是有很多过人之处的。那时候，如果有谁写了一首歌，拿给别人看，别人夸你的时候就会说：“写得真不错，挺像崔健的。”在歌词这方面，后来做得比较好的就是张楚。我们现在一般都知道崔健的地位非常高，对中国摇滚乐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其实罗大佑的伟大程度，并不比崔健差，那张《未来主人翁》也是很了不起的。
但是摇滚乐进入中国的时间太短了，大家都疯狂地去吸收、学习、模仿国外的东西。我们中国人做事往往会进入这个阶段，首先，得是头发、衣着，拉好摇滚的架势，把外在的东西先学出来。我觉得这个也没有问题，但是更重要的东西就没有了，不能在音乐创作上不断地学习、深入，所以也不能由此提升自己精神层面的表达。其实也不是说大家不努力，有很多人也在各个方向上钻研，但每个人的经历不同，能力也不同，也有可能自己的精神被某种想法，或者一些外界的因素给束缚了，所以经过十几年以后，每个人做出的成绩也不一样。
中国的摇滚乐还有一种悲哀，这种悲哀来自于中国的听众，他们必须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在唱什么，而且特别挑剔，还会形而上地给你戴很多帽子，安很多的头衔、概念。老崔就经历过一段这样的时期，他说你们别把我当成这个那个的，我的歌里也没有那么多政治含义什么的。这里面的确有危险，摇滚乐所表达的东西很容易被人们放大、夸大，把它的内容复杂化。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复杂。比如《花房姑娘》，你就把它当成一首给一个妞写的歌又怎么了？“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可以说它写的是一个人的孤独，人就是孤独的，它没说假话，但要说它有政治指涉，就有点过分了。咱们就说，这是写一个人泡一个妞，感觉她特别好，给她写了一首歌，多好啊，为什么非得把它解释成恨不得批判社会、批判政治的高度？当然，我这种说法有点半开玩笑的意思，但事实上，摇滚乐真没有那么复杂。如果说你从一首歌里面还听到了一些不可言说的东西，那就挺好了，没必要非得作出那么多的解释。艺术杰作的真正妙处就在于，它永远会给你一种双重感觉，不像那种网络歌曲，说你不爱我我就得去死，你听完了，觉得这人就真的是要去死，没别的。而好的作品总是让你觉得它在说点什么别的，齐白石说过，艺术的最高境界在似与不似之间，你会觉得它永远有那么点言外之意，那就对了。鲍勃·迪伦的作品就是这样，他并不是张口闭口全是政治，而是把大量的美国人的口语，把生活里的细节，还有一些事件，用一种不经意的语调表达出来。
中国有不少音乐学校，但很多老师教着教着就把学生教歪了，要么就是教学生一堆概念，要么就是教学生比谁的吉他弹得快。如果我有一所学校，或者有学校请我去教学的话，要是一共讲两年课，我会用一年半的时间给他们讲为什么要弹琴，音乐最能打动人的是什么，什么样的作品是好的；而不是总给他们讲该从哪一品弹到哪一品，或者必须在每分钟两百四的速度里把《野蜂飞舞》弹完。教他们这些干吗呀？因为我知道，所有的吉他和弦都可以在一年之内学完，所有的技巧问题都能在五年之内解决，但是学完这些出来，照样没饭吃，大部分人，即使是再弹十年，也弹不过我现在的主音吉他。有些时候我们会误导一些孩子，而当他明白这样不对的时候，他又要花精力去重新架构自己的精神和心灵层面的东西。我也不会去给学生说空话，云山雾罩地谈概念，就跟他们讲你该怎么写，为什么这首歌好，分析到极其具体的程度，先把最基本的东西弄明白，创作和表演才是靠谱的。
不管你以后有多牛逼、多反叛，即使你惊世骇俗，但是你该受的教育总不能不受。其实我们看看摇滚音乐史上最反叛、最惊世骇俗的几个人，比如吉姆·莫里森、吉米·亨德里克斯、米克·贾格尔，有多少搞摇滚乐的能比得上他们的教育程度？这方面你比不了，而你的勇气又做不到他们那样，你敢在舞台上把裤子脱了吗？一说到这个，你又开始批判这个，其实你就是唯唯诺诺，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总之，自己不行的就是不好。
必须在最基本的东西——什么是调性，什么是节奏，什么是视唱练耳，什么是合作里面最重要的，什么是词曲创作里面最关键的元素——过关了之后再探讨其他的东西，那时候才立得住，才能有底气、有质量地呈现你的反叛。没错，一首歌，有了好的旋律、和声，它可能还是没有灵魂的，还是空壳，但是不要忘了，摇滚歌手不等同于诗人、哲学家、小说家。我看到过很多歌词和文字很棒的歌手，但是当你听到它成为歌曲之后，就会觉得他还是应该去做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