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才良
握笔写追思故人的文字，往往是令人痛苦的。但是，追忆往事，却总是“开卷有益”。
那天，在报上惊悉程乃珊老师病故的噩耗，我至为哀痛。当时我就感到，这是市作协，尤其是杨浦区作协一大损失。我曾想致电分管区作协的工会副主席王建芳，区作协能否开个程老师追思会。这个想法与区作协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的提议不约而同，《杨树浦文艺》杂志是该出个专辑，表达老杨浦人对程老师的感激之情、追忆之念。
我与程乃珊相处虽不如她和王周生、王小鹰女作家们那般亲密，但是，长大两岁的我对程老师一向敬重有加。说来有缘，程乃珊、俞天白和我三个作家，有四同：同在杨浦区生活多年，同是杨浦区中学教师（俞、我教语文，程教外语）；同在杨浦区江浦路两侧教书，程在江浦路左侧惠民中学，俞在江浦路上的江浦中学，我在江浦路怀德路的市十五中学；都曾在沪东工人文化宫活动过。稍有不同的是，程、俞离开中学后成了专业作家，我调离学校后直在媒体工作。抑或正是为此，我更自愧不如，在文学创作上无甚建树，俞天白大部头作品不少，程乃珊更是成了上海文坛一致公认的写海派老“克勒”的专家、名家。她的小说《蓝屋》、《穷街》、《女儿经》、《金融家》和《上海探戈》、《上海女人》、《上海罗曼史》等，我大抵认真读过，从中获益匪浅，特别是对她大上海底层老百姓生活情景的描写，精细入微，幽默、风趣的海派语言，极具感染力，更是钦佩不已。这恐怕与其在大杨浦执教十几年生活不无关系吧？
这些年来，我与程老师交往不多，但每次在市作协外出活动，在东宫开区作协会议，在旅游途中或会议间隙，也少不了促膝深谈。记得有次杨浦区要举办“杨浦名人”活动，我也忝列其中，曾在期间与程老师谈及在同区执教体会。她说，当时十年动乱，惠民中学同学也受“读书无用”论影响，不少学生对外文这门学科，很不重视，都懒于记单词、练口语。“我坚持一条，反复规劝，不辱师责。除了上好课，我还跟学生少讲革命大道理，多讲人生小道理，讲自己的生活经历及为人、做事的心得体会。这样，学生听进去了，读书也比以前起劲了。”我说，程老师的教派和我相同，当时我也是寓教于乐，顺势利导的。
在“文革”后恢复高考后，我连带三届文科班，总算带出了一批好苗子。程老师听后，抚掌大笑：“大杨浦这些工人子弟，都朴实可爱，一旦觉悟，就会很快入门，长进甚快。”我妻家好多亲戚、邻居的子女，也在惠民中学读书，逢年过节见到我，他们都很自豪地说：“我们惠民中学的程乃珊老师，是个大作家，比你有名气！”我连连点头称是。此事我跟程乃珊提起，她笑得前俯后仰，连连摇手说：“岂敢！岂敢！”抑或正因为此，1979年春，团市委来商调我去《青年报》当理论组组长，区教育局老局长老沈挽留我说：“不到报社留在校，凭你这支笔，还不能像程乃珊、俞天白那样在中学里体验生活，写出精彩的长篇小说？”由此也可见，程乃珊在大杨浦的影响。
我与程老师谈文学创作，是在一次随市作协小说散文组去浙江山区参观考察时，同行的还有老作家徐开垒。在山阴道上踱步，沿路观赏风景，我向程老师讨教创作《蓝屋》等小说的创作经验，她用一口糯软的吴语说道：
“有啥好谈的？我不过是做个有心人，留心观察身边的人事，倾听老百姓的声音，用自己的感受用心讲述我所熟悉的杨浦人、上海人的故事而已。尽管生活中有不少事婆婆妈妈、琐琐碎碎，但我不满足于照相似的实录，而是参照鲁迅倡导的创作方法，信手拈来，综合提炼，用艺术的虚构反映生活的真实，这样，小说中的人事要比生活中的更典型、比生活中的更集中。才能让读者朋友喜闻乐见，可读可想。不知我说得对否？”
这些话，是程乃珊的创作秘笈，我细细咀嚼，再比照她作品中描写的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我更觉得程老师的经验之谈，对弱于形象思维的我而言，就不啻是一种借鉴，更是一种启示、鞭策和激励。
记得程乃珊多次在杨浦区政府、沪东工人文化宫和区作协多次聚会上所说过：“每天乘公交从静安寺赶到杨浦区惠民中学上课，十几年来几乎天天往返其间，我太熟悉老杨浦的历史变迁、大杨浦的学生了。我有杨浦情结。写杨榭浦就是我的义务和责任，也是我对大杨浦感情、感激和感恩。”这是她的真心表白，足见她的诚信为人。
信手写来，端庄、典雅、知性的程乃珊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呈现。于此，我还想再说一句：老杨浦的人民是老实在的，老讲情义的。你在大杨浦教过书，写过大杨浦的小说，给杨浦人带来过欢乐，为新杨浦的百年大计出过大力，杨浦区老百姓会永远记住你这个好老师，这个名作家。程老师在天有灵，一定会看到这本《上海Lady-程乃珊的世界》专辑，一定会读到这么多像我这样的老杨浦人用心血与泪水写成的悼念你、追恩你、学习你、感激你的文章，你一定会开颜在地下，含笑于九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