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介批评学体系的原创与建设，作为近30年来传播学中国化追求的一个突破口，其意义极为重大。[1]尤其是在当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其特征，以形成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为其学术旨归的伟大时代，中国媒介批评学体系的原创，更加体现了一种时代的必然。媒介批评是一种精神活动，是面对媒介现象进行更深层次认识和解读的超越性智力活动。这样的活动当然不会是靠技术和公式来完成的，她所依靠的更多的是批评者的智慧。而对于立足中国原创的媒介批评学来说，能够支撑起整个理论体系大厦的，也就只能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中孕育的中国智慧。中国，作为唯一一个文明发展脉络未曾中断、并且在哲学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始终保持相对独立的文明大国、古国，其智慧内涵之丰富、成果之卓著早已为世界公认和仰慕。毋庸置疑，建立中国自己的媒介批评学体系就需要依托于深厚浩瀚的中国智慧，使博大精深的中国智慧成为中国媒介批评学的理论之根、思维之源。传播学大师施拉姆教授曾深情地写道：“我们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学习科学研究方法与理论的人，看见中国长春的文化，和她悠久的传的艺术传统，总免不了会肃然起敬。我们常想，中国人那种深邃的智慧与洞达，要是有一天能用来帮助西方人多了解自己的工艺智识，增深我们在实验方面的体会，该是多么好的事。许多人已注意到现代中国人在传的学问上认识的深刻与精到，不但反映了悠久的历史传统，且常能推陈出新。”[2]西方学者已经有如此见识，我们本土的学者当然更需要深入研究中国智慧，并将它作为中国媒介批评学的坚固基石并撑起整个体系的基本架构。
第一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智慧
在整个人类世界的发展历史上，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智慧启蒙极早，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处处闪耀着惊世高超的智慧的辉光，蕴含着无穷的精神力量，同时也有着高度完备和发达的思维体系，是一种真正的“聪明”之学。运用中国智慧可以更加深刻和独到地认识自然、洞悉社会、引领人生，当然也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指导媒介批评的重要思想资源。
当然，“中国智慧”无疑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对其实际的内涵和外延学界并没有特别严格的界定。按照一般的定义，智慧是“对事物能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解决的能力”[3]。笔者所讨论的中国智慧除了指具有中国特色的“对事物能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解决的能力”，而更重要的是指认识和掌握世界的精神境界与思维方式。据此可以说，中国智慧不仅蕴含在《周易》、诸子、四书五经、历代名家名作，乃至近世的大量浩如烟海的各类经典典籍之中，而且也自然体现在我们民族的思想行为和各种社会实践之中。
（一）中国智慧研究综述
由于中国智慧研究涉及的领域极广，而且已经过五千年的发展与沉淀，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成果，如果通过分析中国智慧在一个个具体领域中的运用来研究中国智慧无疑将太过泛化、无法入手，因此有必要将分散在这些领域中的中国智慧的共同特征进行归纳、提炼和总结，从而找出中国智慧的根本特征与规律，并进一步指导包括媒介批评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实践活动。这样的研究是从近代引入了西方智慧作为中国智慧的主要参照体系之后才逐渐开始的。较早的研究不成系统，且偏感性。如文化巨匠胡适在上个世纪早期就用英文撰写了一系列与中国智慧有关的著作，如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先秦名学史》）、Chinese Thought（《中国人的思想》）、The Scientific Spirit and Method in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的科学精神与方法》）等，尝试着从哲学的角度、用西方的治学方法研究和介绍中国的传统智慧，从而开近世中国智慧研究的先声，但这些研究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还是哲学，说不上是专门的中国智慧研究。专门拿中国智慧来做文章的，林语堂先生当为早期的代表人物。他于上世纪30年代曾用英文写过The Wisdom of Laotse（《老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孔子的智慧》）二书，致力于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的传统智慧。二书内容虽然较为浅近，但确实抓住了中国传统智慧最核心的两个理论体系，也即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此后至于近世，冠以“中国智慧”的著述层出不穷，但多数为故事汇编、散文随笔，富有学术价值的作品比例不高。随着近年中国综合国力的飞速提升、民族复兴事业的全面推进，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精神和智慧的研究也日趋兴盛、深入，笔者重点关注的主要是这个阶段的研究成果。兹列举其中对“中国智慧”研究学术性较强的专著如下：
首先必须提到的是，王树人、喻柏林的《传统智慧再发现》。王树人是成果卓著的我国当代哲学研究者，喻柏林则是知名心理学家。他们二位合著的《传统智慧再发现》一书采取比较的方法讨论了中国传统智慧和传统艺术美的基本问题。该书上卷论述了“汉字凝结的智慧”、“《周易》的智慧与魅力”、“禅悟的智慧”、“中国传统艺术美及其灵魂”，下卷论述了“先秦儒家执著现实的人文精神”、“先秦道家超越现实的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思维特征及其奥妙”。本书的视角独特，将哲学、社会学、美学、语言学等等学科的知识熔于一炉，且用内在的主线——中国传统智慧——一以贯之。该书很好的剖析了中国传统智慧的特征与产生根源，并特别阐述了由中国智慧生发的人文精神，对于构建中国媒介批评学有思维方式与理论体系参考价值。此外，本书还详细阐释了王树人的“中国象思维”原创理论，这对于如何开发与运用中国智慧很有启发意义。
其次，是向世陵的《中国哲学智慧》。向世陵作为哲学博士，其主要从事中国儒家哲学和儒释道关系的研究。《中国哲学智慧》一书秉承“智慧是哲学的精髓”的观点，重点叙“哲”言“智”。该书将中国的哲学智慧从先秦历数至近代，简要精当地描述了中国古代哲学智慧发展的整个过程，对各个学派的发生发展、代表人物、主要思想都做了简介评析，并在引言和结语中将中国古代哲学智慧的发展脉络、整体特点与西方进行了总结和对比。该书对于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智慧的特点，比较具有系统性。
方同义的《中国智慧的精神：从天人之际到道术之间》。该书以清新、辩证的笔调阐述中国智慧的内在精神、基本架构，并对儒家、道家、墨家、法家智慧以及和中国传统智慧向现代转化进行了梳理和探讨。
易中天的《中国智慧》，并非一部学术专著。此书介绍了易中天所认为的中国智慧的最重要的六个方面，也即“周易的启示”、“中庸的原则”、“兵家的思考”、“老子的方法”、“魏晋的风度”，以及“禅宗的境界”，采取通俗易懂的表述、幽默诙谐的文风，并结合了很多具体的事例来阐述、分析中国智慧，颇具易氏特色。
赵士林的《国学六法——每天都能用到的中国智慧》，相比《传统智慧再发现》、《中国哲学智慧》等书更注重从理论上分析中国传统智慧而言，《国学六法》一书更偏向于中国智慧的日常运用。赵士林将中国传统国学定为儒、道、墨、法、禅、兵六家，认为这六家思如同江河行地，培育了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并提出，在21世纪的中国，现代人应该“以儒做人、以道养生、以禅清心、以墨尽责、以法为基、以兵入市”，从而结合时代的需要，将这六家的思想精华化为现代人的精神营养。
论文方面，王树人先生的《中国的“象思维”及其原创性问题》、《中国象思维与西方概念思维之比较》、《中国哲学与文化之根——“象”与“象思维”引论》连淑能先生的《论中西思维方式》等也从不同角度或层面阐述了中国传统智慧的特点。
总体而言，目前对中国智慧的研究多从其整体特点与思想体系入手，取得了一定进展；尤其比较注重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技，乃至做人、养生等方面的应用。而对于中国智慧在媒介批评领域的指导与运用研究则罕有问津。下文将以媒介批评为落脚点，首先概述中国传统智慧的体系和发展源流，再提炼中国传统智慧的主要特征，最后阐发中国传统智慧对媒介批评的指导意义和具体运用。
（二）中国智慧的体系与发展源流
中国文明史可以准确推定的纪年始自公元前841年（即所谓的“共和元年”，为西周晚期）。而智慧与文明的火花则早在7000前至4000年前之间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陶寺文化时期就在中华大地上多处迸发。其后中国智慧与文明快速发展，进入了“五帝”时代，时间上约为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70年左右。再其后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夏、商、周“三代”。根据李学勤先生主持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4]，夏代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这个时候中国的文明已经相对成熟，智慧之光则在国家制度、建筑水平、冶金技术、农业生产等各方面得到充分体现。商代为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其间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有完整体系的文字——甲骨文。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高度智慧，标志着中国文明至此已充分成熟。
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哲学也迅速发展起来。商末周初（距今约3000年）产生了我们民族哲学真正意义上的原典，——《周易》。《周易》包括《易经》与《易传》，以其严谨的结构、辩证的思维与开放的系统，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民族的每个方面。可以说，《周易》是我们中国智慧的万源之源。其中体现的忧患意识、理性态度、变革精神和中庸原则等世界观，以及抓住根本、掌握规律、建立系统等方法论，都给我国乃至世界各族人民予以历久弥新的灵感启迪和永不枯竭的智力支持，对于我们建立起富有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范式也有着正本清源、奠定基石的伟大意义。
礼文化经过夏、商两代的发展，到周代也已非常完善。《周礼》作为中华礼文化的原典，从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两大方面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社会。虽然和《周易》一样，《周礼》也存在着一定的认识局限，但这主要是由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限制所致，而其对社会和谐、天人合一的终极追求则使其拥有永久不衰的生命力。其中所体现的中国智慧、人文精神更是对包含中国媒介批评在内的社会生产、生活各领域仍有极其宝贵的启示价值，对于今天构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仍有极其重要的参考意义。
在《周易》诞生五百年之后，中国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这也是中国智慧与思想大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同时也是世界哲学史上著名的“轴心时代”。[5]春秋战国处于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大转型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最为激烈动荡的时代之一。在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中华民族开始了集体探讨社会该如何发展的“辩论大赛”。各位哲人、各个门派相继出现和兴起，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与学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正是这种局面的形象概括。所谓“百家”，是言其多。《汉书·艺文志》以这一时期的著作归类，共列诸子189家。按西汉学者司马谈及其后刘歆的分类，这些学派计可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以上为司马谈分类），以及纵横、杂、农和小说（以上为刘歆增补）等十家。此外，兵家、医家也有非常完善而独立的学术思想与体系。诸子百家的学说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制度、自然科学等各个方面，各家在相互辩驳、交锋中不断发展、完善，从而将这个中国智慧大爆发时代的迷人姿彩展现到了极致。这一时期也是媒介传播大发展的时期，各路学派对于如何更好地传播自己的思想都极为重视，有关媒介批评的思想自然也蕴含其中。这些学派的思想和智慧不仅在当时产生深刻影响，更深深影响着直到今天的中国社会。除了下文将要展开阐述的法、道、儒诸家之外，每逢政权更迭，纵横家、兵家都会红火一时。即使是秦汉之后就基本成为“绝学”的墨家也在清代曾一度焕发生机。而其余阴阳家、名家、农家、医家、杂家，或究数理、或辩名实、或攻生产、生理，或兼收并蓄，都从某个方面或几个方面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这些中国智慧的火光也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媒介批评现象与思想，比如曾被刘歆视作不“可观者”的小说家，[6]却重点收集与传播古代平民的思想动态，正是我们今天新闻传播与媒介批评所要研究的重点。另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中国古代智慧与思想大发展的黄金期，其参与的主体、兴演的过程、取得的成果与产生的影响都完全是在中国自身的范围内发生和实现的，基本没有受到外来民族与文明的影响与干扰。[7]应该说，这些智慧和思想与之前的《周易》、《周礼》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最纯净的核心，也正是中国媒介批评体系建设的最根本依托和最坚定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