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镇桂林的中国红色特工王：李克农
在桂林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许许多多惊心动魄、离奇曲折的故事，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桂林因特殊的地理位置，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文人荟萃，文化繁荣”，成为当时国统区著名的进步文化中心，被誉为战时“文化城”而影响全国，震动世界。之前电视上热播的谍报剧《江南锄奸》，其实就是以李克农为代表的“龙潭三杰”打入敌人内部从事谍报工作的历史事实为基础拍摄的。
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时，一个从未领过兵、打过仗的神秘人物被授予了上将军衔。在没有硝烟的隐蔽战线上，他所建立的功勋长期不为人所知，却起到了守护党和军队的特殊作用。这位神秘人物，就是中共情报工作的杰出领导人，有着“红色特工王”美誉的李克农。
1941年3月，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枣园请李克农一家吃饭，席间毛泽东问李克农的小女儿李冰：“你知道你父亲是干什么的吗？”还没等李冰回答，毛泽东就说道：“他是个大特务，不过他是我们共产党的大特务。”
这个被毛泽东称之为“大特务”的李克农是我国隐蔽战线上的高级指挥官，在看不见炮火硝烟的战场上，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谍报传奇，在虎穴龙潭中纵横驰骋，在血雨腥风里与敌特斗智斗勇。
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李克农。
1929年12月，李克农经党组织批准，考入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这个无线电管理局实际是国民党中统局头子陈立夫的特务机构，局长是陈立夫的表弟徐恩曾。
此前，中共中央在上海组建了中央特科，特科的负责人是周恩来、向忠发和顾顺章，内设4个科，其中的情报科科长是陈赓，行动科的科长由顾顺章兼任。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遵照周恩来的命令，设法打入国民党刚刚成立的中央调查科，并组建党的特别小组，李克农任组长，往来于宁沪之间，并负责与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单线联系。特务头子徐恩曾对这一切毫不知情，他还十分得意自己拥有三名干将：贴身秘书钱壮飞，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特务股股长李克农和天津长城通讯社社长胡底。他们三人分别在在南京、上海、天津遥相呼应，成为打入国民党重要部门的铁三角，他们战斗在国统区，斗争之艰险，胆识之超人，被周恩来赞誉为“龙潭三杰”。
正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小组在国民党特务机构里如鱼得水，准备大展宏图之际，忽然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1931年4月25日深夜，李克农在一家简陋的小旅馆里收到钱壮飞派人从南京捎来的密信，他看完信后，犹如五雷轰顶，一下子愣住了。中共特科行动科科长顾顺章在武汉被国民党抓捕后叛变，准备到南京面见蒋介石，密报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机关及中央领导人的住处，企图将共产党在上海的机关一网打尽，以此作为向蒋介石投降的见面礼。不巧的是接到密信这天又正好是星期六，并不是李克农与陈赓约定接头的日子，李克农找不到陈赓，就无法向中央报告这个十万火急的情报，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和领导人危在旦夕。从来都是办事镇定自若、不慌不忙的李克农，此时也很紧张，情急之下，他决定打破常规，找不到中央特科的陈赓，就先找在上海的江苏省委，因为他们是由陈赓联络的，找到了江苏省委，就能找到陈赓。半夜里两三点钟，李克农找到了中共江苏省委，并通过他们找到陈赓，然后又和陈赓马不停蹄地找到周恩来。当周恩来听到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后，他立即决定采取措施，并制定以下紧急策略：
1.立即销毁所有机密文件；
2.停止顾顺章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由各部门紧急实行改变；
3.把一切顾顺章所熟知的，可能成为侦察目标的干部，迅速转移或调离上海；
4.将党的负责人迅速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
5.切断顾顺章在上海可能利用的所有重要关系，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的机关全部连夜转移。
如果要列出中国革命史上最惊心动魄的几个历史瞬间，那么肯定会有从李克农接到钱壮飞的情报，到找到周恩来并抢在国民党大规模搜捕之前，果断撤离党的中央机关这短短的几十个小时。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国民党差一点就可以改写中国历史了，当时陈立夫哀叹说“只差五分钟就可以抓住周恩来”。后来周恩来也多次回忆说，“如果没有‘龙潭三杰’，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在了”。那么，钱壮飞、李克农救出的这些人包括谁呢？说出来绝对吓人一大跳，除了周恩来，还有邓颖超、邓小平、陈云、瞿秋白、聂荣臻、叶剑英、陈赓、王明、博古等等。如果这批重量级人物被国民党抓走了，那么20世纪的中国历史大概会重新改写。
李克农出生于安徽巢湖县一个普通职员家庭，少年时在芜湖长大。五四运动后，李克农参加领导了学生运动，1926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18日，国民党在芜湖策划反革命政变，李克农事先获得情报，并将其及时送出，使得中共芜湖的主要骨干得以安全撤离，这是李克农生平送出的第一个情报，以此为起点，李克农开始了他的情报工作生涯。
1928年春天，李克农在安徽家乡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来到上海，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吸取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为了党中央的情侦保卫工作，建立了一个兼有侦察、保卫和特殊任务功能的特科。当时李克农还不是特科的工作人员，他到上海需要找一个职业做掩护，正好这个时候国民党特务机构为了扩大队伍，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名义招募人员。李克农在征得党组织同意之后，参加了考试，经过一番准备后考得了第一名。由此，他顺利地打进了国民党的情报机关。当时周恩来对他的指示是“打进去，拿过来”，就是进入敌人情报机构，掌握它，为我所用。
1931年春天，由于顾顺章事件的发生，李克农在向党中央提供了保卫党中央安全的绝密情报后，他自己的身份也暴露了，于是只好离开这个潜伏已久的岗位，此后他进入江西的中央苏区，并在江西中央苏区担负着情侦保卫的工作。
1934年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历尽艰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最终于1935年到达陕北。中共中央在陕北落脚后，红军日益壮大，但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国内外对延安和红色政权传闻很多，有的称之为“红色妖魔”，有的说是“吃人的红脑壳”，还搞“共产共妻”。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共产党的革命方针政策和红军艰苦奋斗的精神，加强对外联络和宣传，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中央对外联络局，由时任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的李克农兼任局长。
1936年5月，美国记者斯诺从北平来到上海，拜访宋庆龄，希望通过她的帮助进入陕北苏区采访，宋庆龄通过上海中共地下党电告中共中央说，斯诺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美国记者，希望中共能让他去延安和苏区采访，而这也是一次向国内外客观介绍延安和红军的好机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马上同意了斯诺的延安之行要求，并派李克农前去迎接。摆在李克农面前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任务，要越过重重关卡，千里迢迢地把那么一个长得与中国人完全不一样的老外从上海安全护送到延安，该有多难啊！当时李克农对他的部下也下了死命令，严令经办人要万无一失地确保护送任务安全。
作为从国统区走出来的高级特工李克农，将这一行程布置得滴水不漏。即使已经到了西安，他依然十分警惕。西安在当时来说，应该还是比较安全的，因为当时这里是张学良、杨虎城的地盘，而张、杨已经跟共产党达成了共同抗日的协定，但李克农仍旧不放心，这是为什么呢？毕竟西安这个地方还有国民党中统和军统特务。为了慎重起见，李克农想到了在东北军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刘鼎，李让刘通过张学良的关系，保证斯诺能够秘密安全地进入延安和陕北苏区。刘鼎利用张学良的关系，从张那里拿到了一张西北“剿总”司令部的特别通行证，然后在张学良的卫士亲自护送下，斯诺顺利安全地抵达了陕北。
斯诺到达陕北后，李克农亲自负责接待事宜，他向斯诺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为斯诺精心制订了一个参观访问计划。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斯诺走访了陕北苏区的大部分地方，对共产党、红军和苏区人民有了深刻的了解，他把这次延安之行写成了轰动中外的《西行漫记》一书，向全世界客观、生动地介绍了共产党和苏区的真实情况。李克农对斯诺的关怀无微不至，很快两人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由于李克农领导的安全保密工作非常出色，斯诺在延安待了三个多月之久，秘密而来，悄然而去，国民党的军警宪特丝毫没有察觉，事后国民党特务不但震惊，简直瞠目结舌。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克农先后担任了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处长、南京办事处处长、八路军总部秘书长和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叶剑英等在国统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8年11月，其又出任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处长。
广州、武汉失守后，广西作为中国西南一带重要的抗日大后方，桂林成了联络西南、华南和华东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也是新四军及南方数省党组织与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延安党中央联系的中转站。桂林在当时是国内通往香港、海外最便捷的唯一通道，海外支援祖国的抗战物资也主要通过这条线路运进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又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桂林办事处”，它不是一般的办事处，而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秘密派出机关，根据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肩负有联络湘、赣、粤、桂、香港以及海外各地党组织的任务，李克农以中共南方局秘书长的身份坐镇桂林，全权负责。
一、抗战形势的变化与战略大转移，桂林成为抗日大后方。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这时的桂林已是全国仅剩的几座未被日军占领的后方城市之一。
抗战时期的桂林是处在一个极为特殊和复杂的位置上。它既是大后方，又是敌占区、半敌占区和沦陷区、半沦陷区的边缘交汇地。地缘情况特殊，社会关系复杂，政治情况异常。桂林这座边陲古城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位居西南、华南、华中、华东的交通枢纽，成为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重要后方城市之一，以及南部地区的军事重镇和重要的战略要地。当时的桂林既是中国大陆通往海外最便捷的国际通道上的中继站，又是新四军地区与重庆南方局、延安党中央秘密联络，以及中共地下党过往人员的必经之地。同时还是侵华日军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进攻中国南部地区以及中南半岛的必争之地。
就因为这样，抗战时期的桂林，不仅是广西的首府、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也是西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和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之一，必然会成为日军飞机轰炸的重要战略目标。仅1938年12月29日一天，来犯桂林及附近地区的敌机就达十八架次之多，投弹一百多枚，毁坏房屋上千栋，无家可归难民达万余人。这样的轰炸接连不断，几乎每天都有。特别是1938年底至1939年初和1944年夏秋轰炸规模更大，次数更为频繁。日寇的暴行给桂林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当时就因为桂林岩洞多，日军飞机轰炸频繁，民众经常要在洞里一躲就是几个小时，有时甚至一整天，所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当时也在桂林看到这种现象，首先想到在桂林搞岩洞教育，新安旅行团的小朋友们率先响应，利用日机轰炸躲警报的空隙教老百姓认字、写字、算术、唱歌，这就是抗战时期桂林独有的“岩洞教育”。现在七星后岩还有当年书写的“敌人在轰炸，我们在上课”的标语，桂林当时的文化扫盲在全国也是相当有名的。
二、桂系在抗战时期的特殊地位和抗日意愿。
新桂系是国民党内较有影响的地方实力派，长期与蒋介石中央政权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早在抗战爆发前（1924年打败老桂系陆荣廷，新桂系产生、取得政权后）就实施了包括努力发展地方经济，实行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加强军队建设和军事训练在内的“三自”（自给、自治、自卫）政策，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军事、文化体系，自身经济基础较好，在自己的地盘内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丰衣足食，在十年的时间里将广西建设为全国道德模范省，具备与蒋介石中央集权相抗衡的能力。同时也想利用抗战的机会冲出自己的地盘，进一步壮大自身的力量（1928—1929年的蒋桂战争，1930年的阎、冯、桂与蒋的中原大战，其实都是桂系想打出广西，走向全国，但都以最后失败而告终。以后李宗仁担任第五战区总司令，以桂军为主，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1940年8月昆仑关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在柳州召开军事会议，为了遏制桂系对全国军队的控制和对全国的影响，以白崇禧对桂南会战“督率不力”为由，撤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另设没有军权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对白崇禧明升暗降，调往重庆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这些都是向外冲出广西的表现。而且以后解放战争时期，桂系提出划江而治，李宗仁竞选总统等，都说明新桂系具有相当的实力）。所以，在抗战爆发后，桂系采取的是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政策，对外来人口和外来文化人表示欢迎，实施比较开明的广泛“招贤纳士”和亲善友好及笼络人才的文化政策，很大程度上聚集了人气，吸引来更多的外来人口，同时也为桂系的各方面发展提供了智力上的支持。
在这种形势下，桂系为营造以中华民族存亡而战的国家与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的大背景下的团结和谐，以及人们和平共处的生存环境，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抗日战争初期，由于桂系的开明政策及要求抗日的意愿，在抗日政策上和出兵抗战方面，都表现出相当积极的一面，也由于新桂系本着“民族自救”的特殊政治目的，表现出抗日的积极性，能够实施较为开明的政治，成为中共中央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
三、红色特工王李克农在桂林做的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李克农领导的桂林“八办”成为抗战中的团结统战的成功典范。
桂林“八办”建立后，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治主张，开展对桂系各阶层人士的团结统战工作。
为实现团结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对桂系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实际上也为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必要的条件。
特别是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对桂系各阶层尤其是广大文化人的大量、细致的统战工作，为桂林抗战“文化城”的文化运动的形成、兴起、发展，起到积极的领导和引导作用。
这方面工作主要通过地下党和进步民主人士产生作用。在国民党的党、政、军、警、文化、宣传等机构内部，以及在桂各文化机构、演出团体、学校、工矿企业中安插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展开。
具体方法如下：第一，由“八办”直接领导的中共地下党员深入到各文化团体、机关、学校、企业中，组建地下党支部。许多团体的负责人，其实就是中共地下党员，直接领导着进步文化活动的开展。如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救亡日报》社、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文化供应社、《广西日报》副刊、国际新闻社、新安旅行团等等。办事处还直接派出救亡室主任何启君担任抗敌演剧宣传第一、九队的联合党支部书记；派林靖担任汉口基督教女青年战时服务团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派出唐勋担任国际新闻社的中共党支部书记等等。
第二，通过在广西国民党的党、政、军、警等内部安插的中共秘密党员和可靠进步人士，利用他们了解内情的优势，宣传中共抗日思想、主张，直接开展无声无息的秘密统战工作。如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便是中共秘密党员谢和赓；桂林行营参议有中共的亲密朋友刘仲容、刘昌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机要秘书是中共地下党员左洪涛；在广西三青团、广西绥靖公署任职的，也有中共秘密党员周可传、侯甸等等。
特别是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机要秘书左洪涛，他们的党组织关系直接由周恩来、李克农单线联系。尤其谢和赓以桂系的名义起草的上蒋介石“万言书”（内容即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实施办法），经白崇禧修改，加入“积小胜成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抗战简句。里面首度用了持久战战略名词，实际就是融合了共产党、毛泽东论持久战精神和相关内容。白崇禧还指示谢和赓用“大本营白副参谋总长办公室”名义，打印300余份，分别寄发各省主席、保安司令、各军长、政治部及一些重要单位。谢和赓以此巧妙地贯彻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治主张。以后白崇禧的讲话稿也大多是由谢和赓草拟，经周恩来、李克农等中共领导人修改后再呈给白崇禧的。李克农曾风趣幽默地戏称：“有恩来同志做谢和赓的‘改文教师’，这是老蒋和白崇禧想象不到的呀！”
第三，加强对地方党组织的领导。1938年11月下旬，中共广西省工委代理书记陈岸到桂林与李克农联系上组织关系，12月广西省工委由南宁迁至桂林，直接接受“八办”领导，由办事处负责党组织工作的石磊具体负责指导与联系。
第四，通过与“八办”单线联系的特殊地下党员发挥作用。如胡愈之、范长江、杨东纯、张云乔、谢和赓、周可传、左洪涛、陈翰笙、姜君辰、孟超等，他们直接深入新闻、出版、文学艺术、戏剧宣传、文化教育、桂系国民党各机关团体中去，广泛团结各方面人士，积极开展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极力引导进步文化活动的开展，因为他们不参加所在地党组织活动，就连党内许多人都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
抗战期间，以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为代表的中共高级领导人，还利用各种机会开展对桂系上层中高级领导人的统战工作。
尤其是周恩来同志在1938年12月至1939年5月，短短的半年时间内连续三次来桂林，指导和亲自部署桂林“八办”工作，具体策划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开展。他为八路军办事处在桂林建立及《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曾多次与白崇禧商谈。
为使《救亡日报》能够顺利地在桂林复刊和合法出版、发行，周恩来与郭沫若曾一同拜会白崇禧，得到白崇禧的许诺，白崇禧还答应每月给予200元的经费资助。
叶剑英同志为深入做桂系统战工作，亲自在白崇禧陪同下到天圣山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作报告。在桂期间，他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开展对桂系及在桂文化人具体、细致的统战工作。
李克农为八路军办事处能够顺利开展工作，与周恩来亲自拜会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同时利用救国会在桂林开展的读书会活动，广泛接触国民党民主人士，引导文化人进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方针、政策的宣传。
他们通过深入细致的统战工作和密切的统战关系，在桂系的智囊机构——广西建设研究会中，大量安插中共地下党和进步文化人士进入其中工作，这些人还担任各部门的研究员和负责人；1939年2月桂系出钱，共产党人主持创办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以培养乡镇、村街抗日骨干力量为主，被誉为南方的“延安抗大”、“陕北公学”，这些都是很好的统战合作成功的典范。
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使桂林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较好地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二件事：李克农领导桂林“八办”为红色抗日提供有力的军需保障。
为党中央和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筹集和转运抗战军需物资是桂林办事处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
当时红军刚刚长征到达陕北，不到一年，就马上改编为八路军，即时开赴抗日前线，配合友军作战，立脚的时间很短。加上陕北土地贫瘠，人迹稀少，无法生产枪炮、弹药，缺医少药，甚至连普通的日用品都无法生产。
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政治环境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在大敌当前的民族矛盾面前，中国国内的政治矛盾已由主要矛盾降为次要矛盾。经中国共产党的不懈统战的努力，两党捐弃前嫌一致对外，最终达成共识，形成国共合作抗日的统一战线局面，走上了共同抗日的政治道路。
抗战初期实行国共合作抗日，八路军、新四军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还能享受微薄的军需供给。
尽管在抗战前期，国民党当局表现出一定的友好态度，在正面战场作战英勇，战斗场面惨烈，牺牲巨大。但随着战事的推进，特别是经过“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后，国民党军队因武器装备不敌日寇的现代化火炮利器的强攻，损失惨重，国土面积丢失过半，战斗力也不断下降，逐渐由积极抗战转为消极抗战。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广泛开展群众运动，走全民抗战的道路，在敌后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特别是平型关大捷，打败了日军的精锐师团，打破了日军现代化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自全面抗战以来的三年内，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作战大小2万多次，差不多抗击着侵华日军一半以上，抗日力量不断壮大，先后在敌后建立十几个抗日根据地。因此，在全国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并赢得了广大民众的衷心拥护。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在抗战中的声望和政治地位的日益提高，国民党反动派在1939年1月召开“五届五中”全会，重新实施“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国民党军政部竟然突然下令停止对八路军、新四军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一切军需物资供应。
为解决燃眉之急，党中央明确指示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可通过越南联系海外的渠道；以最大的努力，通过做国民党中下层的统战工作，并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从国民党地方军需仓库领取；接受海外华侨捐赠的爱国抗日物资；通过到敌占区、沦陷区和海外采购等各种方式，把能够弄到手的物资抢运到抗日前线，以确保我军抗日前线的需要（当时办事处通过统战的各种方法，与国民党中下层官兵交朋友，想办法弄到批文，比如，到贵州黄坪搞到15吨装子弹的炸药；在临桂搞到几大捆铁丝用于新华社广播和前线通讯用；在柳州国民党军需仓库弄到2万条美式军用毛毯，解决新四军过冬问题；到广东肇庆敌占区将汽油桶放置在木船底下，将禁运的战略物资汽油偷运到桂林等等）。
1939年2月周恩来护送**军长从重庆经桂林去云岭新四军军部。
办事处在筹运军需用品，抢运紧缺物资的过程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39年的5月。当时日军为打通中国大陆通往南亚的“大陆交通线”，企图切断中国大陆通往海外最便捷的唯一一条国际通道，多次从广州湾（即今日的湛江、北海一带）登陆，入侵我国的南部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攻势，即后来的“昆仑关战役”（1939年11月15日至1940年3月结束，至11月日军全部撤退广西、广东。此役击毙日军第5师团21旅旅长中村正雄少将及4000多日军，国军付出15000人牺牲的代价）。为赶在日寇切断我国大陆唯一出海的“交通生命线”之前，抢运由香港“八办”负责人廖承志、连贯从海外筹集的一批抗战物资，包括10多辆汽车、汽油，大量被服，无线电广播器材和全套电台设备，以及大量的医疗器械、药品等，大卡车共计50余车次（两大房间物资）。当桂林“八办”处长李克农接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命令，便马上派出交际科长邱南章、交通运输科长龙飞虎、殷承祯等精干力量，带领一批押运副官及10多位华侨司机，利用华侨捐赠的10部卡车，日夜兼程赶往越南的同登、海防，采用夜间行车和分程接运的方法，跋山涉水，克服重重困难，历尽艰难险阻，沿途巧妙躲过日机的轰炸和频繁扫射，在艰苦的千里运输线上，用智慧与统战的方法攻克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各种关卡，历时4个月，将全部物资安全抢运到桂林，然后再转运至延安的党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前线，出色地完成了这次艰巨的运输任务。据说在1940年的一次抢运物资的任务中，**的弟弟就是为了保护卡车上的大功率电台与设备，被轰炸的日本飞机击中翻车而牺牲了年轻的生命。
1939年5、6月份在越南海防执行运输任务的办事处交通运输科长龙飞虎。
当时经桂林办事处筹集和转运的军需物资，品种达上百种之多，大到汽车、汽油、发电机、无线电台、医疗器械、医药用品，小到衣服、棉被、电线。
尤其是1939年冬，新四军连过冬的衣被都没有，桂林“八办”又通过统战关系到柳州国民党军需仓库领取，动员海外华侨募捐等，共解决2万多条毛毯，使新四军部队能够度过严冬。此外，办事处还护送了大批爱国热血青年、进步人士奔赴延安和抗日前线，让他们投入到伟大的保家卫国的民族革命斗争事业中。
1939年前后，八路军、新四军的后方医院、战地医院的医疗器材、药品，党中央的用车、发电机的汽油基本上是由桂林办事处提供的。党中央的多部电台和八路军前线的小型通讯电台等也基本都是由桂林“八办”这边筹运过去的，这样就方便了前线的指挥联络。
第三件事：李克农在南方国统区和敌占区创建了一条神秘的地下交通线。
代表党中央、南方局联络和领导南方各地及海外南洋一带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和南方抗日游击斗争，是桂林办事处的又一重大任务。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秘密派出机关。我党充分利用办事处公开合法身份和桂林优越的地理条件，代表党中央和南方局负责联络、领导南方各省及海外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活动，传达和转送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同时搜集各地各级党组织的情况汇报。
当时桂林“八办”领导的党组织分省内和省外两条线，互不直接发生联系，目的是为避免某一环节出现问题，引起全面暴露。因为在武汉长江局时期，就由于王明右倾错误路线影响，实施“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政策，致使在国统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几乎完全暴露在国民党特务的掌控之下。南方局建立后，党中央明确要求要保存在国统区的共产党组织和干部力量，周恩来也要求南方各地不急于发展组织和党员，工作应放到基层，对已经暴露的党员干部实行：
1.采取调动、疏散的办法；
2.重新登记，重新确立组织关系，把基层党支部大的化小，采取更灵活的方式；
3.单线联系，秘密联络等；
以此起到各自独立与保密作用。当时办事处直接联系和领导的在桂党支部达50多个，有单线联系的；有由党中央高层领导直接联系的；还有秘密党员与所在单位党支部和地方党支部不发生关系的等等，如果加上南方各个地下省委和海外党组织关系，办事处领导的党组织范围则更宽更广。
抗战时期，由于国内政治局势的不断变化，以及侵华日军在中国的战争策略的改变（1940年展开的“百团大战”过早暴露八路军的实力），对国民党政府开始采取由军事进攻为主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对共产党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则进行疯狂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军事上重点对付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不利的政治和军事环境加剧了共产党人在国统区的艰苦性和危险性。这样的环境更需要每个工作在国统区的共产党员时刻准备做出牺牲，也需要更多的奉献精神。所以，虽然桂系的政治态度相对开明，但1940年8月以后，随着国民党中央特务对广西的不断渗透和蒋介石中央政权的不断施压，桂系开始妥协，逐步同流合污了。桂林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危机，共产党在桂林的抗日文化和民主运动越来越受局限。
那些深入桂系机关团体和文化机构工作的地下党员，如在桂林行营政治部工作的冯乃超，在广西绥靖公署任职的周可传、侯甸，在广西三青团任教的李涛，在广西建设研究会做研究员的胡愈之、千家驹，到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任教和主持工作的杨东莼、周钢鸣、张海鳌、司马文森、姜君辰、秦柳方。打入国民党军政内部的，如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和第五战区张发奎的机要秘书左洪涛等等。他们平时不宜与社会上太多人接触，生活不能随意，不能与其他党员同志一起过组织生活，不能暴露身份。比如，当时的中共地下党员侯甸在绥靖公署工作，作为青年干部经过绥靖公署统一培训后，要求加入国民党、三青团，被派往去县里当县长，李克农要求他要适应国民党当县长的生活方式，该打麻将就打麻将，该玩就玩，该说粗话就说粗话，装得越像越好。说明在特殊的环境下进行革命工作身不由己，也容易被误会。像中共地下党员王莹与谢和赓谈恋爱也一样不被理解，重庆的**江竹筠被认作是第三者等事例都说明在特殊环境下工作身不由己的事实。
他们在生活与工作中更是严格要求，不准泄露机密，不论工作或生活上的各个方面都得谨慎细微，时刻提高警惕，随时应付政治局势变化，时刻背负巨大的心理压力。比如有一次侯甸带一个地下党直接去见李克农，违反了单线联系的规定，被李克农狠狠地批了一顿。其实严厉的要求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同志，是对特殊环境下的自己同志们生命安全的负责。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一旦暴露身份，随时都有可能被逮捕和被杀戮。
抗战时期，虽然是国共合作，团结抗战，除了全国普通百姓和中下层官兵能够积极抗战，团结一致抗敌，实际上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一天也没有忘记在战争中消耗异己，甚至绞杀共产党组织的目的。这也是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发动反共摩擦事件的原因。如1939年6月发生的“平江惨案”，反动派特务抓捕了平江新四军通讯处工作人员，活埋通讯处负责人涂正坤及部分家属的事件，就是反动派在国统区对共产党派出机构下黑手，制造摩擦的开始。所以当时在国统区的共产党组织与国民党组织、日本间谍等的渗透与反渗透斗争是相当激烈的。
共产党人要促成抗日统一战线，完成抗战胜利的目标，必须有睿智、机智和勇气，必须有严密的组织纪律，严格的组织程序和坚定的意志与信念。所以周恩来同志一再强调南方的党组织必须重新整顿和登记。如果处理不当，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影响全局。这一点正是周恩来同志在国统区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在隐蔽战线上绝妙设计的具体体现。
违反周恩来在国统区制定的工作原则，造成重大损失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42年发生在桂林逸仙中学的“七九事件”。
1942年，南方工作委员会的组织部长郭潜来桂林领取活动经费后，返回广东曲江时遭叛徒出卖被捕，禁不住严刑拷打而叛变，相继供出了苏蔓、罗文坤、张海萍三人，当时苏蔓为广西省工委副书记；罗文坤任广西省工委妇女部长、桂林市委书记；张海萍为南方工作委员会地下交通员。被叛徒供出以后，先后被反动派特务机关关押在龙隐岩和国民党监狱，他们受尽折磨，为保守党的组织秘密，没有出卖同志。最后国民党反动派施计已尽，只好假装释放，暗中监视，企图放长线钓大鱼。三烈士识破敌人的阴谋，为保全党组织不再遭受破坏，他们毅然决定上吊自杀，并向各级党组织隐秘的发出信号，通知尚未暴露的地下党组织转移、撤退，以牺牲自己换取同志的生存，挽救党组织的安全（当时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等正在柳州返回桂林途中，就是因此事，及时撤退到灵川、兴安、全州一带的）。这样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地下党组织的损失，从大局上使整个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安全得到了保证。三烈士这种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亡与恐怖留给自己的高尚情操和品德，也只有具备了坚定信念和崇高革命理想的共产党员才能做到，而国民党反动派却歪曲事实，通过新闻媒体将他们污蔑为“桃色事件”。
第四件事：李克农让桂林“八办”成为中共红色抗日的情报站。
抗日战争时期。当时党中央远在西北，在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的情况下，要掌握各地的情况，特别是南方国统区、敌占区的政治、军事情况是十分困难的。党中央指派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李克农亲自担任办事处处长，目的就通过李克农的指挥和领导，为党中央和前线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军队搜集和传递敌占区、沦陷区、国统区的政治、军事甚至经济、文化情报等。因为李克农是我党最早的情报机构创始人之一，又是当时我党情报机构的具体负责人。当时桂林办事处的100多人中，有一半从事着与情报有关的工作。
为应付局势发展，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除在城内办事处和路莫村转运站设有秘密和公开的两部电台，还在六合路、伏波山的还珠洞等处架设了三套秘密的备用电台。在南方国统区和敌占区起着中心枢纽指挥台作用。
当时桂林“八办”的电台主要与延安的党中央、重庆的南方局、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我党设在各地通讯处，以及南方各省委、香港、海外南洋一带地下党组织的电台直接联络。
桂林办事处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准时、及时、无误地传递党中央在战时的秘密文件和情报，坚持贯彻执行党的抗日路线、方针、政策，有效地统一领导各地中共党组织的秘密活动和民众抗日运动。根据党中央、南方局指示，办事处与南方各地党组织联系，除电台联系外，另一个方法是通过派出李沛群、曾昌明、王华生等一批精干的秘密交通员直接联系，交通员常年往返于香港、重庆、华东、华南各地，传递文件、情报，汇报工作，同时也担负护送秘密过往人员的任务。
办事处电台工作人员在路莫村公开电台室工作的情景。
为更有效地加强党中央对各地党组织的密切联系与领导，桂林“八办”还经常派遣电台主要负责人申光利用执行外勤任务的机会，深入敌占区、国统区协助中共地下党部署和建立公开或秘密的地下电台，装配并供给全套电台设备，为各地培养和输送电台工作人员。当时南方工作委员会、韶关、海南、江西、邵阳、南岳等地的电台就是桂林“八办”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设立和开展工作的。
办事处派出的交通员，既要负责完成办事处布置的各项任务，同时又是南方局和南方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的党内地下交通员。他们通过各种渠道频繁往返于香港和桂林之间，把华东、华南、海外各地中共党组织活动的情况，特别是新四军军部、香港和上海孤岛要汇报给党中央的机密情报辗转带回桂林，而后经桂林设法转呈给南方局和党中央。同时又把党中央和南方局的各项指示、意见带到新四军军部和香港。由办事处设法转达到上海、海外及华东、华南等各地基层党组织。
桂林办事处通过电台和地下交通员直接联系等多种方法，较好地完成了各项秘密任务，保证了各地党组织与党中央、南方局联系的畅通。
办事处富有成效的工作，对加强我党与各地党组织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行动起到桥梁作用，同时也对各地抗日武装和民主运动的蓬勃开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五件事：李克农领导的“八办”为桂林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奇迹。
代表党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和引导桂林的抗日文化城救亡运动，是桂林办事处建立的另一个首要任务。
“八办”领导和引导桂林抗战文化活动的主要表现：
1.带头参与文化抗战宣传，组织义卖刊登中共重要内容的报纸，组建自己的宣传队。
2.李克农利用“救国会”成员策划的“读书聚餐会”形式广泛开展文化人统战工作。
3.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尽力帮助文化人安排工作，解决住房和生活问题。比如，新安旅行团的经费问题，《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组织义演《一年间》筹款等。
4.积极策划、组织各种文化活动，如游行宣传、大型歌咏会。尤其是在昆仑关战役期间，组织强有力的支前活动，前线慰问演出，国际新闻社派出战地记者真实报道，写出一批有价值的报告文学等。
中国共产党对桂系进行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事实上为桂林成为全国性的进步文化中心创造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也为桂林抗战“文化城”文化运动的发展，起到积极的领导和引导作用。比如，具体解决了茅盾在桂林的住房问题；周恩来亲自关心何香凝、**家人在桂林生活状况；1944年9月桂林最后大疏散，绝大多数文化人撤退到柳州，文学家王鲁彦在桂林病逝，周恩来指示地下党负责人邵荃麟、司马文森等返回桂林料理其后事，并在极为紧张的经费中拨出专款1万元作抚恤费，指定人员护送其家人一路西撤至重庆等等。
特别在日军占领华北、华南和东南沿海后，桂林是通往海外唯一的一条最便捷的交通通道上的中继站，加上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短期内相继汇聚了来自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及沿海等地的广大文化人和爱国热血青年，城市人口也从抗战之前的六七万人猛然增至50多万人，成为抗日的大后方和“文化中心”之地。
从具体统计的数据来看，抗战期间，桂林的专业文艺演出团队达40多个，业余剧团50多个，到桂演出过的文艺团体更是达70多个，当时各个机关、团体、学校、工矿企业大都组建了自己单位的文艺团队，如果将这些团体计算在内，则高达200多个（其中话剧团队120个、戏曲团队42个、音乐团队76个、其他4个）。战前桂林文学期刊只有9种，报纸仅有《广西日报》1家，到1944年，在桂林出版、发行的报纸多达21家；抗战时期戏剧家田汉在桂林各种新闻机构10多个，特别是国际新闻社总部就设在桂林；各种出版社、书店有179家，大小印刷厂109家。文化繁荣的程度蔚为壮观，以至短时间里能够出版图书种类达几百种，出现了抗战以来少有的文化繁荣的新局面。
据当时的史料记载：“西南以至全国的精神食粮，三分之二由此供应也没问题。”诚如当年文化人所描述的“桂林的街头，最容易触目的，是贩卖精神食粮和书报店的增加率，和贩卖粮食的饭菜馆等量齐观”。“桂林的文化成就与重庆、武汉相比，在一个时期内，不论质和量都是第一位的。”同时出版各类杂志200多种，纯文学期刊36种，综合性文艺期刊52种，文艺著作1000多种，丛书50余套，而且还翻译出版大量外国作品，集中出版了一批国内著名作品。特别像《野草》、《自由中国》、《战时文艺》等杂志，还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以及李济深、李宗仁等桂系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和青睐。
以民间团体面貌出现，由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新中国剧社部分成员合影。
在戏剧、美术、音乐、教育方面的成就更是其他地方无法相比的。当时不仅有欧阳予倩在桂林实践桂剧改革，而且还有田汉在桂进行着湘剧、平剧的改革，更集中了像夏衍、洪深、焦菊隐、杜宣等一批著名的戏剧家，上演各种剧目一百多个。特别是1942年以后，每月都可上演近5个新剧目，桂林几乎成了戏剧之乡。尤其是1944年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在中国抗战的关键时期，以欧阳予倩、田汉等进步文化人发起的戏剧大展览，聚集西南及附近省份，8省近1000名戏剧工作者，演出剧目60多个，170多场，其中话剧达133场，可谓是“中国戏剧史上的空前创举”。也是国统区抗战戏剧活动的一次大检阅，堪称中国现代戏剧运动的里程碑。而且又有俄国、英国等多个国家参展，许多外国作家、戏剧家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不同程度地在本国加以宣传，特别是美国著名戏剧评论家爱金生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盛赞此次剧展是“除古罗马以外有史以来的仅见”，其社会效果之大，对中外文化影响意义之深远，实属空前。
此外，1939年桂林的抗战戏剧“出国”也是我国戏剧史上的一个奇迹，对东南亚影响的意义尤其大。由金山、王莹率领的中国救亡剧团，应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之邀和资助，于1939年4月在桂林整训后离桂抵港，在港演出七场后，开赴西贡、新加坡、仰光等地宣传演出，为期数月，轰动一时。不但很好地向南洋各地华侨宣传了中国抗日形势和抗日信心，活跃了抗战文化运动，“威震海外”，“慑服了敌奸的胆”，还为祖国抗日募集了一笔经费，影响深远，获得周恩来同志的高度赞扬。
四、“皖南事变”爆发，桂林“八办”作战略撤退与转移。
李克农作为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具有敏锐的眼光和睿智的头脑。因为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隐蔽战线上的中共党的同志们，总是要面临各种复杂的、瞬息万变的情况的。
在“皖南事变”发生的前夕，对桂系另搞一套的做法，蒋介石早就不能容忍了。所以在1940年8月，蒋介石在柳州召开军事会议，以白崇禧对桂南战役“督率不力”为由，撤销了具有直接指挥四个作战区兵权的桂林行营，另设没有军事指挥权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改由李济深担任主任，将白崇禧调往重庆任国防部副总参谋长。这实际上是蒋介石中央集团对桂系进行分散控制的开始，桂林的政治形势也因此开始发生变化。
当1940年11月，国民党反动派以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向我党发出“齐”电进行挑衅时，桂系为了自身利益与国民党中央政权彻底同流合污了，桂林的政治气氛顿时剧变，一时间，大街小巷的国民党特务多了起来，许多进步文化活动和抗日民主运动不得不转入地下秘密进行。这时，八路军办事处周围的环境也越来越让人觉得奇怪，问路的、要饭的、吆喝叫卖的、拉车的……各式各样神情古怪的人不断增多，而且是走了一拨又来一拨。那些问路的是西装革履，要饭的衣裳褴褛，吆喝叫卖的神色憨滞，拉车的老实可怜。尽管他们神情各异，并且各自装得也若无其事，然而他们无法掩饰那内心的卑劣与奸诈，外表的丑态百出。这些奇怪的现象其实早已被李克农识破。虽然他们迫不及待地想对办事处下手，但毕竟八路军办事处是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登记备案的公开合法办事机构，他们不敢贸然捣乱，所以只能采取盯梢、跟踪的办法。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也成为他们封锁的主要目标，从空中到地上，从桂林到重庆，国民党组织了严密的封锁线，设置了重重关卡。中共中央和在重庆的南方局十分关注李克农及桂林办事处的安危，周恩来连发数次电报，向李克农通报了严重时局，指示他紧急疏散在桂林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之后，也迅速作撤退准备。然而，从桂林到重庆，山道遥远，弯路崎岖，国民党特务设置了严密的封锁线和重重关卡，要想顺利通过去到重庆、延安，并不容易。
但是，李克农长期在国统区活动，应对特务是非常有经验的。在“皖南事变”的前夜，也就是1940年的秋冬季节，桂林办事处门口经常有国民党特务活动了，也早已被李克农识破。
李克农毕竟是名不虚传的中共特工王。在桂林，李克农的卫兵遭到军统特务的截获，并使出了“美人计”；中统特务装成醉酒的司机开上大卡车将办事处大门闯坏；国民党宪兵又装成电信局的人在办事处大门口树上架设高音喇叭进行干扰……可是国民党特务这些伎俩都被李克农略施小计一一化解，国民党各色特务不仅并没有占到便宜，反而被弄得丑态百出，笑话连连。
最有趣的是，有时李克农还专门出来整治那些冥顽不化的特务。因为他一出门，特务们肯定要来跟踪。所以有一天，他出门之后，故意叫上一个在门口等候的假车夫，让他拉着车漫无目的地奔跑，而且是故意选爬坡又难走的路走，本来李克农身材就比较胖，又有分量，加上火辣辣的桂林“秋老虎”，结果累得那个假车夫气喘吁吁，全身发软，只好停下来求饶，再也不敢跟踪和盯梢了。
1941年1月20日清晨，李克农带着一辆小汽车和一辆大卡车，满载物资和人员撤出桂林，沿着崎岖的山路，一路颠簸，一路艰险，冲出贵阳到达四川境内，前面就是国民党设在重庆南大门的交通检查站——一品场检查站。一品场位于重庆市区以南约70公里处，是贵州到重庆的最后一个检查站，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站。这里是当时从东南、华中、云贵等省陆路到重庆必经关口。设在这里的检查所，隶属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控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把守一品场的是戴笠的心腹干将，军统特务头子韦贤。他看到李克农戴有“18”的臂徽，便误认作是陈诚的“18军”了。
一个军统的大特务头子韦贤，怎么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呢？原来国民党军政内部派系林立，光是蒋介石的嫡系就有好几派。其中一派是以陈诚为代表人物的“土木系”，这个“土木系”不是建房子的土木建筑系的“土木系”。为什么有这个称呼呢？那是因为陈诚起家的部队是国民党军队中五大主力之一的第十八军，十八军里的十一师又是骨干，十一合起来就是“土”字，十八合起来就是“木”字，所以陈诚的这个派系便号称为“土木系”。这支“土木系”加上何应钦、汤恩伯和胡宗南的部队，就构筑了蒋介石的四大嫡系部队。所以，在国民党内部一提起“土木系”或十八军，那是大名鼎鼎的。李克农戴的当然不是“18军”的臂徽，为什么也不是八路军的臂章呢？其实“18”标识的是“第十八集团军”。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但是到当年的9月份，由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按照国民革命军的战时序列重新编排，所以就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又改成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当时共产党对外和与国民党方面交往时，是称“第十八集团军”，但我们自己内部一直坚称是“八路军”。当时李克农是在国统区工作，戴的当然是第十八集团军的臂章了。就这样，这个韦贤一看到有“18”字样的臂章，他就以为是第十八军的人，他把第十八集团军错当成了第十八军了，还傻乎乎地提出要搭李克农的顺风车去重庆开会。
这可好了，这个国民党军统的大特务头子碰上了共产党的红色特工王，那可真是鬼使神差了！李克农干脆将计就计，没有放过这个可利用的机会，他载着这个一直蒙在鼓里的特务头子韦贤在前面开路，一路绿灯，一路让行，轻轻松松地一路通过各个关卡，十分顺利地到达了重庆。
更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是，在之前韦贤去海棠溪参加的会议上，戴笠还特别强调要严格检查，一定要阻截八路军办事处撤退人员的车辆。然而，他做梦都未曾想到，煞费苦心要截留的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桂林办事处处长李克农，早已由自己的心腹干将一路护送到达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了。在重庆办事处，当李克农绘声绘色地向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讲述他们一路遇到的艰险场面时，大家不约而同地都大笑起来。周恩来说：“三国有个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传为美谈，今有李公克农，也过五关，却不用斩六将，同样是千里单骑走重庆，真是奇迹中的奇迹呀！”
这就是“红色特工王李克农”抗战时期的神奇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