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抗战期间，父亲代李宗仁统率第五战区，指挥武汉会战达五个月。武汉撤退时，父亲经沙市、常德拟返长沙，途中座车机件故障，恰巧周恩来乘汽车随后赶至，乃坚邀父亲同车至长沙。周时任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与父亲相谈颇多，从他早年在南开念书、留法经过，以至国共合作、抗战等。父亲听其谈吐，知其常识丰富，乃笑对周恩来道：“你们（指共产党）未到我们广西，我很感激！”周回答：“你们广西做法，像民众组织，苦干穷干精神，都是我们同意的，所以我们用不着去。”[26]可见中共对广西建设，也是有所认识的。
广西建设成为当时的“模范省”，父亲是颇引为傲的，那六七年间，父亲全省奔波，旰食宵衣，推行他的“三自”、“三寓”政策，论者形容他的行事作风“雷厉风行，不容阻扰”，“剑及履及，言出必行”。父亲这种坚决果敢的领导及贯彻始终的执行，是广西建设成功的要素之一。参加广西建设的中高级干部，多年后在台湾谈到他们当年胼手胝足、开发八桂的盛事，犹感与有荣焉。
广西成为模范省，赋予广西子弟一种历史性的荣誉感。
和平岁月
贺捷新
河西孤烟直
哥哥说，他对手枪的最后印象，是在“新疆军区俄专”时。那时家里还有两把手枪：一把左轮，爸在家时，就连枪套把它挂在墙上；另一把勃郎宁，形质精巧，应是母亲所佩，可从不见妈碰它，勃郎宁老锁在抽斗里。可那时我尚在混沌中，对这些全无印象。
红卫兵抄家时，有人家金条都不知丢哪儿好。哥哥悄悄对我说，爸埋过一支手枪呢，油布包好埋在房后。这不知是否出自哥的杜撰，可他说的时间是在酒泉起义之前，那事就在情理之中了，兵变险境，枪乃人胆，另藏起一把以备不虞嘛。
“文革”时，新疆军区请父亲提供河西酒泉起义史料，父口述，我笔录了几页材料。后来，这些资料刊登在军区内部刊物上。
新疆、酒泉两地，1949年9月始，先后通电起义。陶峙岳将军领衔两地起义，时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彭铭鼎将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第一副参谋长，则是酒泉起义的实际策划组织者，而酒泉起义实质性军事行动，均是由彭指派我父亲具体实施。父亲贺义夫，时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官处处长兼酒泉警备司令，时年三十八岁。
兰州战役后，毛主席电告彭德怀将军，让他示意周嘉彬、黄祖埙两位军长主动与解放军联系，和平解决河西问题。而此时彭铭鼎业已说服一百二十军军长周嘉彬，两人商定在武威率部起义。彭铭鼎时任西北长官署第一副参谋长，他为了抓部队，兼任了一百二十军副军长。但之后，西北长官署参谋长和九十一军军长黄祖埙将陇南兵团一百二十军和九十一军残部由张掖拉到酒泉高台布防。刘任又电告国防部后宣布了一条命令，黄祖埙升任河西警备总司令，彭月翔由长官公署第二副参谋长升任参谋长。刘任这一手显然是针对彭铭鼎和周嘉彬来的。周很恐慌，在刘黄压力下，他决定逃跑。在酒泉飞机场临登机前，他犹豫良久，才给彭铭鼎电话里告知了一声：我走了。彭铭鼎十分恼怒，说，两人一起干的事你走了，我怎么办？那边电话挂了。黄祖埙从高台跑到酒泉，亲手纵火焚烧了九十一军军火库，派特务四处寻杀彭铭鼎与我父亲等人，怂恿部下纵火破坏设施寻衅闹事，并密电请胡宗南支援。
一时间酒泉大乱。父亲迅即还以颜色。他以警备部队于南门西门与车站等要害处严密布防，自己亲率机动车精锐部队与寻衅闹事的乱军对抗，确保了酒泉起义据点。同时布防嘉峪关城楼，封锁兰新路，防止黄祖埙残部西窜玉门油矿搞破坏。保护玉门油矿，阻止乱兵特务毁矿，这是酒泉起义中一个重要而敏感的问题，当时中共中央电告彭德怀，让他转告陶峙岳：玉门油矿必须确保，否则要追究责任。陶打电话给彭铭鼎，把新疆派在玉门的护矿部队和安西警备部队都归彭铭鼎指挥，以确保玉门油矿万无一失。陶在电话里说，玉门油矿若不保，解放军西进新疆便无油可供，你我都没法向人家交待，还谈什么起义？
彭接电话后，立刻将护矿任务交给我父亲，要他配合新疆部队共同护矿，说，若玉门有损，你我将被军法从事。这时，彭月祥（长官公署参谋长）等一些反对起义的人通牒彭铭鼎，要彭铭鼎到肃师大礼堂向长官公署官兵公开表态，预谋向彭当场发难。父亲派警备部队将肃师团团包围，自己则亲率冲锋枪火力加强排护送彭进入肃师礼堂。彭铭鼎登台，慷慨陈词，透析大势，晓以大义，态度坚决地表示了起义决心，全场肃然安静。彭月祥等见情势不利，又见我父亲虎视眈眈于侧，不敢动，溜走了。酒泉起义大局始定。9月22日晚，彭铭鼎令我父亲亲率警备部队押运二百辆军车东进，迎接王震先头部队进酒泉城。至此，河西国民党残部三万人全部起义，甘肃解放。
起义过程中，我家几遭罹难。哥回忆说，半夜家里着火了，殷周生叔叔（父亲的勤务兵）把我从火里背出来，我差点儿被烟呛死。第二天纵火事件就查明了，是“军官暗杀团”的人干的，还逮捕了几个。我听妈对爸说，你还说×××好，暗杀团里就有他。
一天，几个身份不明的人突然造访我家。妈问为首的贵姓，称姓周，是中共地下党，他们见父不在家又离去。旋父归，一听便说有诈，因中共联络人中无周姓者，立催全家上车转移，车一转过街口，见一群人又扑回来，两下里错过，打了一个时间差。后查明，先去的特务是采点儿的，在门外没离开，见父亲的吉普车一到家，立刻赶回去报信。那次全赖父亲机警，才拾了全家性命。特务们没有得手，忿忿，纵火烧了我家房子。父亲直接把车开到高台部队驻地，将全家安顿在那里。
酒泉起义，父亲恪守警备司令之职，行事果敢，确保了酒泉这个起义据点，又配合新疆部队成功保护了玉门油矿，还有效地保护了他所管辖的几个军队被服厂和一个战地医院，将它们完整地交给了国家。后来对他的政治结论是：起义有功人员。而父亲半生积蓄却付之一炬，他虽贵为“将军”之衔，却以无产者之身，赤条条地迈进了新中国。
镜子里的旧军装
父亲行伍二十八年，是北伐后中国近代军事战争几乎全过程之亲历者。父亲赶上北伐尾巴，经历蒋冯战争，参加过淞沪战役，在江西云贵碰过红军，在山西与八路军一起打过日本，他身上究竟藏着多少我不知道的故事呢？其间，偶闻旧事如昨雨，点滴亦可湿罗巾……这于我已经成为永远的憾事，且不复能够弥补。
父亲个性鲜明动人，所谓烈辣天真。有时我觉得他的思维情感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文革”中我在开封，父母在新疆，我最爱读的小说是《静静的顿河》，只是因为书中的主人公葛利高里老是让我想起父亲。他们都是农民出身的军人，都有令人信服的勇气和责任心，火爆脾气里隐藏着一颗宽厚柔软的心，即使当了将军，也无法强迫自己违背农民的良心。父亲由士兵一步步干上去，尔后混迹于旧军队官场，他始终看不懂很多东西，而那个主流社会也不能够完全接纳他。解放后他勤奋诚恳，才干过人，但新社会仍视他为旧军人，他始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特殊的人生经历注定他要遭受一生的矛盾。
那年我得伤寒，睡在父母卧室里受特殊关照，常听父母彻夜长谈，初次感受了成人世界的沉重。他们无时不在地细碎地说着工作、人事、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势，相互倾诉着内心不能为人理解的深切的真诚的苦恼和痛苦。历史像一面镜子，镜子里的父亲永远穿着旧军队的军装，无论他怎样努力改造旧思想，自觉地勤奋地创造新社会，但在人们的政治眼光的注视中，他永远都脱不掉镜子里的旧军装。父母以为我睡着了，可我是把头埋在被子里静静流泪。今天我在回忆中仍能感受到那些夜话，仍觉得已经迈过了无数生活之坎的父亲，他的想法比今天的许多年轻人的人生理念还要简单朴素。
渐渐长大，我一如既往地仍是一个听话的被人们首肯的并不乏优秀的学生，但生活让我敏感和早熟。我想，我不再愿意按照某种模式去生活，现实中有些神圣的东西却越来越使我感到烦恼沉重和厌恶。比如所谓的政治生命，在这条唯一的时代通途迈入之前，我已睁开了眼，我想，政治吞没人，政治运动如天气一样不测，如情绪一样波动不平，其吞没消化的过程，因人的硬度品质而异。
旧雨流年
好啦，还是写写父亲的那些旧雨吧，流年碎影，作为一种念想。
小学五年级时吧，陶妈妈打电话向我父亲抱怨说司令员不操心家务，家里莫得菜吃。陶峙岳当时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爸爸放下电话，便从兵团石河子搞了一车时鲜菜给陶家送去了。卡车开进院里，绕过喷水池，转到一栋中西合璧的大宅子前。陶妈妈迎出来，亲切而家常，牵我的手往里引，又忙谢爸的菜。陶司令坐在沙发上不动身，菜的事他问都不问，只与父亲说些别的。老人富态而有威仪，他那时已年过花甲了，一面之下我很惊异于他鬓发乌黑，白发寸根未生。那时并无焗油之类，若白了头则无法掩饰。陶妈妈打趣说，我是满头银丝啊，他却蒙一头不白之冤！
人说，陶家湖南祖上出过翰林，是望族。1949年毛主席这样说过：陶峙岳我了解，此公十八岁即参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他在黎元洪都督府任警卫，以后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说起来应该算是国民党的民主派啊。
北伐中陶屡立战功，升任少将师长。淞沪战役时，陶率第八师死守蕴藻浜，与日军苦战二十一个日夜，八师万余官兵仅存六百而阵地犹在。我的父亲乃存者一，时任连长。此役后有抗日英雄合影照片刊登在《申报》上，照片旁附有英雄们的姓名，父亲的名字也嵌在铅字中。这份资料得以从历史中被捞出来，得感谢“文革”。“文革”初新疆大学出动五十人次调查父亲的反革命历史，根据父亲履历所填逐地外调，却无意发现了《申报》上的这张照片。外调组长后来也关进了牛棚，与父亲成了难友，便把这事当件笑话告知父亲，说，查你的反动历史呢，谁想竟查出你还是个抗日英雄哩！言语之中，藏着钦敬。抗战后，张治中特邀陶进新疆任警备总司令。
父亲与曾震五是故交。哥捷临说，他小时候在曾家住过，是从曾家去酒泉的。曾那时在八补给区当司令，西安有他家一处大宅子。上个月我见一篇史料上写，曾震五是曾国藩后人。那大宅子就不由得让我联想到曾氏之余荫后脉啊。哥说，小时候印象中曾府是二进的深宅大院，明堂瓦舍甚是轩敞，壁间的古董字画也十分讲究，完全是大户人家的富贵气象，爸去了酒泉后，妈、杨姥和殷周生带着我还在曾家住了些时日。哥说，他对那所庭院有过一个油画般的美丽印象：他一个小人儿蹲在长廊下看雨呢，雨水从高檐上哗哗哗地泻下来溅在大青方砖地上，噼噼啪啪响个不停，那些漫地的方砖被洗得清清爽爽。出厦的长廊幽幽静静的，半天不见人过来。雨帘挂起在长廊下，倒像是一排岩下的瀑布，雨水在院子里汇成小河，沿着地势高低而清亮地流走着。听他这样讲述我就想啊，那时尚未育我的家人们，又何尝不是在因地而流徙呢？在战争中由晋还豫再入陕甘，地不平而人逐水走啊。
曾震五五几年在西安病逝，曾家断了经济来源，曾妈妈希望政府退还解放初支援建设而入股的银元。答复是可以考虑，但曾家必须出具有关证明。曾家大家日子过惯了，捐银时谁想到还会有缺银时，哪有心去存什么“证明”？再说了，原建制早已打散，一个旧中将的遗孀到哪里去找可以替她担些干系的人？曾妈妈最终想到了远在新疆的父亲，便万里传书。老爸收信后，提笔将这件捐银旧事一一叙写清楚，签名担保寄去。后来曾妈妈来信感激不尽，说银子折钱退还了。随信还寄来一张全家福照片，以示感念。相片上的曾震五，一头银丝梳向脑后，正襟危坐，俨然军人风骨，脸上却清峻疏朗。我一瞥之下，不由惊呼：曾伯伯好俊朗啊！不像是将军，倒更像是位学者呢。父母不由得又叹惋了一番。
1966年11月4日串联出发那天，乌鲁木齐鹅雪飘城。怕下雪偏偏下起了那年的首场大雪，真下了，倒也不怕了，踏着雪也走，不就是下雪么，身上加件皮大衣就是了。清早醒来，便觉得窗外异常白亮，望出去，雪如粉如沙地下着，却无声无息，把一切丑陋和污秽都遮盖了。天地之间安静了，肃穆了，有了那么一点儿沉思缄默的味道。老爸那时正挨批斗呢，一推门，推不开，雪把门都堵住了。使劲一推，门开了，往外一望，笑了，嗬，这雪下的，好啊！街道楼宇树木，还有远峰近峦，都变得厚白晶莹，全然新鲜的模样。那场初雪，反而在严寒的天气里，给了人温和暖意，像是干冷干冷的昨天已经过去了！
临行前老爸嘱托，你们若能在西安下车，就替我去看望一下你们曾妈妈。我和姐姐按爸写的住址黄昏时找到了曾家，果然门楼森森，青砖围墙两边漫延开去，冷清了大半条街，我想，这条街名不如叫曾家街不是更方便找些嘛。灯下却见曾家门楼上悬吊着一块竖牌，白底红字书写着：西安市某某区红卫兵总部！我和姐姐看清了，倒吸了一口冷气，左右看看，没人，算了，还是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