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尼赞普去世后，他的幼弟赤德松赞继位，他修建寺院，完善佛经翻译机构，广引译经人才，又开始厘定文字，统一译经规则，修定佛经目录，明确翻译对象，优待和扶植僧人，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嘎琼寺，颁布兴佛诏书，使佛教继续得到大力发展。
赤德松赞去世后，他的儿子赤祖德赞继位。据说由于他不喜欢分散的头发，将头发编成发辫，因此被称为“热巴坚”（意为“有发辫”）。赤祖德赞自幼跟随佛教善知识学习佛教知识，是一位极度虔诚的佛教徒，他执政期间，把佛教在吐蕃推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一）头顶二部僧伽
赤热巴坚执政后，极力推崇佛教。他以身作则，对僧人极为崇敬，哪怕对于刚出家不久的僧人，也行顶足礼。又将自己的头发编成两条长长的辫子，在发辫末端分别系上两条丝绸，向左右两面铺展开来，让佛教的僧俗二众坐在这上面，取“头顶二部僧伽”之意。
他不仅自己本人对佛教僧人毕恭毕敬，而且要求整个社会都要尊崇礼遇佛教僧人。据《娘氏教法源流》记载，赤祖德赞热巴坚在柽柳园将大量上等衣服献给僧人，“尚伦奉献贽贝礼，即使献礼21次，僧人亦不还礼”。针对社会上对佛教僧人不敬者，赤热巴坚制定了严酷的惩罚措施，规定若以手指出家人，竖指则断其指，以手作轻蔑手势，割指；凡恶言骂僧人者，割唇；凡怒目视僧人者，剜眼；凡盗窃法器者，以80倍的财宝赔偿，等等。
（二）僧人执政
僧人执政是赤热巴坚时期吐蕃政治的突出特点。
据《娘氏教法源流》所载，赤热巴坚将政治小会议献给出家僧人，使行政权力服从佛法教权。当时诸僧推辞，说：“吐蕃之民难以调教，所以要靠刑罚惩处。出家僧人是按照佛陀教诫而行，所以对出家人不能用刑罚，因此不要让出家人管理行政盟会。”但是赤热巴坚坚持让僧人接受行政权力，并且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
他任命佛教高僧娘·定埃增和班第钦波贝吉云丹为首席大臣，把整个政权都交给僧人，“凡有大小朝政亦皆请决于高僧”，使僧人的权力凌驾于世俗群臣之上，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三）七户养僧制
不仅政治上给予出家僧人特权，赤热巴坚还在经济上给僧侣们创造了丰厚优裕的物质条件，规定“七户平民养一僧人”，让佛教寺院在吐蕃社会中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实体。许多寺院不仅拥有属民和特权，而且占有土地、牧场和牲畜。
（四）厘定佛经译语
赤热巴坚继续支持大量的译经事业，从他的时代起，译经已经从梵译藏为主，内容则以显教经论为主，将小乘经论限制在“说一切有部”的范围之内，并对翻译密教经典进行了限制。
厘定佛经译语或厘定藏文的工作，早在赤德松赞时期就已经开始。当时首先将佛教中的术语名称从梵文译成藏语，并厘定藏语名词，然后编辑成一部译语词汇集目录大集——《翻译名义大集》，它既是一部梵藏对照词典，又是一部规范梵藏翻译的工具书。赤热巴坚继续将这种佛经翻译用语规范化、标准化、正规化，完成了统一佛经译语的工作。
据藏文史籍记载，吐蕃时期共进行了三次厘定藏语，其中后两次就是在赤热巴坚在位期间进行的。通过厘定，在对以往的译文进行纠正和规范的基础上，对《翻译名义大集》加以增补和再次订正之后，编写了《声明要领二卷》，这是一部既列举了大量译语，又有准确释疑的大型工具书和翻译理论书。
在完成厘定译语的工程之后，赤热巴坚便颁布命令，规定：无论何时，都不得逾越厘定译语的规则翻译佛经；译经人员必须学习厘定译语的规则，将过去翻译的佛经，以新厘定的译语或术语来重新审定或订正。这就使得吐蕃的译经事业走向了正规化。现存的藏文《大藏经》所收录的吐蕃时期的佛教典籍，几乎都符合新厘定译语的规则，这无疑都是在赤热巴坚的时代完成的。
（五）编纂三大佛经目录
厘定了佛经译语，文字的规范化工作完成之后，便是组织僧人编纂佛经目录。大约在824年，诞生了第一部佛经目录——《丹噶目录》，因为它是在堆塘的丹噶宫殿中编篡而成，所以以此得名。之后，又相继编篡了《青浦目录》和《庞塘目录》。
这三部佛经目录是后来编纂藏文《大藏经》的依据和雏形，为藏文《大藏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庞塘目录》，它是按照“经部”和“论部”的分类编纂而成的，对以后《大藏经》的编纂体例产生了一定影响。可惜的是，在这三大目录当中，《青浦目录》和《庞塘目录》后来都失传，只有《丹噶目录》流传至今，现被收录在藏文《大藏经》之中。
八，朗达玛灭佛
赤热巴坚对佛教的极度推崇，一系列扶持佛教的措施，直接损害了不少臣民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引起了许多臣民的不满。以宰相韦达纳坚为首的反佛大臣设计先后杀害了执政僧人班第钦波贝吉云丹、赤热巴坚崇信佛教的兄长臧玛，最后谋杀了赤热巴坚本人，然后将他的兄弟达玛推立为赞普。
达玛执政后，由反佛大臣策划，赞普下令，在吐蕃取缔佛教，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声势浩大的灭佛运动，史称“朗达玛灭佛”——因为他进行了大规模的灭佛运动，佛教徒称他是牛魔王下界，因此在绝大部分藏文史籍中，他的名字前面均加了一个“朗”（意为“牛”）字，就成了“朗达玛”。
（一）灭佛运动
整个灭佛运动，从朗达玛即位的841年全面展开，到846年朗达玛被刺身亡告一段落。几乎所有的藏传佛教史籍对此都有详略不一的记载，一致认为这是佛教传入吐蕃后遭遇的最大的法难。
这场灭佛运动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图
（二）朗达玛被刺
这场灭佛运动，止于朗达玛被佛教徒刺杀而亡。
据藏文史载，当时被强迫上山打猎的一批僧人，到拉垄（今山南洛扎地方）去打猎的时候，被一位名叫拉隆·贝吉多杰——正在山中闭关修行的密法修行者看见，惊问原因后，他便生起了为护持佛教、阻止朗达玛继续造孽而开杀戒的念头。
经过精心安排准备之后，拉隆·贝吉多杰将白马用焦炭涂黑，身穿里白外黑的大氅，头戴里白外黑的帽子，将铁箭铁弩放于袖内，便只身一人骑马前往拉萨。当时朗达玛正在诵读碑文，拉隆·贝吉多杰做出向赞普敬礼的样子，第一次敬礼时从袖内张开射箭的拔指，第二次敬礼装好箭头，第三次敬礼时就将箭射出，箭头正中赞普两眉之间，朗达玛双手握箭而死。随后，拉隆·贝吉多杰骑马逃离，在逃跑的过程中，用途中湖里的水洗净白马身上的黑炭，又将大氅和帽子反转穿戴，成功地迷惑了追赶者，全身而退。后来他逃到了安多地区，常在洛多杰扎（金刚岩洞）中闭关隐修，忏悔杀人之罪。
朗达玛被刺之后，在赞普继位的问题上，吐蕃王室分为两派，不久又爆发了平民起义，王朝被推翻，吐蕃王室分崩离析，最后分裂成若干个小邦，藏区进入了割据势力时代。
而这一场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对藏传佛教的打击是巨大的，佛教在藏地消沉了几乎百年之久，被称为藏传佛教的“百年黑暗”时期。后来史学家以这个事件为分界线，将藏传佛教史分为“前弘期”和“后弘期”这两个阶段。“前弘期”从7世纪中叶松赞干布时期算起，至9世纪中叶的朗达玛灭法为止，而“后弘期”则大约从10世纪算起，以从西藏东部的安多地区和西部的阿里地区率先掀起复兴佛教的运动为肇始。
第四节，藏传佛教的复兴
朗达玛灭佛后，藏传佛教虽然元气大伤，却并没有因此而在藏区销声匿迹，它在民间一直流传着。一方面，受灭佛运动打击最严重的是吐蕃的政治中心——拉萨等卫藏四如地区，而安多和康区等边远地方受到的冲击还没有那么严重，所以，逃到多康地区的藏传佛教僧人们在那些地区保持了吐蕃佛教的戒律传承。另一方面，在卫藏等地，戒律等佛法的核心传承虽因灭佛运动而强行中断，但佛教信仰已经过几代赞普对佛法的推行而深入到了很多人心中，他们一边秘密地继续修持佛教密法，一边悄悄地保护寺院、佛殿、经书和佛像等。因此，在这一时期吐蕃虽然没有出家人，但那些不穿袈裟的在家居士们却使佛教得以隐蔽地流传，为藏传佛教的复兴打下了基础。
10世纪，雪域高原又开始出现了大批的出家僧侣，掀起了求法、译经、弘法和重建寺院的热潮，佛教在藏地得以复兴，并空前发展，这就是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到来。至于后弘期开始的具体年代，在许多藏文史书中并没有一致的定论，但多以978年为开端，因为这一年佛教重新从多康地区传到卫藏地区。
藏传佛教的复兴主要是从西藏的东部安多地区和西部阿里地区率先开始的，这在藏传佛教史上称为从下路和上路点燃了弘法之火——“下路弘传”和“上路弘传”。
一，下路弘传
朗达玛灭佛时，有三位僧人——藏·饶赛、约·格琼和玛·释迦牟尼，他们正在雅鲁藏布江南岸著名的修行圣地曲沃日山上闭关修行，从上山打猎的僧人那里知道了灭佛之事，于是，他们携带着有关戒律方面的经典和其他典籍，以骡驮负着先是向西逃至阿里，当他们发现西部也在灭佛时，又北上新疆，因言语不通，又往东，来到了安多地区（今青海东部藏区），在此立足。
这三位僧人曾先后在位于隆丹斗水晶石窟（今青海省化隆县和循化县交界处）、金刚岩和阿琼南宗（今青海省尖扎县境内）等地修行和传教。后来，又有噶沃却札巴、荣顿僧格坚赞二人及拉隆·贝吉多杰也先后携带了许多佛经来到了东部安多藏区，一时间，这个地方成为了藏传佛教的继承和传播中心。聚集在此地的这六位高僧中，主要由藏·饶赛、约·格琼和玛·释迦牟尼三人在当地培养了继承律藏传承的比丘僧团。他们培养的第一位比丘僧就是藏传佛教后弘期的著名人物——喇钦·贡巴饶赛（892——975年）。
喇钦·贡巴饶赛是青海循化以北黄河北岸地方的人，出生在一个本教徒家中，但他从小敬信佛教。他受戒出家后，全面修习佛法，最终成为了一位精通佛教律藏、享誉整个藏区的名僧。他曾想去卫藏地区学法，中途得知卫藏发生饥荒而未能去成。后来，他在当地藏族上层人士的支持下，创建了丹斗寺，把丹斗地方作为自己弘法事业的中心地带，并使这里成为了安多地区早期的佛教传播基地，慕名前去求法、出家为僧的人络绎不绝。这些情况被前藏桑耶地区的领主，即朗达玛的儿子永丹的后裔——查纳益希坚赞得知，他为此很感振奋，立即派遣了鲁梅·楚臣喜饶等十人前去丹底寺求法受戒，引进佛教律藏传承。
鲁梅·楚臣喜饶等十人在丹斗寺出家受戒，成为喇钦·贡巴饶赛的弟子，学习律藏和经论。当他们学成后相继返回西藏时，益希坚赞已经去世了，由他的儿子额达赤巴继位。额达赤巴也同样致力于佛教的振兴，他热烈欢迎并嘉奖了这些人，并和卫藏其他地方领主资助他们共同建造了娘麦坚恭寺——这是后弘期内产生的第一座寺院。
之后，他们又各自分别经营寺院，授徒传戒，开展弘法活动，并在前藏拉萨地区兴建寺院，逐步建立各自的传教中心，由此藏传佛教的后弘期在西藏的前藏地区全面开始。这一时期佛教僧人急剧增加，尤其是鲁梅·楚臣喜饶的弟子非常多，其中有名的有“四柱”、“八梁”、“三十二椽”。四柱弟子之一的尚那囊·多吉旺秋于1012年在林周县热振寺附近修建了杰拉康寺。主梅·楚臣窘乃在山南琼结久河区下林乡主持修建了唐波且寺，枯敦·尊追雍仲继承主梅掌管唐波且寺，后来成为阿底峡主要弟子之一，是“后弘期”的著名人物。
这就是藏传佛教“下路宏传”的情况。史上把它形象地描述为藏传佛教之余烬被点燃在安多藏区的丹斗寺燃烧，最后遍及到整个雪域藏区。
二，上路弘传
紧随安多地区佛教的下路复兴，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也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藏传佛教复兴运动。
当时的阿里地区由朗达玛的后裔欧松的世孙柯日建立了古格王朝，柯日极为崇信佛教，甚至将王位让给弟弟松艾，自己出家为僧，他的法名为益西沃，因出身王室而被尊称为“啦喇嘛”（神上师），史称“啦喇嘛益西沃”。
根据古格大学者阿旺扎巴的《阿里王统》的记载，啦喇嘛益西沃执政后，召集全国臣民颁布了一个兴佛诏书。在诏书中，先是赞颂了吐蕃时期诸位赞普弘扬佛法的恩德，又指出现在因国王朗达玛毁佛而导致佛法与国政二者皆至衰微，人民也因此遭受苦难折磨，最后说明：为了将佛教传遍上部阿里地区，国王特此宣布，要弘传佛教之正法和善行。
颁发了诏书之后，啦喇嘛益西沃又派人把它大量抄写了传遍阿里所有地区，让臣民们了解他的新政，由此在古格王朝开展了兴佛事业。为了进一步推进佛教政治体制的规范化和常规化，他又召集来朝中权贵进行会谈，之后颁发了最后一道兴佛护教的大政令，从总体上确立了古格以佛教治国的原则，并借此制定了一系列规定，如：除王储之外的所有王子须出家为僧，无嗣的赞普要从出家的王室僧中择人即位，僧众不仅要精通佛法，还需广博地学习其他各种知识和技艺，在家众也要学习文化知识和武艺等技能，出家的人不得违背戒律，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