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里乡政府大会议室：乡残疾人联合会正在这里召开。三十八名残疾人代表全乡一千多残疾人，云集在这里，商讨残疾人在今后如何自强自立，加速发展、加快致富和选举产生新一届残疾人联合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主席台桌上盖着深绿色的台布，话筒结着大红绸，五盏塑料花相隔排列，五位领导分别在主席台就坐。正中是乡党委副书记、右边是县残联的代表，左边是分管乡残疾人工作的副乡长，还有民政助理员兼残疾人工作的老江，在副乡长边上坐着的是山沟村残疾人饶富贵。
会议由分管副乡长主持，副书记代表党委作报告、县代表祝贺的发言，民政助理员作残疾人工作报告，就开始选举产生新一届残疾人联合会的领导。
饶富贵坐在主席台上，一根长烟杆上吊着一个小布烟袋还挂在脖子上，一双手时而抬起来，时而放下去；一双眼睛时而看在面前的桌子上，时而看在自己的身上，那本晒得黝黑、饱经沧桑的脸上还是有点红晕，看他那不自然的感觉是没法说的。他在前天接到到去乡里开会的通知时，就一直在担心，也在乱想：开什么会？自己会开什么会？自己也不会开什么会。原来只是生产队全体社员开过会，要大家做什么事，安排一些任务。乡里会叫我去开会？要么叫书记、主任去开会。他一直在想一些人家听不懂的话。走到乡政府，他身上还是有点抖。爬上四楼会议室，好长时间才镇静下来。当时，民政助理员老江叫他坐到主席台去，他怎么也不肯。老江对他说，您是我们乡残疾人联合会的副会长人选，按照程序你还要发言呢。你若不坐上主席台？这会怎么开？好说呆说，饶富贵才坐在主席台上。当他坐在台上时，面对这么多的人，这一双双眼睛盯着自己，心里真不好受，一双手也不知放在哪里，他想抽烟，在主席台上这么多人盯着自己，也不好，心里有了一种后悔的感觉。转而又想：我走过了六十一个春秋，也没有当过什么“行当”（什么官的意思），在生产队里就连队委成员都没有当过。一个残疾人也没人看得起，在队里劳动人家十分工，自己是七分工，还常遭到人的白眼。今天，我怎么一下子又成为副会长了呢？副会长是什么“官”？是不是和副乡长一样的官呢？现在当这个副会长一个月能给多少工资？算不算乡里的干部？要不要到乡里来上班？估计这是不可能的。乡里的干部六十岁都退休了，我已经六十一了，还要当乡里的副会长，不可能！这不可能！饶富贵一头雾水，怎么也搞不明白。
正当饶富贵在胡思乱想的时候，会议一个程序一个程序地进行。下面请新当选的都里乡残疾人联合会副会长饶富贵作总结发言，大家欢迎。主持人宣读了最后一道程序。饶富贵好像才从梦中惊醒一样，抬起头，左看看右看看。掌声之后，主持人又说道，由于饶副会长不识字，讲话由联合会的秘书长、民政助理员代讲。
会议一个上午就结束了，与会的代表在乡里用了餐，每人一碗猪肉烧油元，又发给二十元工资，各自高高兴兴就打道回府了。会议有县残联的领导参加，乡食堂也就开了一桌小灶，饶富贵这位副会长当然享受的是小灶待遇，坐在乡领导一桌吃起小灶来了。马乡长以示重视，来陪县残联的同志就餐，其实是想给饶富贵说上几句好话。在酒桌上，马乡长不是敬县上的代表，而第一杯酒是敬饶富贵。并对饶富贵说，你对你儿子说，马乡长要他回家时来乡里多走走，多走才亲热吗。其他几位乡领导也对这个老人的尊重，口口声声说要敬一下新会长，都端起杯子说自己干完，他饶富贵随便喝。这个饶富贵平常也不多喝酒，在几个领导敬他之后，一会儿脸红得不得了，眼角也多出了一滴白沫。
在上午会议期间，都里乡政府乡长办公室，马建慧坐在那里，胳膊肘撑在桌面上，双手捧着脑袋，闭着双眼，他的脑在翻江倒海：自从县委高书记来都里乡调研，至今已有二、三个月了，他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当年在山沟村当驻村干部，饶有兴这个小子，还没有去上大学，为灌水之事，和村主任饶史才在论理，几个为什么？把村主任顶在墙角边，理曲的村主任无言以对，不能动弹。自己有点不服气，一个小毛头能这样咄咄逼人？管起我们的村干部？不管他手中握有天大的道理，你都要给我老老实实，好好地说，或者是求助地说。于是大声地、蛮横地责问他：你一个奶臭未干的小毛头还懂什么道理？知道什么叫道理？来了一个不服压服的强硬措施。当时，饶有兴也不服气，还问自己说，当乡干部的怎么也不讲道理？后来自己想想也太过分，不能欺侮这样一个手握道理而年轻的小毛头，“童叟无欺”这话在自己的面前变成了一句空话。五六年后的今天，他不仅有了出息，而且有了大出息，在“县太爷”面前干起大事来了。那天还阴阳怪气地说自己帮他干了什么“好事”呢。我不仅没有帮他干了好事，明明是欺侮了他。现在，他天天在领导面前，替领导端茶送水、提包拿衣的，天长日久，肯定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会否记着过去的旧仇？会否在领导面前说自己的什么坏话？如果他真的在领导面前说自己一句坏话，那自己不是完了？这些“小东西”帮人帮不上，可能害人是有能耐的。原来县某领导许愿自己当乡书记或进城当局长什么的，现在他这个书记不同意，那还有什么好说的？这个美梦看来醒了。如果他要是帮你在领导面前说一、两句好话，那也许不成的事，也可能成事。
俗话说：“不打不相识！”也许有了这次的交锋，会给自己一个好的方向发展，这也说不定，那就是看自己如果做好又打又相识的“文章”了。
县委高书记调研之后的第二天，马建慧就叫乡民政助理员老江到山沟村，调查了解饶富贵的家庭和残疾情况，第一步要在他残疾的问题上做点文章，从残疾的角度给予一些照顾和帮助，得到饶有兴的理解，挽回自己在饶有兴眼中一些不好的印象。老江把调查的结果报给党委，在党委讨论中，这个死脑筋的老江，说什么他有儿子，已经参加了工作，他的残疾也是属于三级残疾。根据上级对残疾人的相关政策和补助标准，不能列入残疾致贫的对象。如果列入这一范围，怕今后有人会提意见？最后还是自己出了一招，把对饶富贵给予补助的资金，从乡财政其它类支出的资金中支出，以扶助残疾人的名义，到元旦时一次性补给，自己亲自上门进行一次慰问。今天，又请他的老爸来乡里开上会、坐上主席台，当上残疾人联合会的副会长。这虽然不是什么大官，也没有什么经济待遇，至少也是一种政治荣誉吗。
“嘀铃铃——”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马建慧时而烦恼、时而高兴的心情带回到办公室。他不情愿地拿起话筒，“喂，是谁？”
……
“我是马建慧，你是谁？”
……
“哦！饶秘书，你好你好！什么指示？请讲！”
“嗯、嗯、嗯”，只听马乡长嗯个不停，之后说：“没事，他能批！可以批！”这个马乡长好像对这件事很清楚，当时就在饶有兴的面前毫无半点的疑虑表态说能批，可以批。最后又叫饶秘书多回都里走走，而放下了话筒。此时的马乡长，张开了他那上唇短下唇长的嘴巴。
是的！他是一乡之长，也可以说是这里的小“皇上”。在都里这块小天地里，虽然他算是“二把手”，他要说一，没人敢是说二的。他可以让不行的东西能够让你行起来，也可以让行的东西让你不行去；他可以让违法的东西变成“合法”起来，也可以让合法的东西变成不合法起来。为什么？这就是他手中掌握的“资源”，这就是看你与他亲密和疏远的关系，这就看你与他有否恩冤情仇，而最终由他一句“圣旨”定终身。
“山沟村饶江土的房屋批建是一回什么情况？”马乡长不知道。但在马乡长的心中：他饶有兴来电问起此事，这无疑是帮饶江土在说情吗，上面对下面说话都是这样说，了解一下情况，谁不清楚你们的动机。我马建慧也算是官场老手，难道还会不清楚？既然你饶有兴出面了，求我办的事，我一定要帮你办好，办圆满。即使是不合法的事我也要想方设法把你办成是合法的，那你饶有兴再还敢在领导面前说我的坏话吗？如果是这样，那还算人吗？！
于是就把乡土地管理员叫到自己的办公室。
“山沟村的饶江土房屋没批是怎么一回事？”马建慧问土管员。
由于时间比较长，年轻的土管员一时也想不起什么饶江土的批房申请来，便说，“我要去查查看。”
“人家要求建房，申请拿来二三年了，可以批还是不可以批，也不给人家说清楚，这是什么工作作风行吗？啊！是不是你还有什么图谋？啊！是不是要人家送你什么好处才批？啊！一问又是三不知。干什么工作？”马乡长还没有把事情弄明白，就劈头盖脸地把土管员乱批一通。
年轻的土管员被马乡长一阵“扫地风”，人都差点倒下去。呆呆地把马建慧望着，好长时间才回过神，迅速跑到自己的办公室，从众多的资料中把饶江土要求建房的申请查出来。时间也确实是差不多要到二年了，什么原因没有批？当时计划生育办公室不同意，说他的第三胎是计划外生育，已经开始实行计划时而生下的第三胎，所以没有批给他。土管员又“嘣、嘣、嘣”跑到马乡长的办公室，把情况向乡长作了全面汇报，来推卸一下自己工作“不踏实”的责任。
“计划生育是计划生育，建房归建房，怎么两者可以混为一谈？如果人家犯罪了就不让吃饭、不让睡觉？就不给房子住？计划生育方面出现超生多生，该罚款的罚款，该结扎的结扎，该怎么处理的怎么处理。建房该批的还是要批，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你先把饶江土的房屋先批下去。”马乡长打了几个听似相同，实则不同的比喻，而后下了死命令。
这个马建慧，人称“马屁精”，也有称他为“马无德”。他还有一段故事：他的老家在本县的一个山区村，家境情况也不好，他在部队退伍回家，通过什么关系去武装干部学校读书，三年毕业分在乡政府当武装干事。在读书期间，谈上一个在马建慧老家一村校教书的女孩。女孩在他那肉麻地吹捧下，天真与他谈起了恋爱。女孩节衣缩食，从自己不多的工资中供他上学，他毕业后，两人结了婚，并育有一女孩。马建慧跨进干部队伍后，就一心要找一个靠山。在乡政府里听说一妇女干部的老爸是县人大副主任，处级领导，他就想方设法要靠上她，女干部比他还小一岁，他一定要称她为“干姐”。经他肉麻的吹捧、天长日久地纠缠，结果这位“干姐”与自己的老公离了婚，马建慧也与自己的老婆离婚，与这位“干姐”结合。
第二天，乡土管员遵照乡长的“圣旨”，和驻村干部一道，亲自跑到山沟村，和村两委领导，直接来到饶江土的家里，现场丈量、现场办公，把饶江土要求建房现场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