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季耶夫斯基的逃跑在莫斯科引起轩然大波。七月份的最后一天，在捷尔任斯基广场的克格勃总部，三楼克格勃主席的办公室里发生了一场激烈争吵。
这是一个灰暗的办公室，地球上最血腥的怪兽曾经在此办公。T形办公桌上签署过的命令，使许多人惨遭严刑拷打，冻死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或是跪在凄凉的院子里被子弹击穿颅脑。
克格勃主席维克托·切布里科夫将军的权力已经式微。形势正在发生变化，死刑命令必须由总书记本人亲自签署。不过，叛国者仍会被处以死刑，这天的会议，就是在讨论对叛徒的处置。
在克格勃主席办公桌的对面，坐着第一总局局长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当下的形势对他不利，因为他的手下把事情搞砸了。正在指责他的是第二总局局长，一位矮矮胖胖的宽肩将军，名叫维塔利·博亚罗夫，他正在厉声痛斥。
“整个事情都被搞得……一塌糊涂。”他愤怒地说。即便在将军们之间，说话的用词也能显露出各自不同的背景，他用的词表现出了军人的粗率和工人阶级的出身。
“这种事情不会再次发生了。”克留奇科夫嘀咕着为自己辩解。
“我们现在来商定一个框架，”主席说，“以便我们互相遵守。在苏联领土范围内，应由第二总局负责逮捕和审讯叛徒。如果再发现叛徒，就按这个实行。明白了吗？”
“还会有更多的，”克留奇科夫嘀咕道，“还有十三个呢。”
室内一片寂静，持续了好长时间。
“你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们吗，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主席静静地问道。
这个时候，克留奇科夫才把六星期前在华盛顿查德威克饭店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博亚罗夫兴奋得吹了一声长长的口哨。
一周之内，兴高采烈的切布里科夫将军把克格勃这次漂亮的行动，向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作了全面汇报。
这个时候，博亚罗夫将军正在筹备他的“捕鼠委员会”。叛徒一旦被确认身份并遭到逮捕，就由这个专案小组进行审讯。他打算挑选一位特殊人才来领导这个委员会。此人的档案就放在他书桌上，是一名上校，年仅四十岁，但经验丰富，是一位从来没有失败记录的审讯官。
这人一九四五年出生在莫洛托夫——那里曾经叫彼尔姆，但自从斯大林的追随者莫洛托夫于一九五七年被开除出苏共中央，使这个名字变得丢脸后，现在又改回彼尔姆了。他的父亲是一个勇敢的战士，获得过英雄奖章，从战场返回家乡后有了一个儿子。
在那座灰色的北方城市里，小托尔亚在严格的正统教育下茁壮成长。根据档案记载，他父亲狂热崇拜英雄斯大林，十分厌恶对其进行贬低的赫鲁晓夫，男孩全盘接受并继承了父亲的观点。
一九六三年，他在十八岁时参军入伍，加入了内务部的内卫部队。该部队的任务是保护监狱、劳改营和拘留所，也就是防暴部队。这位年轻的战士在部队里如鱼得水。
部队里奉行打压和群体控制。这小伙子干得很出色，获得了极为珍贵的嘉奖，被选拔进入了列宁格勒军事外语学院。那里实际上是克格勃的培训院校，在克格勃内部被叫作“干部学校”，出来后都是当官的料。干部学校的毕业生以冷酷、奉献和忠诚而闻名。年轻人在那里又一次显露才干，并再次获得嘉奖。
这一次，他被调任到克格勃第二总局莫斯科州（包括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地区）分局，他在那里工作了四年，被誉为聪敏的情报官、彻底的调查官和顽强的审讯官。他确实对审讯很在行，还撰写了一篇评价很高的有关审讯的论文，并因此被调到了第二总局的总部。
此后他便再也没有离开过莫斯科，一直以总部为基地。他的工作主要针对他所仇恨的美国人，监视他们的使馆，跟踪他们的外交人员。其间，他在调查机构工作过一年，然后又回到了第二总局。上级情报官和教官专门抽时间在档案中对他做出评价，叙述了他对英国人、美国人、犹太人、间谍和叛徒的刻骨仇恨，还有他在审讯时所施展的那种难以解释但还算可以接受的野蛮手段。
博亚罗夫将军微笑着合上档案。他找到了他需要的人选，如果想迅速得到结果又不把事情搞砸，那么阿纳托利·格里辛上校正是他要寻求的人。
在剩余的十三人当中，有一个人很幸运，或者说，很聪明。谢尔盖·博坎是苏联军事情报局驻希腊雅典的一名情报官。他突然接到返回莫斯科的命令，理由是他儿子在军事学院的考试出了问题。他碰巧知道他儿子的学习成绩很好，于是故意耽误，错过了已经预订好的回程飞机，与驻雅典的中情局情报站取得联系，然后被匆匆送出了雅典。
其他十二个人被悉数拿下，有些是在苏联境内被捕的，另一些是在国外被抓的。那些在国外的人被各种编造的理由骗了回来，在下飞机时全被逮捕了。
博亚罗夫选对了人。十二个人全接受了严厉的审讯，并且都招供了，要不然，会受到更为严厉的审讯。其中有两个人在劳改营被关了几年后逃了出来，如今居住在美国，其余十人则在遭受严刑拷打后被处决了。
第五节
圣詹姆士大街北行的单行线中段，有一座不起眼的玄武岩建筑，房门是蓝色的，外面摆放着一些绿色盆景植物。建筑没有名字，知道的人能够很快找到此地，未收到过邀请的普通人则对这里一无所知，只会径直从门前走过。布鲁克斯俱乐部只招待会员。
不过，这儿距英国政府白厅不远，是公务员最喜爱的消磨时光的酒馆。七月二十二日中午，杰弗里·马奇班克斯就是在这里与《每日电讯报》的编辑碰面的。
布赖恩·沃辛今年四十八岁，已经当了二十多年的记者。两年前，加拿大业主康拉德·布莱克通过猎头公司把他从《泰晤士报》挖过来，填补了《每日电讯报》编辑职位的空缺。沃辛曾当过驻外记者和战地记者。年轻时，他报道过马岛战争，那是他第一次报道战地新闻，之后，他还报道过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一年间的海湾战争。
马奇班克斯预订的桌子在酒馆角落，桌子很小，远离其他客人，他们的谈话不会被人听到。不是所有人都想偷听别人的谈话，在布鲁克斯，没有人特意去偷听，可是，旧习惯是很难改变的。
“在斯帕纳尔时我好像提起过，我是在外交部工作的。”马奇班克斯说。二人之间的餐桌上，放着一盆虾。
“我记得你是这么说过。”沃辛说。当初他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否该接受这个午餐邀请。他每天的工作总是从上午十点钟到日落以后，现在花上两个小时到外面吃午饭，再加上从金丝雀码头到伦敦西区的往返路程，总共需要三小时，这样做不知道值不值得。
“嗯，实际上，我是在河边国王查尔斯大街对面的另一栋楼里办公。”马奇班克斯说。
“哦。”编辑说。他听说过沃克斯霍尔大厦的许多传闻，但从没去过那里。也许这顿午饭最终还是会有所收获。
“我对俄罗斯特别关心。”
“可以理解。”沃辛说。他拿起一小片黑面包，与最后一只小虾一起吃了下去。他个子高大，胃口很好，“我认为，那里的情况会变得很糟糕。”
“看起来是这样。切尔卡索夫去世后，接下来似乎要举行下一届的总统选举。”
一位年轻的女服务员端来羊排和蔬菜，还上了一瓶家酿红葡萄酒，两个男人都不说话了。马奇班克斯开始倒酒。
“这是预料中的事情。”沃辛说。
“我们的观点也是如此。看来，好像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伊戈尔·科马罗夫赢得总统选举了。”
“这样不好吗？”编辑问道，“我最近看到的是，他的谈话似乎有了一些实际意义。使货币回归理性，结束混乱现象，打击黑手党。诸如此类。”
沃辛自认为是一个很爽快的人，讲话直接，措辞有点不连贯。
“是啊，听起来很动人，但他依然是个谜。他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他会如何去贯彻他的意图？他说他不喜欢国外信贷，但是没有国外的贷款，他要如何过日子？更重要的是，他是不是想用毫无价值的卢布来偿还俄罗斯的外债？”
“他不敢的。”沃辛说。他知道《每日电讯报》在莫斯科有一名常驻记者，但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写关于科马罗夫的报道了。
“他现在还不敢吗？”马奇班克斯反问，“我们不知道。他的一些发言相当极端，但在私下的对话中，他又使客人相信，他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可以要求我们驻莫斯科的记者找机会安排一次采访。”
“恐怕对方不会同意的。”间谍头子提醒说，“我相信，几乎每一个驻莫斯科的记者都隔三岔五想去采访他，但他很少接受，而且，他讨厌外国新闻媒体。”
“嗯，这里还有糖浆馅饼呢，”沃辛说，“我想来一块。”
人到中年的英国人，大都喜欢小时候吃过的食物。女服务员为他们两人各上了一份。
“那么，如何去接近他呢？”沃辛问道。
“他有一位公关顾问，名叫鲍里斯·库兹涅佐夫，科马罗夫似乎很乐意听从他的建议。那人很聪明，在美国名牌大学接受过教育。要打开锁，就需要他这把钥匙。我们知道他每天会阅读西方报刊，尤其喜欢你们的杰斐逊撰写的文章。”
马克·杰斐逊是报社的工作人员，他撰写的评论文章经常刊登在《每日电讯报》的重要版面上。他的专长是国内外时政，能言善辩，笔锋锐利，是一位保守主义人士。沃辛咀嚼着糖浆馅饼。
“这倒是个办法。”他最后说。
“你想，”马奇班克斯来了精神，谈起了自己的想法，“驻莫斯科的记者多如牛毛，但如果有一位明星级的时政评论员来吹捧一下未来的领袖，这样的事情应该很有吸引力。”
沃辛考虑了一会儿。
“也许我们应该把三位候选人都吹捧一下，以保持平衡。”
“好主意，”马奇班克斯说，心里则另有想法，“不过，只有科马罗夫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迷惑了民众，另外两人其实无足轻重。我们去楼上喝咖啡好吗？”
“好啊，这主意不错。”沃辛表示同意。他们上楼后，在业余艺术家的一幅画像下就座。“我看你对我们的新闻人物很关心呢。你想从他那里得到些什么？”
这位编辑如此直率，让马奇班克斯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嗯，是的，我们想了解一些情况，这样好向上司报告。最好不是报纸上的新闻，《每日电讯报》他们自己会去看。这个人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他将如何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俄罗斯的少数民族有上千万人，而科马罗夫认为，只有俄罗斯民族是至高无上的。他想要如何重振俄罗斯的往日雄风呢？总而言之，这个人戴着面具，我们想看看他的面具后面究竟藏着什么，他有没有什么秘密计划。”
“如果真有什么秘密计划，”沃辛沉思着说，“他为什么要吐露给杰斐逊呢？”
“这就很难说了，人们会因为冲动而失去控制。”
“怎么去联系这位库兹涅佐夫呢？”
“你们驻莫斯科的记者一定认识他，让杰斐逊写一封亲笔信会让事情好办很多。”
他们走下宽敞的楼梯，来到底下的大堂。“好吧，”沃辛说，“我有数了。这主意不坏，如果那人有话要说，我会联系我们的莫斯科记者站。”
“如果计划可行，我回头还想对杰斐逊交代几句。”
“交代情况吗？他可是个刺头，不好对付呢。”
“那么我就是润滑刺头的橄榄油。”马奇班克斯说。
他们在人行道上分了手。司机看到沃辛出来后，把汽车从三得利对面的违章停车处开过来，送他返回港区的金丝雀码头。间谍头子决定步行回去，以便消化一下胃里的馅饼和葡萄酒。
美国，华盛顿
一九八五年九月
早在一九八四年投靠苏联之前，埃姆斯就申请了中情局阵容强大的罗马情报站苏联科科长职务。一九八五年九月，他获悉，自己得到了这个职位。
这使他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当时，他不知道克格勃已被迫迅速处理了他出卖的所有叛徒，使得他处在了极其危险的境地。
到罗马去意味着他要远离兰利总部和三〇一号档案，以及苏联东欧处下属的反间谍科。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罗马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居住地，职位也很重要。于是他去征求克格勃的意见。
他们对此予以支持。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许多工作要做，开展调查、逮捕及审讯工作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埃姆斯已经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收获，但出于安全考虑，“铃铛小组”在莫斯科只进行了一点点，全面的资料分析要花上几年的时间。
在过渡期间，埃姆斯提供了更多的情报。在他第二次和第三次提供给苏联外交官楚瓦金的情报里，有在兰利登记的几乎每一个间谍管理员的背景材料，其中不仅有这些管理员的个人详细简历、任职情况和工作成果，还附有照片。得到这些预警之后，不管这些中情局情报官在何时何地出现，克格勃都能发现他们。
此外，克格勃还认为，罗马是中情局苏联东欧处的一个关键活动中心，埃姆斯去那儿赴任，可以掌握西班牙到希腊之间的地中海地区的中情局行动，以及美国与盟国的所有合作活动。莫斯科对这片地区也很感兴趣。
最后一点，他们还了解到，在罗马与他接头要比在华盛顿容易得多，因为在华盛顿时，他们经常处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之下，相当危险。因此，他们敦促他接受这项任命。
所以，埃姆斯在九月份去了语言学校学习意大利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