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并没有看我们，只是继续吃东西。我看向对面的普雷斯夫人，她的脸上浮现出快乐的微笑，似乎在说：“哦，是的，我的丈夫有语言天赋。”我和伯纳黛特惊讶地放下了勺子。
“你会说英语？”我问农夫。
几秒钟过去了。最后，他只是点了点头。
“你是在英格兰出生的吗？”我问道。
更长时间的沉默，他没有作答。足足过去了五十秒钟。
“威尔士。”他说完，又将一块面包放进嘴里。
在这里，我应该解释一下，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如果我不加快对话的速度，那么读者是会感到厌烦的。但当时的情况并非如此，我们之间缓慢的会话持续了很长时间才得以完成，因为我的提问和他的回答之间总有一个漫长的间隔。
起初，我还以为他听力不好。其实不然，他能够清楚地听到。然后我想，他也许是一个谨小慎微、生性多疑的人，要仔细考虑他回答的含义，如同一名棋手，每走一步都要想想会有什么后果。其实不然。事情很简单，他完全没有心计，是那种思维迟缓的人。他要消化一个问题，琢磨出它的意思，构思一个答案，再把它表达出来。这样一圈下来，几十秒，甚至整整一分钟的时间就过去了。
也许，我本不该有浓厚的兴趣去耐心地与他长谈近两个小时，但我很好奇，我想知道，为什么一个英国威尔士人会在法国内地这样偏僻的乡村当农民。慢慢地，一点一滴地，原因展现了出来。这个故事如此令人着迷，把我和伯纳黛特都吸引住了。
他的姓氏不是普雷斯，而是普赖斯，按法语的发音是普雷斯。他的全名是埃文·普赖斯，出生在英国威尔士南部的朗达山谷。差不多四十年以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是威尔士军团的一名二等兵。
当时，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第二次马恩河战役。他身负重伤，在一家英军医院里躺了几个星期，在这期间，政府宣布停战了。当英军返回家园的时候，他由于伤势太重无法动身，于是被转移到一家法国的医院。
在这里，他得到一位年轻护士的悉心护理，当他因为伤痛而卧床不起，这位姑娘爱上了他。他们结了婚，来到法国南方的多尔多涅，在她父母的小农场里安顿了下来。他再也没有回过威尔士。岳父岳母去世后，他妻子作为唯一的子女，继承了这个农场，也就是我们现在待着的地方。
在这个如此缓慢的叙述过程中，普赖斯夫人一直坐在这里倾听着。每当偶尔听懂一两个词语时，她便会绽出快乐的微笑。我努力想象她在一九一八年时的模样：身材苗条，像一只快活伶俐的麻雀，一双深色的眼睛，干净整洁，干起活来十分欢快。
这位法国小护士在佛兰德地区的传染病医院里，悉心照料这个巨大、无助、头脑简单而又发育过度的大孩子，并最终爱上了他。这个形象深深打动了伯纳黛特，她俯身向前，碰了一下普赖斯的胳膊。
“这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普赖斯先生。”她说。
他没有表露出任何情致。
“我们来自爱尔兰。”我说，像是在提供一些信息作为回报。
当他妻子为他盛上第三份浓汤的时候，他依然沉默无语。
“你去过爱尔兰吗？”伯纳黛特问道。
又过了几秒钟。他咕哝着点了点头。我和伯纳黛特惊喜地互相对视了一下。
“你是在那里工作吗？”
“不是。”
“你在那里待了多久？”
“两年。”
“那是什么时候？”伯纳黛特问道。
“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七年。”
“你在那里干什么？”又过了一段时间。
“当兵。”
当然，我本该知道的，他不是一九一七年入伍的。他入伍的时间还要早一些，是一九一七年被派去佛兰德地区的。此前，他在英国陆军的爱尔兰警备司令部。
伯纳黛特微微打了个寒战。她来自一个狂热的共和党家庭。也许我本不该去理会，不该去进一步探究。但出于记者的本能，我继续问了下去。
“你们驻扎在哪里？”
“都柏林。”
“啊，我们就是都柏林人。你喜欢都柏林吗？”
“不喜欢。”
“噢，听你这么说，我感到很遗憾。”
我们都柏林人对这个地方是很自豪的。我们喜欢外国人——哪怕是驻军——来欣赏我们这座城市的品质。
有关这位前二等兵的早期生涯，正如他后期部分的经历一样，展现得十分缓慢。他一八九七年出生在威尔士朗达地区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生活艰难而凄凉。一九一四年，他十七岁就当兵入伍，其动机与其说是出于爱国热情，还不如说是为了吃饱穿暖和有营房住。他一直是一名二等兵，从来没有得到过晋升。
当其他人奔赴佛兰德地区的前线时，他在训练营和威尔士的一个军需仓库里度过了十二个月。一九一五年下半年，他被派往爱尔兰警备司令部，他的部队驻扎在都柏林利菲河南岸爱兰布里奇寒冷的兵营里。
我猜想，生活对他来说肯定是单调乏味的，所以他才会说他不喜欢都柏林。简陋的兵营宿舍，即使在那个时期也只有微薄的津贴，愚蠢地没完没了地打扫卫生和整顿军纪军容，在寒风刺骨的夜晚站岗，在瓢泼大雨中放哨。至于消遣……肯定很有限，当兵的那点津贴是消费不起的，只能在食堂里喝点啤酒，极少或从不与当地天主教居民往来。两年后，他被派往别处，很可能为此而感到高兴。或者这位动作笨拙、反应迟缓的男人，也曾为什么事情高兴或悲伤过？
“没发生过有趣的事情吗？”我最后问道，有些绝望了。
“只有一次。”他终于回答说。
“是什么事情？”
“是一次处决。”他说，然后又专注地喝起汤。
伯纳黛特放下勺子，坐在那里僵住了。房间里的氛围有点寒气逼人。只有那位夫人，她一个词也没听懂，而她丈夫则过于迟钝，因此，他们二人根本没有在意。我本不该再继续问下去的。
毕竟在那个年代，很多人被处决了。普通的杀人犯在蒙特乔伊监狱被绞死，不过他们是被狱警绞死的。难道他们还需要部队来干这活吗？而且根据军规，英国军人中的杀人犯和强奸犯，经过军事法庭的审判，也是要被处决的。但犯人是被绞死的还是被枪决的，这个我并不清楚。
“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那次处决？”我问道。
伯纳黛特一动不动地坐着。
普赖斯先生抬起他那双清澈的蓝眼睛盯住我，然后摇了摇头：“很久以前。”我想他也许在说谎，但他没有，他只是记不清楚了。
“当时你是在行刑队吗？”我问。
他像通常那样想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
我不知道一名行刑队队员会是什么样子。眯起一只眼睛，通过步枪准星去看六十英尺外被绑在一根木桩上的另一个人，辨认出心脏部位的那块白色标记，把准星瞄在那个活人身上，听到射击的命令后，扣动扳机，听到枪声震响，感受到枪械的后坐力，看到那个被绳子捆住的人脸色惨白砰然倒下，然后返回兵营，擦拭完步枪，去吃早饭。谢天谢地，我从来不曾知道，也不想知道那样的场面。
“努力想想那是什么时候？”我催促道。
他确实努力了，真的很努力，你几乎能够感觉到那种努力。最后他开口说话：“一九一六年，我认为是在夏天。”
我俯身向前，碰了碰他的手臂。他抬起眼睛看着我，目光没有躲躲闪闪，只是耐心地探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