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的军事何以在这时期内这样顺利呢？主要原因不是太平军本身的优点。论组织训练，太平军很平常；论军器，太平军尚不及清军；论将才，太平军始终没有出过大将。太平军在此时期内之所以能得胜，全因为它是一种新兴势力，富有朝气，能拼命，能牺牲。官军不但暮气重，简直腐化不成军。当时的清军有两种，即八旗兵和绿营兵。八旗兵的战斗力随着满族人的汉化、文弱化而丧失了。所以，在乾隆、嘉庆年间，清朝用绿营兵的时候已逐渐加多，用八旗兵的时候已逐渐减少。到道光、咸丰年间，绿营兵已经成了清政府的主力军队，其腐化程度正与一般政界相等。士兵的饷额非常低，又为官长剥削，所以不得不自谋生计，把当兵作为一种副业而已。没有纪律，没有操练，害民有余，打仗则简直谈不到。并且，将官之间，猜忌甚深，彼此绝不合作。但是，绿营兵在制度上也有一种好处，这种军队虽极端腐化，然是统一的国家军队，不是个人的私有武力。在道光、咸丰以前，地方大吏没有人敢拥兵自重，与朝廷对抗。私有的武力是太平天国起义的意外副产品。以后，我们要深切地注意它的出世。
第三节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曾国藩是中国旧文化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他出生在嘉庆十六年（1811），比洪秀全大两岁。他是湖南湘乡人，家世务农。他虽没有做过苦力，但他的教育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他成为翰林的时候，正是鸦片战争将要开始的时候。他的日记虽然提及鸦片战争，但他似乎不大注意，不了解那次战争的历史意义。他仍埋首于古籍中。他是一个实践主义理学家。无论我们是看他的字，读他的文章，或是研究他的为人处事，都会自然地想起我们乡下那个务正业的农民——他和农民一样，一生一世，不作苟且的事情。他知道文章学问道德功业都只有汗血才能换得来，正如农民知道要得一粒一颗的稻麦都非出汗不可。
在咸丰初年，曾国藩做官做到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各部副部长。他的知己固然承认他的文章道德是特出的，但他的知己不多，而且少数知己也不知道他有大政治才能，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在他的事业起始的时候，他的声望并不高，也没有政治势力做他的后盾。但是，湖南地方上的士大夫阶级确承认他的领袖地位。他对洪秀全的态度就是当时一般士大夫的态度，不过比别人更加积极而已。
那时的官兵不但不能打仗，连乡下的土匪都不能对付，所以人民为自卫作打算，都办团练。这种团练就是民间武力，是务正业的农民抵抗不务正业的游民土匪的凭借。这种武力因为没有官场化，又因为与农民有切身利害关系，保存了中国乡民固有的勇敢和诚实。曾国藩的事业就是利用这种乡勇而加以组织训练，使它成为一支军队。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湘军。团练是当时全国皆有的，并不是曾国藩独创的，但是，为什么唯独湘军能成大事呢？原因就在于曾国藩所加的那点组织和训练。
曾国藩治兵的第一个特点是注重精神教育。他自己十二分相信“孔孟的遗教是中华民族的至宝”。洪秀全既然要废除孔教，那么洪秀全就是他的敌人，也就是全民族的敌人。他的“讨贼檄文”中骂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此：“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他是孔孟的忠实信徒，他所选的官佐都是他的忠实同志，他是军队的主帅，同时也是将士的导师。所以，湘军是个有主义的军队。其实精神教育是曾国藩终身事业的基础，也是他在中国近代史上地位的特别所在。他的行政用人都“首重主义”。他觉得政治的改革必须先有精神的改革。清朝末年的官吏出自曾国藩门下的人，都比较正派，这足见其感化力量之强大。
曾国藩不但利用中国的旧礼教作为军队的精神基础，而且利用宗族观念和乡土观念来加强军队的团结。他选的官佐几乎全是湖南人，而且大半是湘乡人。这些官佐都回本地去招兵，因此兵士都是同族或同里的人。这样，他的部下的互助精神特别浓厚。这是湘军的第二个特点。
历史上的精神领袖很少同时也是事业领袖的，因为注重精神者往往忽略事业的具体条件。在西方社会里，这两种领袖资格是完全分开的。管教者不必管事，管事者不必管教。在中国则不然：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是政教不分、官师合一的。所以，在中国，头等领袖必须兼双重资格。曾国藩虽注重为人，但并不忽略做事。这是他的第三个特点。
当时，绿营兵之所以不能打仗，原因虽多，但其中之一是待遇太薄。曾国藩在起始办团练的时候，就决定每月给陆军士兵发军饷4两2钱，给水师士兵发3两6钱，比绿营兵的军饷数额加了1倍。湘军在待遇上享有特殊权利。湘军作战区域是长江沿岸各省。在此区域内，水上的优势能决定陆上的优势，所以曾国藩自始就注重水师。关于军器，曾国藩虽常说打仗在人不在军器，然而他对军器的制造，尤其对于大炮的制造，是很费苦心的。他用尽心力去罗致当时的技术人才。他对于兵士的操练也十分认真。他自己常去督察检阅。他不宽纵他的军官，也不要军官宽纵他们的部下。
曾国藩的事业，如同他的学问，也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他要救旧社会、旧文化，而那个旧社会、旧文化所产生的官僚反而要和他捣乱。他要维持清政府，但清政府反而嫉妒他，排斥他。他在长沙练兵的时候，旧时的官兵恨他的新方法和新标准，几乎把他打死了。他逃到衡州去避乱。他最初的一战是个败仗。他投水自尽，幸而被部下救起来。他练兵打仗，同时他自己去筹饷。以后，他成了大事，并不是因为清政府和官僚自动地把权力交给了他，是因为他们的失败迫使他们求曾国藩出来任事，迫使他们给曾国藩一个做事的机会和权利。
第四节洪秀全失败
洪秀全攻占南京以后，我们更能看出他的真实心志不在建设新国家或新社会，而在建设新朝代。他深居宫中，务求享受做皇帝的福，对于政事则不放在心上。宫廷的建筑，宫女的征选，金银的聚敛，官制宫制的规定，这些事情是太平天王洪秀全所最注意的。他的宗教后来简直变为“疯狂的迷信”。杨秀清向他报告国事的困难时，他回答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欲出外出，欲在京住，由于尔。朕铁桶江山，你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国藩）乎？”
快要灭亡的时候，南京绝粮，洪秀全令人民饮露充饥，说露是“天食”。
这样的领袖不但不能复兴民族，且不能作为部下团结的中心。在咸丰六年（1856），洪秀全的左右起了很大的内讧。东王杨秀清个人独掌大权，其他各王都须受东王的节制。照太平天国的仪式，天王称万岁，东王称九千岁，西王八千岁，余递减。别的王都须到东王府请安议事，并须跪呼千岁。在上奏天王的时候，东王立在陛下，其余则跪在陛下，因此，杨秀清就为其同辈所愤恨。同时，洪秀全也怕他要取而代之。咸丰六年九月，北王韦昌辉设计诱杀杨秀清和他的亲属党羽。翼王石达开心怀不平，北王韦昌辉又把翼王石达开的家属杀了。洪秀全为联络翼王石达开起见，下令杀北王韦昌辉，但翼王石达开以后还是独树一帜，与天王洪秀全脱离关系。经过此次的内讧，太平天国打倒清朝的希望完全消除了。以后，洪秀全尚能抵抗8年，一则因为北方有大股捻军作为他的声援，二则因为他得了两个后起的良将，即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陈玉成。
在清政府方面，等到别人都失败了，然后才重用曾国藩，任他为两江总督，节制江、浙、皖、赣四省军事。湖北巡抚胡林翼是与曾国藩志同道合的，竭力与他合作。曾国藩的亲弟曾国荃是个打硬仗的前线指挥。以后，曾国藩举荐他的门生李鸿章做江苏巡抚，他的朋友左宗棠做浙江巡抚。长江的中游和下游都是他的势力范围。他于是得通盘筹划。他对于洪秀全采取大包围的战略。同时，英国、美国、法国三国也给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不少的帮助。同治三年（1864），湘军在曾国荃领导之下打进南京。洪秀全自杀，太平天国就此亡了。
洪秀全想推翻清政府，恢复汉族人的自由，这当然是令人佩服的。他想平均地权，虽未实行，也表现他有政治家的眼光。他的运动无疑的是起自民间，连他的宗教也是迎合民众心理的。但是，他的人格上及才能上的缺点很多而且很大。倘若他成功了，他也不能为中华民族造福。总而言之，太平天国的失败，证明中国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救国救民族的。
曾国藩所领导的士大夫式运动又能救国救民族吗？他救了清政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清政府并不能救中国。倘若他客观地、诚实地研究清政府在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的施政，他应该知道清政府是不可救药的。他未尝不知道此中实情，所以他平定太平天国以后，他的态度反趋于消极。
平心而论，曾国藩要救清政府是很自然的，可原谅的。
第一，中国旧礼教既是他的立场，而且士大夫阶级是他的凭依，他不能不忠君。
第二，他想清政府经过大患难之后，必能有相当觉悟。事实上，同治初年的北京，因为有恭亲王奕及文祥主政，似乎景象一新，颇能有为。所以嘉庆、道光、咸丰三代虽是多难的时代，同治年间的清政府确有中兴气象。
第三，他怕清政府的灭亡要引起长期的内乱。他是深知中国历史的。中国几千年来，每次换过朝代，总要经过长期的割据和内乱，然后天下得统一和太平。在闭关自守、无外国人干涉的时代，内战虽然给人民无穷的痛苦，尚不至于亡国。到了19世纪，有帝国主义者环绕着，长期的内战就能引起亡国之祸，曾国藩所以要维持清政府，最大的理由在此。
在维持清政府作为政治中心的大前提之下，曾国藩的工作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他要革新，那就是说，他要接受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要守旧，那就是说，恢复中国固有的美德。革新守旧，同时举行，这是曾国藩对中国近代史的大贡献。我们至今还佩服曾国藩就是因为他有这种伟大的眼光。徒然恢复中国的旧礼教而不接受西方文化，我们还不能打破中华民族的大难关，因为我们绝不能拿礼义廉耻来抵抗帝国主义者的机械军器和机械制造。何况旧礼教本身就有不健全的地方，不应完全恢复，也不能完全恢复呢？同时，徒然接受西方文化而不恢复中国固有的美德，我们也不能救国救民族，因为腐化的旧社会和旧官僚根本不能举办事业，无论这个事业是新的，或是旧的。
曾国藩的革命事业，我们留在下一章讨论。他的守旧事业，我们在前一节里，已经说过。现在，我们要指出他的守旧事业的弊端。湘军初起的时候，精神纪律均好，战斗力也高。后来，人数多了，事业大了，湘军就退化了。收复南京以后，曾国藩自己就承认湘军暮气很深，所以他遣散了好多。足证中国治军的旧法根本是有毛病的。此外，湘军既充满了宗族观念和家乡观念，士兵只知道有直接上级长官，不知道有最高统帅，更不知道有国家。某次，曾国荃回家乡去招兵，把原有部队交曾国藩暂时管带。这些部队就不守规矩。曾国藩没有法子，只好催曾国荃赶快回营。所以，湘军是私有军队的开始。湘军精神以后传给李鸿章所部的淮军，而淮军以后又传给袁世凯的北洋军。我们知道北洋军阀利用私有的军队割据国家，阻碍统一。追究其祸根，我们不能不归咎于湘军。于此，我们也可看出旧法的毛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