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老张派我去采访一个卖装潢材料的老板。
到了中午，老板请我和老张吃了个饭，还硬塞给我们每人一个五百块钱的红包。老张推辞了一番，还是收下了。我愣怔着不知该不该收，见我们主任把脸扭了过去，就把它塞进了采访包里。我知道我要是不收，老张脸上肯定挂不住，还以为我在他面前耍清高呢。吃饭时，老张跟老板喝了不少酒，两个人舌头都有些发僵发硬，到后来竟发展到相互搂着脖子称兄道弟了。我没喝，老张也没让我喝，他对那个老板说，小山还要写稿，不喝就不喝吧。吃过饭后，老板又要请我们去歌厅唱歌。老张看了我一眼，问，你那个稿子任务还挺重的吧？我知道那种地方有小姐服务，老张肯定不想让我看到他和小姐怎么腻乎。就说，我得回去写稿子，不敢耽误的。
我们在饭店门口分了手，各走各的了。我也没回单位，坐公交车直接回了我住的那处大杂院。
这地方处于城市的边缘，往北再走不了多远就是郊区，大院四周是一些麻将牌似的连在一起的筒子楼，站在院子里想狠狠吸口气都有些困难。住了十几号人，有内蒙的，河北的，河南的，四川的，广东的，山西的，福建的，白天大家都各去忙各的了，到了晚上，才有了人影儿。我的房间只有十来平方米，阴暗憋屈，地上摆了一张床之后，就再没有立足的空间了。路上，我接了大卫的电话，他说明天晚上我们聚一聚。
你再不打吭声，我都忘了有这回事了。“我笑了笑。”
“你忘了我忘不了，一定补着给你庆祝一下。”大卫在电话里说。
回去后，我就忙着写稿子，一直忙到下午五点，总算理出了个头绪。头闷得厉害，我想不如去找马拉聊一会儿，顺便说一下明天吃饭的事，就敲开了隔壁的门。马拉二十七八岁，跟我年龄差不多，陕西人，一头长长的黑发柔顺地披在肩上。他是来谷城学画画的，父母都是他们那个地方的政府官员，已经给他找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可他不想被关在阁笼里，背着画夹偷偷跑出来了。他说他不习惯那种安逸的生活，更喜欢在远处流浪。他说青春的意义就在于叛逆。
马拉的女友刘小艺也在，我冲她打了个招呼，她也冲我笑了笑。刘小艺二十来岁，和马拉是老乡，长得很漂亮，是来这个城市学唱歌的，有时也过来给马拉当当模特。她很有音乐天赋，唱的歌清澈，质朴，发展下去应该很有前途的。每次听她唱陕北民歌，我就好像回到了老家农村，头顶上是瓦蓝瓦蓝的天，身边是明亮的小溪。
明天晚上你有空吗？一起去喝点酒。“我对马拉说。”
“明天不行，”马拉摇摇头，“我得陪小艺去趟音乐学院，那边有个讲座。”
那你们坐吧，我出去了。
急什么急啊，小艺你不熟吗？
“当然熟。”这么说时，我感到脸上有些发烫。
我在谷城接受的第一次关于性的启蒙教育，就来自马拉和刘小艺。当时我来这里还没几天。那天夜里，我突然被一种山崩地裂的声音惊醒了，细听，是隔壁房间发出的。这事后来接二连三地发生，我不得不向他们提出了抗议。马拉表示，以后一定要节制一点，不再让我忍受身心的煎熬。这以后我的夜晚和房子安静了许多，但有时还是被他们的疾风暴雨惊醒。
那就坐下，我们聊聊高更。
你又有新见解了？“我对印象派画家也有点兴趣，所以有时也和他聊聊高更、梵高、塞尚和后印象派。”
“你说高更的画作里，为什么会出现一些古怪的阴阳人？”马拉笑了笑，忽然抬起头问我，“不知你注意到没有，《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何处去？》这幅高更的名作就有一个阴阳人，想起了吧？这个阴阳人占据在画面的中央，下体裹着白色的遮羞布，正在探手摘取悬在头顶上的果子。他的面孔，腰部，双臂可能被认为是女性的，但遮羞布隆起的部分却不是女人的——那是男性伟岸的生命之根，大概正处于勃起的过程中吧。”
你看得好仔细。
我笑了笑，老实说我只知道这幅作品是高更病中所作，很久不为欧洲人理解，虽然它对生命和世界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阴阳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马拉盯着我说，“高更不会有同性恋的怪癖吧？”说完，他憋不住地笑了。
你就喜欢发表一些石破天惊的怪论，想说服我，你得拿出证据来。“我看了刘小艺一眼，我觉得她也不大认同马拉的看法，马拉说完后，她无奈地冲我摇了摇头。”
“感觉方面的东西，最好不要作出一是一、二是二的判断。”马拉拢了拢长发，接着往下说，“我看过一本书，说高更在太平洋的卡提希岛上，与当地一个年轻的樵夫关系暧昧，他们在一条小河里爱得死去活来。”
你怎么知道那本书就不是杜撰？
即便是杜撰，也提出了一个好玩的问题。
像往日一样，我们的讨论仍然毫无结果，尽管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后来，我们看着对方红涨的脸，都憋不住地大笑起来，笑我们的认真，固执。刘小艺也跟着笑，但她不像我们肆无忌惮、旁若无人地大笑，而是掩着嘴哧哧地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