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还有很多的词家，比较北宋更显得繁杂而不平衡：有极粗糙的，有很工细的；有注重形式美的，也有连形式也不甚美的，不能一概而论。大体上反映时代的动乱，个人的苦闷，都比较鲜明，如本书下卷所录可见一斑。不但辛弃疾、二刘（刘过、刘克庄）如此，姜夔如此，即吴文英、史达祖、周密、王沂孙、张炎亦未尝不如此。有些词人情绪之低沉，思想之颓堕，缺点自无可讳言，他们却每通过典故词藻的掩饰，曲折地传达眷怀家国的感情，这不能不说比之《花间》词为深刻，也比北宋词有较大的进展。
以上都是我个人的看法，拉杂草率，未必正确。所述各家，只举出若干“点”，不能代表“面”，或者隐约地可以看到连络的“线”来：这“线”就表示出词的发展的两条方向。这非创见，过去词论家、评家、选家都看到了这样的事实。他们却有“正变”之说。显明的事例，如周济《词辨》之分为上下两卷，以温、韦等为正，苏、辛等为变。这样一来，非但说不出正当的理由，事实上恰好颠倒。他们所谓“正”，以《花间》为标准而言，其实《花间》远远的不够“正”。如陆游说：
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至此，可叹也哉！或者出于无聊故耶。
《花间集》如何可作为词的标准呢！《花间》既不足为准，则正变云云即属无根。我们不必将正变倒过来用，却尽可以说，苏、辛一路，本为词的康庄大道，而非硗确小径。说他们不够倒是有的，说他们不对却不然。如陈无己说：
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要非本色”，即使极天下之工也还是不成，这样的说法已很勉强；何况所谓“本色”无非指“花间”、柳七之类，非真正的本色。本色盖非他，即词的本来面目，如今传唐人“曲子”近之。它的反映面广阔，岂不能包后来苏、辛诸词在内？因此，过去的变化，其病不在于轶出范围，相反的在于还不够广阔。
词的本色是健康的，它的发展应当更大，成就应当更高。其所以受到限制，主要的关键在于思想；其次，形式方面也未能充分利用。以历史的观点，我们自然不能多责备前人。过去的各种诗型，这里所说“曲子词”以外，尚有散曲、民歌等等，都有成为广义新诗中一体的希望。
关于选释本的一些说明
《唐宋词选释》自唐迄南宋，共二百五十一首，分为三卷。上卷为唐、五代词，又分为三部分：一、唐，二、《花间》，三、南唐；共八十七首。中、下卷为宋词，共一百六十四首。中卷题为“宋之一”，下卷题为“宋之二”，即相当于北宋和南宋。其所以不曰北、南，而分一、二者，因南渡词人正当两宋之际，其属前属后每每两可，不易恰当。其反映时代动荡的作品大部分录在下卷。中、下两卷之区别，也想约略表示出两宋词的面貌，有少数作家不专以作者的年代先后来分。如叶梦得生年较早，今所录二首均南渡以后之作，故移下卷。张孝祥生年稍晚，所录《六州歌头》作于一一六三，《念奴娇》作于一一六六，时代均较早，且反映南宋初年政治情况，故置韩元吉诸人之前。
因本书为提供古典文学研究者参考之用，作法与一般普及性的选本有所不同，选词的面稍宽，想努力体现出词家的风格特色和词的发展途径。但唐宋词翰，浩如烟海，今所选二百五十余篇，只是一勺水罢了，真古人所谓“以蠡测海”。词的发展途径（如上文所说），本书是否体现出来了呢？恐怕没有。即以某一词家论，所选亦未必能代表他的全貌。例如中卷柳永词，取其较雅者，看不出它俚俗浮艳的特点；下卷吴文英词，取其较明快者，看不出他堆砌晦涩的特点。这也是一般选本的情况，本书亦非例外。
下文借本书说明一些注释的情况。
作“注”原比较复杂，有些是必需下注的。以本书为例，如姜夔的《疏影》：“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设若不注“那人”是谁，谁在睡觉？又如辛弃疾的《鹧鸪天》“书咄咄”句用晋殷浩事，一般大都这样注；但殷浩“咄咄书空”表示他热中名利，和辛的性格与本篇的词意绝不相符，若不下注，就更不妥了。有些似乎可注可不注，如引用前人之句说明本句或本篇。这个是否必要呢？依我看，也有些必要，不避孤陋之诮，在这选本中妄下了若干条注，虽然分量似已不少，离完备还差得多。
前人写作以有出典为贵，评家亦以“无一字无来历”为高。互相因袭，相习成风，过去有这样的情形，其是非暂置不论。其另一种情形：虽时代相先后，却并无因袭的关系。有些情感，有些想象，不必谁抄袭谁。例如李后主《浪淘沙》中的名句“别时容易见时难”，前人说它出于《颜氏家训》的“别易会难”，引见上卷李煜此篇注[3]。果真是这样么？恐怕未必。所以二者相似，或竟相同，未必就有关连，也未必竟无关连，究竟谁是偶合，谁是承用，得看具体的情况来决定。所谓“看”，当然用注家的眼光看，那就不免有他的主观成分在内了。
而且所谓“二者”，本不止二者，要多得多，这就更加复杂了。譬如以本句为甲，比它早一点的句子为乙，却还有比乙更早的丙丁戊己哩。盖杜甫诗所谓“递相祖述复先谁”也。注家引用的文句，大都不过聊供参考而已。若云某出于某，却不敢这样保证的。
再说，可以增进了解，这情形也很复杂。如以乙句注甲句，而两句差不多；读者如不懂得甲，正未必懂得乙。其另一种情形，注文甚至于比本文还要深些，那就更不合理了。怎样会发生这类情形的呢？因为作注，照例以前注后，更着重最早的出典，故注中所引材料每较本文为古，如《诗》、《书》、《史》、《汉》之类，总要比唐诗、宋词更难懂一些，这就常常造成这似乎颠倒的情况。然所注纵有时难懂，却不能因噎废食。注还是可以相当增进了解、扩大眼光的。将“注”和“释”分开来看，只为了说明的方便，其实“注”也是释，而且是比较客观的“释”。古典浩瀚，情形繁复，有诗文的差别，有古今言语的隔阂。有些较容易直接解释，有些只能引用许多事例作为比较，使读者自会其意。如近人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其中每一条开首为解释，下面所附为原材料。其功力最深、用途最大的即在他所引许多实例，至于他的解释虽然大致不差，也未必完全可靠。我们将这些实例，比较归纳起来，就可以得出与张氏相同的结论，也可以得出和他不尽相同的结论，会比他更进一步。这样，我认为正得张氏作书之意。书名“汇释”，“汇”才能“释”，与其不“汇”而“释”，似无宁“汇”而不“释”。因若触类旁通，你自然会得到解释的。
以上所谈，为了使读者明了注释一般的情况以及如何利用它，原非为本书的缺点解嘲。就本书来说，诚恐不免尚有错误。当选录和注释之初，原想尽力排除个人主观的偏爱成见，而忠实地将古人的作品、作意介绍给读者；及写完一看，这个选本虽稍有新意，仍未脱前人的窠臼。选材方面，或偏于消极伤感，或过于香艳纤巧，这虽然和词本身发展的缺陷有关，但以今日观之，总不恰当。而且注释中关于作意的分析和时代背景的论述，上中两卷亦较下卷为少。注释的其他毛病，如深而不浅，曲而未达，偏而不全，掉书袋又不利落，文言白话相夹杂等等，那就更多了，自己也难得满意，更切盼读者指教。
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日，北京。
〔附记〕前编《唐宋词选》有试印本，至今已十六年。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来，说要正式出版，文学研究所也表示赞同。起初我还很踌躇；为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响应党的号召，经过思考，也就同意了。但旧本的缺点需要修整，我勉力从事，做得很慢。
现改名《唐宋词选释》，除删去存疑的两首，馀未动，虽经修订，仍未必完善，如内容形式过于陈旧，解说文白杂用，繁简不均，深入未能浅出等等；且或不免有其他的错误，请读者指正。
编写之中，承友人与出版社同志殷勤相助，深表感谢。
一九七八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