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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丧权辱国二十一条

日本政府因中国不肯承认全案,竟使出最后的手段,胁迫袁政府。自从陆总长提交最后答复后,日本下动员令,宣布关东戒严。驻扎山东、奉天的日兵预备开战,渤海口外的日舰也准备就绪,各埠日商纷纷回国,似乎中日两国马上就要决裂了。各国公使也都跑到外交部探听消息,劝政府和平解决,千万不要开战。袁总统虽然为难,但表面上仍持一种镇静的态度。五月六日,日使派人到外交部发出警告,称若不能完全承认日本修正案,就将下最后通牒。袁政府没有马上回复。当天晚上,曹汝霖次长以个人名义访会日使,商议交涉,又承认了好几款。日置益仍然不同意。到了第二天下午,日置益带同馆员到外交部迎宾馆,晤见陆征祥、曹汝霖二人,亲递最后通牒。牒文写着:

此次帝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之所以开始交涉,一则欲商讨日德战争之善后办法,一则欲解决有害中日两国亲交原因的各种问题,巩固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基础,以确保东亚永远和平。于是在本年一月向中国政府交出提案,开诚布公,与中国政府会议至今天,已有二十五回之多。其间帝国政府始终以妥协之精神,解释日本提案之要旨,对于中国政府的主张也不论巨细,倾听无遗,力图解决此提案于圆满和平之间。其交涉全部之讨论于第二十四次会议,即上月十七日,已大致告竣。帝国政府统观交涉之全部,参酌中国政府议论之点,对于最初提出的原案进行了很大的让步和修正,于同月二十六日提出修正案交于中国政府,求其同意。同时声明中国政府如同意该案,帝国政府立即将以很大牺牲得来的胶州湾一带,于适当机会附以公正至当的条件,交还中国政府。五月一日,中国政府对于帝国政府修正案的答复,着实与帝国政府的预期全然相反。中国政府对于该案,不但没有任何诚意进行研究,而且将帝国政府交还胶州湾的苦衷与好意,不屑一顾。胶州湾为东亚商业、军事上的要地,日本帝国为了取得该地,所费的心血与财力非常巨大。既然胶州湾为日本帝国取得之后,毫无交还中国的义务。但为了将来两国国交亲善起见,竟打算交还给中国。而中国政府不加考察,且不谅帝国政府之苦心,实属遗憾。兹再重新劝告,对此劝告,期望中国政府至五月九日午后六时为止,给以满意的答复。如果到期没有收到满意答复,帝国政府将执行认为必要的手段。合并声明。

二人看完后,不由得一怔。还是曹汝霖口齿较利,对日置益说道:“五号中有五项可以日后协商,究竟是哪五项?”日置益道:“就是聘用顾问、学校与病院租用地、中国南方诸铁路、兵器及兵器厂以及日本人布教权。这五项允许日后协商。”陆征祥道:“敝国与贵国素来和平共处,难道就没有协商的余地吗?”日置益道:“通牒中已经说明,敝政府不能再让。即使本驻使有意修正,也是爱莫能助。”话一说完,立即出门要走。曹汝霖边送边说道:“贵驻使是全国代表,凡事还求通融一点儿。”日置益稍稍点头。到了第二天,又到外交部,递交了一份有关二十一条件中七项条件的解释。

袁总统立即召集要人,连夜开会,但仍不能决定。第二天上午,继续开会,还是不能决定。到下午两点,又召集国务卿、左右丞、各部总长及参政院院长黎元洪,参政熊希龄、赵尔巽、梁士诒、杨度、李盛铎等人开特别会议。由陆总长先行报告,然后袁总统出席开议。大家计无所出,唯独陆海军总长与参政中的激进人物,仍主张拒绝,宁可决裂。袁总统沉着脸,淡淡地答道:“山东、奉天一带已遍驻日兵,如果交涉决裂,他长驱直入,我将如何对待?实力未充,空谈有何用?与其战败求和,不如目前忍痛,甲午往事,还不值得我们借鉴吗?”徐世昌又接着说道:“越能忍耻,才得沼吴。现在只可和平了事,借此交涉,返求自强。”大家听了此话,不敢主战,随即多数赞成,决定承认。袁总统当即命令准备答复,又经再三讨论,才拟定复文,派外交部员送交日使查阅。日置益仍然要求在第五项下,添入“日后协商”四字,并称此四字绝对不能省。中方外交人员只好将复文带回,再次改正。

五月九日,陆征祥总长和曹汝霖次长亲自赴日本使馆,当面送交。第二天,日置益赴外交部答谢。十五日,日置益又到外交部迎宾馆开条约会议,无非是照日本修正案,加入七条件解释及各项来往照会,共同订定,作为中日合约。到了二十日,双方文书都已办齐,商定二十五日在外交部迎宾馆签订合约。合约中署名,一方是大日本国大皇帝特命全权公使从四位勋二等日置益,一方是大中华民国中卿一等嘉禾勋章外交总长陆征祥。共计正文三份,换文十三件。袁总统担心丧失权利,导致众愤,除密电各省将军、巡按使维持秩序,静图自强外,又下令约束军民。

此外,又有一大堆引咎辞职的通电。陆通电说:“征祥身任外交总长,没能为国民造福,一片爱国愚忠,未能表白于天下,特恳请大总统立予罢斥,另选贤能,以补前愆。”参政院长黎元洪也发一长电,除引咎自责外,愿辞去参谋总长一职。还有陆军总长段祺瑞说:“我始终主战,无奈各部长及参政院诸公多半主和,口众我寡,致蒙此耻,我已呈请辞职避贤,免至积垢”。类似于这样的书函,不胜枚举,总之,这是民国以来的第一个国耻。

国家经此一蹶,还以为袁总统能惩前毖后,会开诚布公,一心一意地整顿国家,发愤图强。谁知总统府中更加沉迷,京内外的文武官吏依旧攀龙附凤,颂德歌功,之前要求变政的人都做了反舌鸟,呈请辞职的达官又都做了寄生虫。转眼间到了八月,北京竟冒出一个筹安会来。

筹安会发起时共有六人,即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和胡瑛。杨度是前清保皇党,与康有为、梁启超是好友,革命以后加入民主党,之后又得到老袁的信任,成为参政院的参政。孙毓筠是革命志士,辛亥一役曾在安徽大出风头,癸丑后组织政友会,与国民党脱离关系,也成为参政院的参政。严复精通英文,兼长汉文,从前翻译外文书,很有名望,因他是福建侯官县人,大家都叫他为严侯官。此次,袁总统创设参政院,网罗人才,也把他网罗了进去。刘师培博通说文经学,上海《国粹丛报》上经常刊登他的著作,确实有些根底,所以袁总统也特地招他来参政。李燮和是陆军中将,革命时也曾参与攻打南京。胡瑛曾跟宋教仁厮混几年,不知为何变志,也投入袁氏幕中。这六人整日聚集一堂,不是谈风月,就是论时事。正巧,总统府中有位外国顾问官,是美国有名的博士,叫作古德诺。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大致意思是说民主政体不及君主政体。杨度见了此文,有了依据,便随声附和,立即与孙毓筠、严复等五人秘密商量,打算乘此出点风头,做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孙毓筠、严复等人都举手赞成。当即靠着十年寒窗苦读的功夫,互凑几句强词夺理的文字,不到半天,就将宣言书和入会章程全部拟定完毕,并推举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四人为理事。同时,在北京石驸马大街设立事务所,并悬起一块招牌,上刻“筹安会”三大字。京内人民莫名其妙,看那筹安会招牌,还以为国中果然出了伟人,能把这风雨飘摇的民国筹划得安安稳稳。后来,看到宣言书才知道,原来这筹安会的宗旨是想改革国体,把袁大总统弄上台去,做一个革命大皇帝。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都说这筹安会是产皇帝的私窠子,将来是凶是吉,还很难分晓。就在疑义未定的时候,京中已是警吏如林,不准百姓街谈巷议,只要被听见,便扭送警局拘留,多则几十天,少也要三五天。小百姓糊口要紧,自然不敢多言,免生祸端。而那些痴心妄想的人物纷纷入会,都想做点投机事业,希望借此财运亨通。京内的报纸,什么《民视报》《亚细亚报》,都为筹安会鼓吹。隔了几天,《顺天时报》忽然载出一篇贺振雄上递肃政厅的呈文,大意说筹安会倡导邪说,紊乱国宪,恳请肃政厅长代呈大总统,严拿发起筹安会的杨度、孙毓筠等六贼。第二天,又有一篇李诲上递检察厅的呈文,与贺振雄的意思大致一样,也刊登在《顺天时报》上。

贺振雄和李诲两人都籍隶湖南。贺振雄曾加入革命,颇有名气,但一直没有遇到伯乐,未得一官,因此郁愤得很,特借这筹安会畅骂一番,发发牢骚。李诲是李燮和的族弟,与李燮和志趣不合,所以也上书弹劾,有几分大义灭亲的味道。两人先后进呈,眼巴巴地望着消息,并一式数份,分送各报馆。哪知《民视报》《亚细亚报》非但不登载原文,反各列一条时评,冷嘲热讽,讥讽他们不识时务,迂谬可笑。只有《顺天时报》照文登录,一字不落。过了一天,筹安会门前竟站着许多警兵,荷枪实弹,出入一律盘查。贺振雄无权无力,只好闷坐家中长吁短叹。但李诲曾任湖南省议员,并因他族兄位居显要,平时与京中大佬来往频繁,于是又写了一封类似的呈文上书内务部。但过了好几天仍然没有音讯,仿佛石沉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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