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罗马的变化
1.军事：军队私人化
第二次布匿战争不仅使罗马成了西地中海的唯一强国，也使罗马社会发生了许多影响其未来走向的变化，可以说，罗马从共和制走向帝制就是从这些变化开始的。
影响最大的变化是罗马军队的变化。罗马军队战前一直是从罗马公民中征集的，服兵役既是罗马公民的义务，也是权利。服兵役没军饷，而且要自带装备。没有公民权不能服兵役，无产者也不能服兵役。兵农合一，战时是兵，平时是农民，兵政合一，战斗力和投票权紧密相连。森图里亚大会，既是公民大会，往往也是军事动员大会。参加者都是军事组织百人队成员，大会也按军事需要组织，大会投票不是按人，而是按军事单位（百人队）。由于兵农合一，士兵一身而二任，虽在国家需要时，应征上前线，心里却仍牵挂着家里，想赶快回家种田。为了互相兼顾，作战、种田两不误，罗马军队在进行较长期的战争时，采用定期轮换的办法来增援和接替。
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的这一套军事组织和制度已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了。一是战场太远，已无法定期轮换了；二是战争的技术和组织愈来愈复杂，要求愈来愈高，需要有充分的训练时间进行训练。这样一来，亦民亦兵的士兵无法适应战争的需要。服役的时间延长了，开始发军饷了。罗马开始有了领军饷的士兵，为了激励斗志，不仅发饷，还分配战利品。斯奇比奥在西班牙就是这样做的。他在北非也这样做，却引起了担任财务官的加图的不满。加图攻击斯奇比奥耗费了过多的金钱给士兵发饷。他指责斯奇比奥说：“耗费金钱还不是我们要指责的最大坏事。严重的事实是它腐蚀了士卒们固有的淳朴品质，每当军饷超过实际需要时，他们就要恣意寻欢作乐。”而斯奇比奥则回答说，在他一帆风顺奔赴战场之际，吝啬小气的财务官对他是没有用处的。他欠罗马城的是一笔功勋的账，而不是金钱。斯奇比奥和加图的对立反映了对给士兵发军饷的两种不同态度，加图是从维护传统道德的角度，不赞成给士兵发过多的军饷，而斯奇比奥是从战争的需要考虑，认为应多给士兵军饷，但即使加图，也没完全反对发军饷，可见发军饷已是公认的必需了。三是战争中伤亡很大，兵源严重不足。为解决兵源问题，罗马不得不取消了当兵的财产限制，无产者也可当兵了。他们当兵当然要给他们发军饷，否则他们无法当兵，而且还要给他们配置武器装备。这些有公民权的无产者，除了靠国家和富人的施舍外，基本上无所事事，现在，当兵成了他们不错的“职业”，他们应征服役的年龄规定得很宽，从18岁到46岁都可当兵。他们在军队当兵的平均时间达7年之长。这样，发饷和延长服役年限使罗马公民兵变得有点像职业兵了。
罗马实行兵农合一制度，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兵不知帅，帅不知兵。因为不仅兵要时时轮换，统帅也是不断变动的。罗马军团的最高统帅是执政官，执政官的任期只有一年，带兵作战的时间就更短，他们还要留出时间来处理政务。特殊的危急时期，可由专门选出的独裁官任统帅，而独裁官的任期最长也不能到一年，费边就是以独裁官的身份取代执政官，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领兵打仗的。这种兵不知帅、帅不知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状况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也发生了变化。在西班牙战场，罗马军队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一直由斯奇比奥家族两代三人指挥。普布利乌斯·斯奇比奥被元老院任命为罗马西班牙军团的统帅时，只有25岁，从未担任过任何被认为可获得这种任命的必要条件的高级军官职务，选定他做统帅显然是考虑到他是两位前任的儿子和侄子，考虑到他在他的前任和长辈领导下的作战经验和战功，特别是考虑到指挥的连贯和一致以及西班牙军团对斯奇比奥家族的崇敬和忠诚。这些考虑都是出于战争的需要，在过去是根本不会放在选拔统帅的条件中去考虑的。战争的进程证明，元老院这一打破常规的任命是正确的。
士兵和统帅关系的变化在斯奇比奥入侵非洲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元老院本来在费边等人的煽动下，不同意他率兵直接进攻非洲。但在他越过他们向森图里亚大会呼吁时，元老院让步了，然而，却只允许他抽调他所管辖的行省西西里的驻军和他所能征召的不管什么样的志愿兵渡海去非洲。结果，在斯奇比奥统率的3万大军中就有7000人是他自己想法征集的志愿兵。由于费边阻挠为斯奇比奥出征非洲拨款，斯奇比奥不得不自筹军饷，以私人名义从效忠于他的伊特拉里亚诸城邦募集款项。这样一支由个人收集并由以个人名义募集的款项发军饷的部队，和过去的公民军相较，已面目全非了。它不像国家的军队，却有点像是斯奇比奥的私人军队了，难怪追随斯奇比奥家族在西班牙征战多年的老兵也会加入这支队伍了。促使他们追随斯奇比奥的不是对国家而是对斯奇比奥的忠诚。这样的军队已不再是以共同的公民身份团结在一起了。斯奇比奥已不是个随时都可替换的统帅，而是保护者。统帅与军队的关系有点像保护者和被保护者的关系了。军队由斯奇比奥征集，由斯奇比奥发军饷，率领他们打胜仗，分配战利品，军队则效忠他，为他作战。斯奇比奥与军队的关系当然不能代表全部罗马军队的统帅与军队都是这种关系，传统仍然在起作用，但这显示了一种新的军队，新的官兵关系的开始。罗马军队已不可能实行严格的兵农合一、帅不知兵、兵不知帅的公民兵制度了。在罗马以后的历史中，忠于个人而不是忠于国家的军队，其作用比平民更重要了，而且在罗马的政治生活中作用将愈来愈大，一切传统和惯例在它面前将变得苍白无力。有权力欲望的想干大事的人，过去总是企望得到平民的支持，以后则主要要取得军队的支持了。军队的这种变化使共和制离帝制不远了。
斯奇比奥是适应军队的变化而出现的一位新的杰出人物，是罗马第一位堪称伟大的统帅。他的出现，说明罗马领导人只充当某一军团短得不能再短的一个时期代表的时代开始临近终点了。斯奇比奥是罗马将军中第一个以被打败国家的名字（阿非利加征服者）而闻名的。这是突出个人的象征，阿非利加的征服者不是罗马国家而成了斯奇比奥个人了。他也是罗马第一个和军队保持着长久紧密关系的将军，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按照森图里亚大会的要求，担任高级指挥官职务。他是在不具备正式任职资格的情况下担任高级指挥官的第一人。他在非洲的胜利使他达到了过去任何将军都没有达到的权力顶峰。从这顶峰迈向独裁只有一步之遥。但他没有迈出这一步，他也不愿意迈出这一步。共和思想这时还根深蒂固。斯奇比奥本人深受希腊思想的影响，在思想上，他倾向西方的自由共和，而不是东方的专制独裁。不过，军队的变化，军队作用的增大，尤其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作用的增大，迟早导致军事独裁。
2.思想：反传统的新潮流
思想上的变化也是巨大的、影响深远的。由于外界的影响，特别是希腊文化的影响，崇尚朴实、简单、集体主义、谨慎保守、排斥外来思想和生活的传统观念受到了冲击和挑战，出现了突出个人、勇于冒险、热衷奢侈豪华生活、赞赏并推崇希腊文化的新思想和新潮流。它们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和过去氏族之间的矛盾或平民与贵族的斗争都不同，是新旧两种思想的矛盾，是传统与反传统的矛盾。平民和贵族中都可能出现这种新旧思想的冲突。这种思想上的冲突在后来罗马历史上出现的一系列矛盾和斗争中都有所反映。第二次布匿战争后，传统思想的卫护者和代表人物是费边和加图，而新思想的推崇者和代表人物则是斯奇比奥。
费边从小就被称为“小羊羔”，举止安详，沉默寡言，不好娱乐。他出身名门贵族，曾五任执政官。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被委任为独裁官，解救处于危急中的罗马国家，以拖延战术和汉尼拔周旋，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他过分谨慎，行动迟缓，也时时贻误战机。在优势已转到罗马一方时，他仍坚持原来的一套战术，而不是审时度势，改变策略。他以过分冒险为由极力反对斯奇比奥出兵非洲，并尽力阻挠斯奇比奥在非洲的行动，但他比斯奇比奥年长得多，是思想保守的上一代人物，战后不久就死了。
加图虽比斯奇比奥小七八岁，和斯奇比奥仍属同一代人，但在思想上，和费边一脉相承。他一生都与斯奇比奥对立，以监察官职务而闻名。监察官有监督公民生活的权力。他毕生都以维护宗教和公共道德的姿态，反对一切新生的、优雅的或愉快的事物，谁要引起他的妒忌，不合他的心意就会遭到他道义上的谴责。他思想顽固保守，以道德的维护者自居。有一名元老只因白天当着他女儿的面拥抱了他的妻子，就被他以有伤风化为由逐出了元老院。加图的行为有点像中国旧时代的道貌岸然的冬烘先生。他仇视希腊文化和希腊生活方式，对罗马兴起的一股崇尚希腊文化之风，恨之入骨。斯奇比奥仅仅仿效希腊人刮光了胡子，便遭到他的非议。不知加图是否和古代中国人一样，认为发须皆受之父母，不能随便抛弃。他的儿子学希腊文，他无法反对，但反复叮咛，要儿子当心，不要使家族堕落和败坏。他是把希腊文化看得比洪水猛兽还可怕。他的封闭心态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他反对个人崇拜。他把斯奇比奥看作是野心家。他认为罗马不同于希腊，不是把民族的成就归功于几个人而是归功于众人结合起来的智慧和才能。他对斯奇比奥式的个人崇拜的厌恶，竟使他在他的历史著作《创始记》叙述第二次布匿战争时，完全隐去了伟大罗马统帅的名字，而宁愿代之以提及迦太基一头战象苏鲁斯的名字。这也是古今中外历史著作中的一大奇事！
费边和加图的这种思想观念是和他们农庄主的身份分不开的。他们的思想反映了经营农业的奴隶主的狭隘性、保守性。他们对奴隶和异族人极端残酷。加图认为奴隶就是牲口，应尽量使用，没用了，年老了，就应设法卖掉。一个残暴的吝啬的奴隶主面目暴露无遗。加图还有一句闻名于世的话，这就是他怀着对迦太基的极端仇恨，在元老院每次讲话最后都高呼的话：“一定要毁灭迦太基！”而斯奇比奥家族的斯奇比奥、那西卡却比他宽容得多，讲话结束时常说一句：“依我之见，迦太基必须予以宽容。”
和费边、加图相较，斯奇比奥是具有新思想、新作风的代表。他富于创造性和主动性，在他身上新的个人主义和冒险精神取代了传统的谨慎保守。他是外向的、开放的。他热衷希腊文化，追求文雅的豪华生活，他不把元老院放在眼里，他出兵非洲的计划遭元老院反对时，他便直接向罗马人民呼吁，这是完全违背传统的人民领袖式的作风。他领兵打仗也不能忍受罗马当局对他的约束。他的这种作风实是后来诸如苏拉、恺撒等的行为的先河。但他对他所打败的敌人却是宽容的。斯奇比奥的行为和作风反映了罗马在思想观念方面的新变化。
两种思想、两种观念的对立是后来罗马历史上统治集团内部分裂成两派，长期斗争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3.生活：享乐主义盛行
在生活方式上，享乐之风开始蔓延，浴室、剧场开始出现在古罗马人民的生活中，特别是一种可能源于伊特拉斯坎人的残酷娱乐活动开始在罗马兴起。这就是贯穿于罗马以后整个历史的令罗马人入迷的凶残娱乐——角斗士角斗。公元前264年，罗马第一次出现了角斗士角斗。一位死者的两个儿子在为死者举行葬礼时，在罗马牲口市场同时举行了三场角斗表演。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在罗马同时举行角斗比赛的场次有时高达22场，并很快风靡全国，成为最流行的娱乐活动。这种充满血腥的娱乐，暴露了古代罗马人和意大利人的残酷性和极其强烈的虐待狂品性。像加图这样的以维护古罗马道德为己任的人物，对诸如刮胡子、接吻、拥抱、妇女的美丽装饰等都深恶痛绝，必欲禁止而后快，对这种新的残酷娱乐的流行却拍手叫好，这反映了罗马人堕落的野蛮的一面，他们以奴隶的流血为乐。
最初的角斗士是战俘，也有死刑犯。随后，为了延长角斗的时间和满足全国对角斗娱乐的需要，有了专门培养角斗士的角斗学校，学员都是身强力壮的奴隶。角斗表演以仪仗游行和一次假斗开始，号角一响，才进行正式格斗。拒绝角斗的角斗士会被皮鞭和烙铁赶出场。受伤的角斗士有时会举起食指乞求怜悯。观众或是挥动手帕表示宽恕，或伸出大拇指向下的拳头，表示死亡。被杀死的或快要死的角斗士都被拖到一个特定的地方，拿去他的武器和所有的东西，并把没死去的杀死。观看角斗场面的热烈，竟和今天的人们看足球赛相似，不过，今天人们是在欣赏足球运动的艺术性和强烈的竞争性，而古罗马人却是在欣赏流血、欣赏死亡。希腊人把罗马人喜爱角斗表演看作是罗马人野蛮的一个论据，后来，有人要把角斗引进希腊城市科林斯时，竟引起了骚乱，从某种程度上说，罗马人是一个酷爱暴力和流血的民族。当然，也有些善良的罗马人不喜欢也不愿意观看这种残忍的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