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影响升迁，蹉跎仕途
除此之外，丁忧还关系到官员升迁的资历累积。自古以来，论资排辈是中国官场亘古不变的传统。一朝天子一朝臣，江山代有明主出，皇帝走了一个又来一个，朝臣还了一代又一代，但是，这个铁打的规矩却始终未曾改变。要想升迁，必须要有一定的资历积累，资格越老越吃香，升迁的机会就越大。丁忧一次，就意味着工龄至少减少三年，更何况一生中可能要丁忧好几次，若每次都坚持居丧终制，势必会影响升迁，累及仕途。
3.复职困难，前途渺茫
另外一个让官员逃避丁忧的原因就是服阙之后何时能二次上岗还是个未知数，前面已经提到过，明代的编制固定，只有前任把位子腾出来，才有机会安排新人来填空。明朝中期以后，各级政府部门的官员队伍基本稳定，官缺难觅。一旦有空缺出现，丁忧后的官员还要与其他待授官的儒学生员和其他伺机升官的在职官员一起竞争，结果如何，无法预料。对于那些朝中无人可依，只有背影没有背景的中下层文官来说，服阙后无疑要经过漫长的等待。这对于本来薪水就不高的丁忧官员而言，不仅是精神上的折磨，也是生活上的巨大考验。所以，无论从何种角度来分析，明朝官员逃避丁忧，谋求夺情都是无法避免的必然趋势。
（二）夺情的几种情形
明朝的夺情现象呈现出两头较少，中期泛滥的态势，明初由于朱元璋的崇儒尊礼，丁忧制度得到了很好的执行，夺情很少；明末针对中期以来的夺情泛滥，采取了较为严格的监管措施，情况有所好转。总的来说，有明一代的夺情集中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
1.金革夺情
自丁忧制度诞生以来，金革夺情就作为常典，历代相沿，从未改变。明朝对于金革夺情的沿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明确规定武官无论职务大小，一概不许丁忧。明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大一统封建政权，国祚276年，虽然疆域依旧辽阔，但自始至终，大明王朝也没能摆脱外族的边患困扰。前期，有北撤的蒙古人威胁，甚至发生了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等历史闹剧；中期倭寇为害，沿海不得安宁；后期，满洲人虎视眈眈，并最终大举入关。可以说明朝的边境就从来没有消停过，除了外患，国内也不太平。中期以后，少有明君，政治腐败导致各地民变频发。内忧外患迫使明王朝自始至终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半点也松懈不得。所以，为国夺情，武官被剥夺了丁忧尽孝的权利。嘉靖十六年（1537），四川道试御史苏术上书，要求改革武官不丁忧的旧制，明世宗朱厚熜大怒，以“变更祖宗成宪”之罪，将苏术降职一等，贬为滦州判官。可见统治者对武官丁忧的忌惮之深，已将其作为不可更改的祖宗之宪。武官不丁忧的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康熙前期。
除了武官不允许丁忧守制外，文官在军务需要时也必须夺情起复。他们既是地方上的最高行政首脑知州、知府、知县又负责户籍管理、人口普查、催粮交税和案件审理。而且在出现居民暴动、农民起义等地方治安问题时，他们又必须组织官兵和民兵剿匪除暴、镇压起义。明中期以后，政治腐败，官逼民反的事情时有发生，地方文官被夺情也成了经常之举。比如，景泰二年（1451），荆襄之地的流民起义，时任湖广荆州府同知（同知，明清官名，即知府的副职，正五品）的陈禧遇母丧，本应丁忧守制。素来以国为重的皇上考虑到战时用人，便果断下诏夺情，令陈禧带领官兵剿杀流民。
明朝一直被边患困扰，危机不断，尤其是土木堡事变之后，统治者心有余悸，如履薄冰。为保险起见，经常派一些得力的高级文官协助武官，一起处理边疆事务。形势吃紧时，文官也不能丁忧守制。如负责镇守居庸关的右佥都御史萧启，作为文官，遇父丧按例应丁忧守制，但皇上以边疆防御事关重大，下诏夺情。萧启再三上书，请求终制，最后被皇上训了一顿，说他为臣不思尽忠，责任重大却老想着往后退，实为不忠不义之举。见皇上真的发火了，萧启再也不敢提丁忧之事。
2.稀缺人才
前面我们说到过，因为专业吃香，那些掌握专业技能的官员，丁忧服阙后一般都能官复原职，不必经历漫长的缺位候选。事实上，在人手紧缺时，这些专门人才经常被剥夺丁忧守制的权利。比如，正统十年（1445），担任两淮都转运盐使司同知的耿九畴，遇丧丁忧，期间因为两淮盐运使缺位，精通盐务的耿九畴被皇上夺情，并且由原来的同知擢升为盐运使，由副转正，官升一品。正统十三年（1448），精通外文的翰林院修撰许彬，遇父丧，本应守制，但是当时明朝外交事务繁忙，前来天朝朝贡的外来使节络绎不绝，翻译工作非常繁重，皇上特地下诏令许彬处理完丧事后即可起复。还有明朝规定掌管天象观测的钦天监官员，奔丧三个月后一律夺情视事，皆是因为其专业特殊，无可替代。
3.股肱之臣
作为明朝中央行政中枢的内阁重臣、六部尚书等高级文官，位高权重，如同皇上的左膀右臂，不可或缺，一旦丁忧，也多被夺情起事。根据学者统计，明朝丁忧的19位阁臣中，有11位被下诏夺情，41位丁忧尚书中，有15人被夺情。这些股肱之臣被夺情，一来是因为身居要职，作为皇帝的智囊团，他们的意见左右着国家走向，职责重大，不可替代；二来则是皇帝的个人情感在作怪，有些辅臣，皇帝自幼就与之朝夕相伴，如同家人和朋友一样亲密无间，没有了他们在身边，皇帝自然会不习惯。所以，这样的人一般会被夺情，即使阻力很大，皇上也会一意为之。明朝历史上最为精彩的一幕反映皇帝和辅臣之间君臣情深的夺情大戏，就是明神宗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的夺情风波，整个过程跌宕起伏，结局耐人寻味。
4.官民奏保
明朝还有一种由普通老百姓和中下层官吏启动的夺情之制，即奏保夺情。夺情对象主要是布政使、知府、知州和知县等各级地方官员。这些人往往主政地方期间治政有方，功绩卓著，深受老百姓爱戴。一旦丁忧，多数会被老百姓联名上书挽留。当然民间的呼声要想顺利传达到皇帝耳朵里，还需要经过中央设置在地方上的按察司、监察御史等做传声筒。如果只有百姓上书，而无中间传达的话，皇上是无法了解民意的。奏保夺情既需要有老百姓和下级官吏的联名上书，又需要中央驻地方的上层官员把百姓的心声上奏给皇上，二者缺一不可。奏保夺情之成例首开先河于以守制严格著称的明太祖朱元璋时期。洪武二十七年（1394），凤阳府泗州盱眙县（今江苏省盱眙县）知县方素易，在任期间，为官清廉，兢兢业业，做了很多造福百姓的事，深得百姓喜爱。后来，方素易遭遇母丧，应解官守制。当地老百姓在德高望重的刘本的带领下，联名上书，请求方素易留任。历来视民意大如天的朱元璋知道后，立刻下诏对方素易夺情，并把他的事迹讲给百官听，意在鼓励官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实事。本来朱元璋此举是为了顺乎民情，嘉奖官吏，但是后来，奏保夺情却被贪恋权位之人利用，成为逃避丁忧，谋求起复的常用手段。比如，明英宗时，顺天府尹王福（顺天府尹是掌管北京的治安与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为正三品）遇父丧当守制，但一向善于巴结逢迎的王福买通了朝中官员为他说情，又要挟当地老百姓联名上书，最后蒙混过关，被皇上夺情。终明一代，在夺情泛滥的明中期，官员奏保夺情的现象非常普遍。
五、一代名臣张居正，为君夺情惹是非
要说夺情，就不得不提这一段令人唏嘘的历史了。史学家曾说明朝实际亡于万历，而张居正的夺情风波正是煽起明末大风暴的那对蝴蝶翅膀，这样的评价或许不够客观，但是足以想见，张居正当年的夺情闹剧对明朝历史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影响，以至于很多年后，后人对这段历史仍耿耿于怀，唏嘘不已。
张居正，中国历史上一个饱受争议的政治人物，人们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呈现出南北不同的两个极端。崇拜者把他捧上了天，说他文韬武略无人能及，是明朝唯一的大政治家；而否定者对其嗤之以鼻，说他玩弄权术、道貌岸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大阴谋家；当然也有学者看似客观公正，给出功过对半的评价，说他“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工于谋国，拙于谋身”，虽有治国之雄才，但无君子之雅量。斯人已逝，但凭后人评说。可是，张居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似乎没有人能给出绝对准确的答案，我们只能尽量在翻阅历史档案的过程中由着个人的喜好去解读，去想象。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生于明世宗嘉靖四年（1525）五月二十四日，卒于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享年58岁。湖广江陵（今属湖北省荆州市）人，因此又被后人称为张江陵。
张居正幼时家境并不好，父亲张文明是个一辈子没太大建树的穷秀才，他最大的贡献就是生了个盖世无双的好儿子。张居正自幼天资过人，5岁上学，7岁就已掌握六经大义，12岁考中了秀才，13岁就参加乡试，初出茅庐的张居正在一群比自己年长很多的考生中脱颖而出。当时的湖广巡抚顾璘一眼就看出此非凡人，将来必成大器。考虑到他年少成名，不免心高气傲，爱才心切的顾璘有意让他多受点挫折，多一些磨砺，所以，故意阻挠，没让张居正中举人。蛰伏三年后，16岁的张居正卷土重来，更加意气风发，顺利通过考试，成为远近皆知的少年举人。当年阻挠他的顾璘亲自解下自己的犀带赠与张居正，并勉励他立志报国，不要只满足于做一个年少成名的举人。
嘉靖二十六年（1547），23岁的张居正中进士，开始在翰林院做见习官。在翰林院，他遇到了对自己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的老师，当时的内阁重臣徐阶。在徐阶的引导下，张居正努力钻研朝章国故，冷眼旁观朝廷内外的政治斗争，暗自积累自己济世经邦的学问，为日后在政坛大展身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嘉靖二十八年(1549)，踌躇满志的张居正上奏《论时政疏》，系统阐述自己的改革主张和施政理念。此前的张居正一直韬光养晦，不显山不露水，自然没有多少人会在意他的想法，寄托了他满腔抱负的奏疏石沉大海。张居正的从政热情深受打击。从此，除了例行奏章应付公事外，再也没有主动上书。嘉靖二十九年(1550)，仕途失意的张居正随便找了个身体不适、回家养病的理由，离开了让他心灰意冷的京师，回到了故乡江陵。
